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故意超发货币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只有在战争时期或国家陷极端政治环境时才可能出现。
2008年后,美国实行的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曾经引发金砖国家的大幅通胀，中国当时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建立“蓄水池”。这种做法由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社会媒体将其称为“小川池子”。
美国“滞涨”的发生也有货币超发的因素，但当时美国货币当局是错误运用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少量的货币超发也并不一定会引发通胀， 因为货币要通过供需环节才可以进入实体经济。在经济萧条时， 供需疲弱，少量货币超发只会引发资产泡沫不会引起通胀。因此，2008年之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引发通胀就是如此。而战争时期的货币超发容易引发通胀主要是由政府购买引起的，而非由私人市场的供需引起的。2022年，美国出现了通胀也主要是因为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再加上俄乌冲突等因素所致。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经济几乎每年都会有通胀，但其中原因绝对不像货币学派解释的那样是因为每年国家都货币超发，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每年都有增长， 当经济不增长的时候，就没有通胀了，这类通胀属于“内生性通胀”，本质是“劳动生产率通胀”。劳动生产率通胀是指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工资上涨引起的通胀。
因为内生性通货膨胀的形成原理非常清楚：经济增长→工资升高→用工成本升高→产品成本升高→物价升高。
这种通胀与供需无关，与货币因素也无关，这种通胀是正常经济增长必然出现的现象。所谓经济正常增长是企业产能正常扩张能力之内的经济增长。
经济过热也属于经济增长, 但是不正常的，是指就业饱和之后或企业产能达到极限后的经济增长。 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胀是外生型的，是由资源短缺造成的。
微观经济学里，物价的浮动都与供需有关。 当供给大于需求时,物价下跌；当供给小于需求时，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对应的是价格上升现象，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是因为需求大于供给，这里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确实是因为供给太少，另一种情况就是现实需求太大，供给不上。经济增长过快时，社会投资过于旺盛，企业家为了更多地占领市场，所安排的产能扩张规模要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企业产能的扩张往往伴随着企业的采购扩大，企业产能扩张越多，采购就越多，这会造成基础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如石油、钢铁等价格的上涨，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过程中的通胀都是这样造成的。
经济衰退时，企业投资需求会下降，就会出现供给大于需求。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物价就会出现大面积下降，经济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货币只是计价手段。因为很多产品“供给难度”很大，价格提高也不能马上增加生产，让价格得以重新下降，最终只能是一段时间内的高价格，对外就表现为通胀。
这里比较强调“企业的需求” 经济过热性通胀都是企业需求带动的,而非民众需求。石油、钢铁属于“高供给难度产品”，产能扩张则不是那么容易，一个油田或一个钢铁厂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比较容易产生供给不足，因此这些产品最先出现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是由“供给难度”造成的。因此每一轮通货膨胀都会出现基础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 生产资料的物价上涨在经过一个周期后就会传导到生活资料的价格中，就会反映到“CPI”一消费者物价指数中。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面临的绝大多数通胀是内生性通胀，多是因为经济增长造成的。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以“就业饱和”为界线，将经济分为 “就业饱和”和“就业不饱和”两种状态。市场就业不饱和时，扩大社会需求不会引起通胀;市场就业饱和之后，扩大社会需求会引起通胀。
除此之外，还应该增加两个阶段，分别是“企业未达到产能极限”的阶段和“企业达到产能极限”的阶段。政府投资引起的经济需求如果超出了产业产能极限，就会引起通胀。企业产能极限一般出现在“生产资料”市场，因为“生活资料”市场的产能扩张很快， “生产资料”市场的产能扩张则比较慢，最常见的就是石油、钢铁、农业几个市场，生产周期都很长，不容易扩大产能。
凯恩斯的经济划分非常具有“洞见”，但还是存在一种状态，即“就业不饱和，但是社会总需求已经超出了企业产能极限”的阶段，这时仍然会出现通胀。因此增加一个将“企业扩张极限”作为划分经济阶段的标准更科学。
当然“就业”也是“企业扩张能力”的一种，如果“就业饱和”出现在“企业扩张能力达到极限”之前，那“就业饱和”就是界线。如果“产业扩张能力达到极限”出现在“就业饱和”之前，那“产业扩张能力极限”就是界线。因此，宏观经济会有四种状态，第一种是既没有达到“就业饱和”，也没有达到“企业产能极限”的市场状态，第二种是市场已经达到“就业饱和”，但还没有达到“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第三种是“就业还没饱和”，但是已经到达“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第四种是既达到了“就业饱和”，又达到了“企业产能极限”的状态。
