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那可是相当显眼，说白了，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朋党斗争的历史。从夏商周那时候开始，朋党和党争就出现了，一直延续到汉唐，再到明清，始终都很火爆，而且越演越烈，给封建王朝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从宏观角度看，朋党其实就是封建统治者内部斗来斗去的结果。说白了，朋党和咱们常说的政治小团体、派系、帮派、小圈子啥的，其实没啥大差别。大多数的党派之争，说白了就是抢权力、争利益、斗脾气。不过，中国历史上有些因为改革变法闹起来的党争，像吴起、商鞅变法，还有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末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搞的戊戌变法，这些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还算有点进步意义，跟一般的党派之争不一样，咱们得区分开来看。在这些斗争中，哪有什么固定的立场、道德原则可讲啊。就像王夫之说的：“朋党一多，人心国事就像乱麻一样，理都理不清，谁能站出来把它纠正过来呢？好坏没标准，聚散没定数，想要伸张正义，惩治错误，定个是非标准来引导大家，智谋不够，勇气也没有。”历史上很多明白人都觉得，朋党就是导致中国历史动荡的一个原因。
但在某些特定的时代，党派之争也分明了正义与邪恶。有些正直的士大夫，为了拯救国家，会站出来和坏势力对抗。他们反对宦官独揽大权，希望整顿官场，改革旧制，推行新法，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比如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北宋时的新党和旧党之争，还有晚明时期东林党和复社反对阉党的行动，这些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地否定它们，得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公正的评价。
中国古代的拉帮结派现象由来已久，一直持续不断，时间跨度特别大，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历史。拉帮结派和党派斗争，那可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大话题。
说到“党”，咱们现在通常指的就是“政党”。不过，你要是翻看中国的老政治账本，会发现里头讲的是“朋党”，而不是政党。
就算从民国时候起，政党就变成了政治上的主要玩家；可实际上，权力斗争的背后，多半还是那些“小团伙”在较劲——虽说它们都是想分杯羹，但政党那一套，讲的是现代政治文明里的妥协和智谋，小团伙呢，就是老一套的专制玩法，靠派别、关系、私利、小圈子来争权夺利。
中国这两千多年来，历史上一直有着治乱兴衰的循环，而朋党之争也始终存在，无处不在：无论是哪个朝代，总能看到各种派系争斗不休。这些争斗往往伴随着权力的起伏，影响着国家的命运。有时候，一个强大的朋党能掌控朝政，让国家走向繁荣；但更多时候，朋党之争会导致政治动荡，国家陷入混乱。这两千年来，朋党之争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始终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它隐藏在朝堂的暗处，通过阴谋诡计来争夺权力；有时候，它又明目张胆地展开，让朝堂成为战场。但不管怎样，朋党之争都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与朋党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了解这段历史，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朋党之争的背后故事。
在中国，那些最聪明的才子，往往都会被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里。就拿北宋末年来说，许多天才的命运都跟着党派之争起起伏伏。除了像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党派的核心人物，还有很多人，就像苏轼那样，一辈子都被党派斗争给害苦了。党派斗争不仅毁掉了他们的才华和好运，还把他们想要改变社会的政治抱负也给吞没了。
中国许多关键制度的建立或废除，多半是为了防止拉帮结派。独裁的领导者希望所有人都能全心全意围绕自己，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小团体、小圈子。所以，“结党营私”历来是个大忌讳。就拿朱元璋来说，他直接废除了丞相这个职位。再看清朝，官场上有回避制度，还规定宦官不能插手政务，这些都是为了打击拉帮结派。不过，明清时期的党派斗争却从没断过，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为啥统治者不管怎样改动、怎样打压，都挡不住“小团体”的出现呢？这些小团体，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国老是陷入历史怪圈，治了又乱、乱了又治的“罪魁祸首”？还是说，小团体这事儿，对我们来说，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式了？
朋党之间的斗争，说到底就是争权夺利、赌气较劲，根本谈不上什么固定的立场或道德准则。拿道德去衡量这种党派间的争斗谁对谁错，压根儿没用——毕竟，不管你的政治梦想有多美好，道德立场有多高，到最后都可能变成互相指责、互相打压的工具，变成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拉帮结派”是权力集中时，人们常走的一条路。只要权力运行不公开透明，大家最后往往都会形成小团体：皇帝权力大时，朝廷大臣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抱团取暖，守护自己的好处；皇帝权力小时，就连皇帝自己也得找人结盟，这就成了皇帝一派。还有皇后那边的势力、太子的人马、各路王爷的圈子、太监的团伙……全都是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