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从仪式学上来看，日本“茶禅一味”发展出一套流程完备、需要严格遵守的茶道仪式，而中国“茶禅一味”衍生的茶艺仪式则是由时下情形而变更的。

仪式也可以被称为是“文化表演”（CulturalPerformance），它既是人类社会生活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生动行为，也是系列文化观念的象征载体。

仪式学（Ritology）即是揭示仪式中所内含的诸文化观念，以此达到对某一时代之特定文化体系或社会价值观念的破解。仪式是一系列可以重复进行的活动，仪式长久以来稳定地举行，可以维持其起源时期人们的共同情感，以达到牢牢巩固共同价值或目标之作用；也可以赋予社会生活以合法性与程序性；甚至还可以规范人们的情感表达，使个人情操得到教化。

日本社会中的各种仪式、礼节十分发达，且日本民族对仪式和礼节极具敏感性，甚至有时对仪式和礼节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内容的关注。日本之“茶禅一味”要求甚多、仪式繁杂，不仅对吃茶参禅的环境和茶具有要求，甚至对参与者有语言和肢体要求。日本茶室要求狭小与精致，室外要求有林木、落叶、流水、石井、惊鹿（利用流水和竹筒构成的惊鸟器），入门狭窄，要求参与者俯身甚至膝行进入，企图营造进入世外桃源之氛围，又有断绝于俗世之感。

在茶具上，多采用黑色陶制或釉瓷茶盏，为了追求禅韵，工匠会有意施釉不均，又或任由釉在陶胚上流淌，以此为“自然之美”。此外，参与者在进入茶室时，着装要得体，主人要将茶座、茶具、蒲团、花草、字画等按照要求铺陈；吃茶前客人要谦逊有礼，观赏庭院及室内装潢；吃茶时先行礼，不可高声言语，不可有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需要按照要求进行对话和行动，以达到参禅目的；茶事完毕后，客人要向主人致谢，主人则需要为客人准备诸如雨伞、灯笼（手电筒）等起行用具。凡此种种，皆需依照茶道之礼节规定，精细为之，若有礼法以外的行为发生则被视为不敬和非礼的表现，所有步骤完成大致需要四个小时以上。日本“茶禅一味”在茶禅环境上以各种风物的精妙安排构造；在茶具上以“仿自然”和“伪自然”为制作工艺；在茶禅事上有繁杂和森严的礼法和仪式。

总体来看，日本“茶禅一味”颇具有“人造自然”的特点，企图通过强烈的仪式感，以外化的形式激发参与者内在禅性，使参与者在规范、方正、刻板的流程中更易进入参禅。这些仪式表现出日本社会中包含的森严等级秩序以及日本人循规蹈矩的特征，日本“茶禅一味”仪式的周而复始的举行，固化了其形式和意义的联结，也将日本文化的特殊观念频繁赋予参与者，使参与者获得思想道德情操的教化。

再观中国“茶禅一味”，人们并不拘泥于一套模板式的吃茶参禅，而是根据时地及心境选择不同形式。人们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意情绪下从事茶禅之事，整个过程尊重“自然”“天然”，可繁可简。若论繁琐，可选择山泉之水，在山水之畔，木林之中，采用紫砂或青花瓷茶具，配以悠扬琴乐，以茶悟禅；若论粗简，可选陶土茶具，身居陋室或嘈杂市井，感受闲适自得之心。中国“茶禅一味”在环境上、器具上、礼法上都不存在严苛的规定，是自然的、自由的、灵活的、随性的。

从仪式学看来，中国“茶禅一味”即使没有固定一套的行为仪式，但在茶禅事上仍有随时地心境变化而选择的、大体类似的仪式，表明中国“茶禅一味”具有中国人本质上“道法自然”的观念，其原因可归结于中国儒释道的合流。正是由于儒释道的合流，中国“茶禅一味”不再单纯是茶与禅的交融，也包含了道家推崇的“自然之道”和儒家推崇的“仁爱思想”，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点。

（安根团队摘自李瑾皓：中日“茶禅一味”的嬗变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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