不管市场先达到了“就业饱和”，还是先达到了“企业产能极限”，都不能再扩大市场需求，不然就会引发比较大的通胀。超出产能极限，或是就业饱和之后的经济增长就是“过热增长”。
“外生性通胀”是由经济外部因索导致的通胀，比如自然灾害、资源短缺、内部货币超发、外国货币外溢等非经济自身增长因素导致的通胀。外生性通胀也可以分为生产要素短缺型外生性通胀和货币增多型外生性通胀两种。绝大部分外生性通胀是由生产要素短缺引起的, 真正货币超发引发通胀的情形极其少见，只有在一些战争、经济危机或极端政治条件下才会出现。
“内生性通胀”和“外生性通胀”都不能轻易动用货币政策进行治理。内生性通胀是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不需要治理。外生性通胀则要辩证治理。如果外生性通胀是由于生产要素短缺引起的, 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加快生产要素的供给治理通胀，如果外生性通胀是由货币政策引起的才需要用货币政策解决。
在中国，通胀周期经常体现为“猪周期”，通胀跟“猪肉价格”高度相关，而生猪养殖的产业周期却是与宏观周期不相干的。 “猪肉价格”引起的通胀需要通过产业政策鼓励生猪养殖，放松养猪用地要求，放宽养猪行业的环保限制等方式解决。由粮食价格、房地产价格引发的通胀也应该用产业政策解决。中国近年实行的部分地区房地产“限购”“房住不炒”政策都极大地缓解了来自房地产价格的通胀。
所以，内生性通胀的数值也可以非常容易地计算出来。因为内生性通货膨胀完全与经济增长相关，所以可以一个模型来计算内生通胀情况下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将通胀率等同于劳动成本的增长，并且不考虑企业家的利润等因素。
首先，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为假设进行计算，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一倍，即增长100%，那产出增长也是100%。其次，再计算劳动生产率增长一倍时的劳动成本变化。 当产出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变化，那用工成本增长也是100%的，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用工数量降低一半，所以用工成本只增加50%。所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一倍时，产出增长率为100%, 劳动成本增长率50%。 因为在正常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成本增长率可以视同通货膨胀率，所以内生通胀情况下，通胀率仅仅为产出增长率的50%，用公式表示为:通胀率-GDP净增长率×50%。
在现实中，不仅要计算GDP净增长率，也要计算名义GDP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为GDP净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所以在上面假设中，名义增长率为150%。这样内生通货膨胀率为名义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内生通胀率=名义GDP增长率+3。 然而通胀率并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统计出来的，这样也就为计算外 性通胀提供了可能。外生性通胀率则是统计通账率减去内生性通胀率，也就是说，货币引发的外生性通胀更多是由货币外溢引发的通胀 即：外生通胀率 =统计通胀率一内生通胀
内生性通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也可以称为“通胀一增长定律”，其可以分解为两个定律，第一定律是“经济有增长就必然有通胀”，这背后的理论其实就是劳动生产率理论和经济过热性通胀理论；第二定律是在没有市场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增长就无法形成通胀。第一定律不需要解释，几乎每年、每月的经济情况都在验证这个定律，关于第二定律，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和日本为何实行量化宽松面没有出现通胀的现象。
美国和日本实行量化室松时，虽然增加了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也没有引起通胀。 当然，这是建立在货币超发不太多的情况下，货币超发太多，则属于外源性通胀了。
通过“通胀一增长定律”，还可以得出两个与经济通胀有关的政策建议。第一，有了通胀，不必“紧缩货币”，而是通过“经济降速”就可以治愈。第二，要想形成通胀，必须先形成增长。换言之，要想走出通缩必须先形成增长。第一个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比如中国曾经出现多次因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的通胀，第二个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饱受“通缩之苦”的发达国家提出的。人们虽然警惕通胀，但通缩的危害比通胀还厉害。
那么，美国、日本经济的“量化宽松一无通胀”之谜可解。日本本土经济学家对这种现象给出的解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是指日本经济处于比较长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但日本距离20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破裂已经二三十年了，即使存在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 也早该修复好了。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宽松容易形成通胀，但这一理论被日本和美国的经济现实否定了。日本和美国都实行了长时期的量化宽松，但并没有出现通胀，这一现象传统货币理论是解释不了的，只有量化宽松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需求的扩大，通胀就不会形成，这一理论才可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