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别的了。”
人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 早期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斯特等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经济增长思想，“二战”之后，人类进入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
“二战”之后最先主导宏观经济学的是凯恩斯经济学，因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但投资主要靠什么，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给出了答案，认为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认为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英国牛津大学哈罗德教授，此人同时也是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哈罗德提出的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哈罗德-多玛模型，因为美国经济学家多玛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模型。
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归结为储蓄，这就引出了其他问题， 储蓄是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到底是多少最为合适？关于这些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了人们的长期福祉。他通过模型计算出了决定经济增长黄金储蓄率水平，菲尔普斯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告一段落。
其实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只可以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增长并不靠储蓄和投资，而是靠技术进步。而且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主要靠资本积累，则会出现随着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最终增长也会停滞，因此将技术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非常重要，这就是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索洛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算方法，他将由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增长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知识、 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 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 “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索洛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将 “技术进步”确定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性因素后，一个新的疑问就随之而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从何而来？这一疑问也造就了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解决的就是经济体系内部是如何产生技术进步的问题。最早解决这一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他提出了“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面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是人才在“干中学”中获得的。阿罗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当时才51岁。阿罗之后罗默也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思想，认为知识的边际递增效应是导致进步的根源，后来卢卡斯也建立了人力资本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2018年，罗默因为内生增长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卢卡斯也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后, 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更大的突破。
如果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那么当今社会日本是一个技术大国，以前每年创造着几乎全球最多的技术专利，但日本为何长达二十年经济停滞？如果说知识与人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为何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与人才，那么为何美国近年开始担忧被中国超越？人类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说是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如说是用极其复杂的模型解释了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而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不完善的，决定经济增长的那个根本性因素还没找到。于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被提出！
第四代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尽快地让“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募集到更多的“创新资本”去支持技术进步的转化，哪个国家可以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创新资本，哪个国家就可以更快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因此在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看来，国家竞争比拼的是“创新资本的募集能力”，最直观的指标是国家的“创新资本总量”，当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开始被另一个国家超越时。这个国家的“创新资本总量”也就开始被另一个国家超越，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会很快被另一个国家超越，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将很快被另外的国家超越。
该理论认为“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和“创新资本总量”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核心。因为各国在基础科学领域都是相通的，基础知识是可以跨国流动的，科研论文是全世界都可以查看的，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应用技术层面的差距，最明显的就是苹果、华为、高通、英特尔、台积电这些世界知名企业，他们也并没有做出多少震惊世界的伟大科学发现，他们的科研人员也并不具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能力，他们只是在应用领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积累而已，而正是这些应用方面的差距才可以真正拉开不同国家的经济差距。
中国在不少创新领域都超越了美国，也不是因为中国在基础科研领域超越了美国，而是中国在科研转化方面超越了美国，因此一个国家基础科研暂时落后并不可怕，科研转化能力强也是极大的优势。
当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聚焦到“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和“创新资本总量” 之后，一个国家又如何才能具备很强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呢？这才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
可以说， 一个国家创新资本的聚集速度是与货币利率因素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是，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与货币利率成正比。一个国家实行较高的货币利率才是导致一个国家的资金向创新领域聚集的核心因素。这也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拥有大量资金的，美国经济总量高于中国，面且是全球主权货币国家，2008年以后更是长期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此美国拥有的资金总量显然也比中国更多，但为何在2019年前后美国创投金的总规模被中国相越了呢？其实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资金并不重要，资金的流向才重要。只有资金流向创投领域，才可以形成创新资本。如果资金大量流入证券市场，只能形成资本泡沫。那是什么决定赏金的流向呢？是货币利率，也可称之为“利率指挥棒”。
资金是在“利率指挥棒”的指挥之下流动的，高利率可以让社会资金涌向股权投资，低利率则有利于社会资金涌向信贷消费和证券投资。一个国家只有在比较高的货币利率情况下，民众才愿意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因为只有高利率环境才可以为投资资金提供高额回报。有了高额回报，金融机构才能比较容易募集到资金，而在低利率下，人们宁可将钱花掉，也不会进行投资理财，或是将廉价资金投入高风险领域博得更高收益。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支持创新的主要是股权投资机构，他们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其他金融机构，也受到金融利率的影响。高利率环境可以让其他金融机构更好地募集资金，这些机构为股权投资机构提供资金，有了资金才可以更好地去支持创新。但归根结底，创新资本的来源是民众的理财资金，因此民众理财资金的流向非常重要。高利率可以将民众理财资金引导到银行或其他类固定收益领域，而非证券投资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现了创业与投资热潮，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利率高，所以中国的金融是非常活跃的。中国提高利率是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的热钱溢出导致的通胀，高利率环境下，中国的股权投资机构募集的黄金总额也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高达万亿级的产业基金支持，中国出现全球最火热的创新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2019年4月数据，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达6975只，管理资产规模为9970亿元。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英文简称KSEC)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数据，在SEC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846只，管理规模800多亿美元。中国创投基金规模已超过美国，甚至接近美国的两倍。而同年发布的《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超过美国，以206家比203家领先。2020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数量和估值居世界第一，分别为217家和9376.9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榜首。
其实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中国和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都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实现的。 在美国，创投也是个非常年轻的行业。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源于里根时代的高利率，但这不是有意为之的，也是防通胀的结果，美国当时的经济背景是滞涨。相反，美国和日本的创新衰落的经济政策背景也是惊人的相似，都是受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之一，日本从互联网时代就开始落后于世界，尽管日本拥有的专利居于世界前列，但这些专利没有创投资金的支持，无法实现产业化，同样一个专利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日本。美国是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是全面落后于中国的，这不是美国的人才不再具有创新精神，而是美国不再有那么多的创投资金去支持他们的创新。相反，中国的头部创投机构很多用的是美元、欧元的资金。
以上提到的“创新资本”主要就是指的应用创新领域的资本投入，不包括国家在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国家竞争的背后的核心是民间的、应用创新资本总量的竞争，政府成立的产业基金如果主要用于产业孵化，不是基础科研，主要是通过民间股权机构投资到具体的项目上，也是创新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金也是导致中国资本总量和独角兽企业数量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的重要原因，但后来随着美国利率上行，我们的创新资本总量被美国反超时， 美国又培育出了比我们更多的独角兽企业，这也从相反侧面印证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