一直以来有种论调大行其道，即“太平军北伐”是东王借大清之手打击故西王系将领的权争阳谋。若杨秀清果真断定北伐九死一生，他就该任命韦昌辉这个最大的西王余党率军出征，以求“借刀杀人”，毕竟北王北伐名正言顺，而非任命林、李等猛将之流。北伐的初衷是灭清，但整个军事部署确实疑点重重太过冒险，本文笔者就以北伐主力的真实人数为题，说说天京高层北伐决策的迷之操作。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画像
杨秀清（1823年—1856年），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东王，天朝前期执掌权柄的铁腕人物，太平军北伐的实际决策者。天朝施行军师负责制，“虚君”洪秀全临朝不理政，一切号令、军国大政、刑罚生杀等，皆由左辅正军师杨秀清裁决。据林凤祥供词可知，东王最初打算派兵从京杭大运河北上，林、李等人攻破金陵三日后，就奉命攻占扬州准备北伐。因探知清军沿运河重兵布防，太平军才改走陆路。
北伐军主力有九军，实数究竟有多少人，先来看看大清官员的记载：办理安徽防剿的周天爵奏称“所获粤匪杨悰传等供称，正贼不过千人，裹挟虽有两万，号令实不能行”；署理河南布政使沈兆澐、河南按察使林扬祖奏称“连日严讯生擒之贼，据供自扬州逃出不过千人，沿路裹挟至汴梁万余人，亦有称两万人者”；邵懿辰《半岩庐遗著》称“探信有二万余众，遍扎长淮卫两岸之说”。综上，2万余人的说法占主流。
再者，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在河南朱仙镇回禀韦昌辉的军情密信（被清军截获）说“林、李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地点即黄河南岸渡口刘家口。山东巡抚李侩奏说“据曹州府县禀报，贼匪分窜南岸刘家口，不下数千”；沈兆澐、林扬祖奏说“臣等接到抚臣陆应穀来函……贼带兵径赴刘家口，已先派一万人进驻该处”。这五军兵将，大清山东官员称“数千”，河南官员则称“一万”，可与2万总数之说互相佐证，每军人数约在2千出头。
太平天国军服
这2万多的北伐主力构成如何呢。前期太平军主要是广西客家狂热信徒，纪律严明悍不畏死，俗称老广西。因长期转战不断消耗，由桂入湘时，能战兵力在1万左右，后续兵源主要依赖湘、鄂两省，萧朝贵从郴州奔袭长沙时，也就3千精锐。后西王战死，林、李等余部仍为大军先锋，一路从武昌、安庆打到南京，又奉命北伐。北伐九军中，有四军为西王旧部，加上东王调拨的部分精锐，老广西最多不到5千人，约占北伐主力军的四分之一。
来自湖北、湖南的两湖籍士兵，才是北伐主力军的大多数，且多是抽调出来的精锐。后来北伐太平军全军覆没，其中有两点直接影响：“超级兵”老广西更加稀少，在天京事变爆发后，仅翼王麾下有成建制的老广西，一部分成为陈玉成的嫡系班底小右队；北伐军中许多两湖籍的中高级将领或死或降，两湖系在与两广系的争斗中更显弱势，降将以湖北黄安人詹启伦为代表，他于1855年2月13日在河北连镇接受僧格林沁招降，被授予六品顶戴。
据清方报告，北伐太平军初入河南时为2万人，河南沿途增兵至3万，驻军直隶静海、独流时为4万。反观大清兵力，北京城内就有常备军14万9千余；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等马队1万人驻屯京师500里内；全国绿营额兵70多万，陆续征调省兵仅9万7千7百余，虽然粮饷困难，但还不至于无兵可调。而太平天国欲以4万兵力攻取北京，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北伐太平军看似所向披靡，其实都是绕开清军重兵防线左突右奔，始终未与其决战。他们距离北京越近就越危险，粮食、军械、人力、物力都需自筹，一旦断绝就是全军末日。
电影《投名状》清军马队
早在1852年夏，太平军于湖南郴州休整时，浏阳人刘国虞送来“长沙城兵力空虚”的重要情报。杨秀清主张从长计议，萧朝贵则认为机不可失。之后，率3千精锐奔袭长沙的西王不幸阵亡，正是因为小股部队偷袭，一击不能得手，必会陷入敌围九死一生。东王怎能不知孤军深入的风险，但他还不至于让2万余人白白送死，彼时北伐能够缓解天京外围压力，有一丝取胜的可能。总之，太平军北伐就是天京高层一次钻空子、打打看、最失策的军事冒险。
参考资料：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赵尔巽《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