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札记

1974年，我中学毕业。当时伯父在供销社工作，吃供应粮，我的户口在他家，也住在镇里。毕业后，我唯一的选择就是下乡。当年8月份，我和同行的知识青年一起来到了舒兰县天德公社徐家大队第五生产队。和别人不一样，这里其实是我祖辈居住的地方。

队长的苦衷

当时的天德公社是吉林地区出了名的后进社，被人称为“天德天德，人穷地薄，房上没草，家雀没窝”。徐家大队也由原来的米粮仓，变成了大草荒。但那年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农村是天，天高任鸟飞；农村是海，海阔凭鱼跃。”这句话激励我立志要“脚踏黄土地，顶起一片天，艰苦创新业，改造旧河山”。

农村“撸锄杠”的生活很艰苦，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春耕和铲趟时节要做到“早晨三点干，中午嘴嚼饭，晚上看不见”，打场送粮时起五更爬半夜更是艰辛。我和大家一样不怕吃苦，不怕挨累，各种农活都干得很出色，不到半年，就被公社抽出到更落后的云家大队搞路线教育。我们这个小组共7个人，有大队团书记，有教师，有集体户长，多数是知青，我当组长。公社要求我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吃饭是吃百家饭，就是从村西头的一家开始，往村东头轮，轮到哪家吃在哪家。一顿饭是一角钱，四两粮票。我们住在生产队的两个社员家，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组织社员开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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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自己刚出茅庐，一身学生腔，办事只凭3分钟热血，不会从实际出发。一天，工作组成员知青小吴向我反映，说第1生产队过去搞过瞒产私分，就是向上少报粮食产量，私自分给社员，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其实这件事大队早就知道，我也听别人议论过。那时“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地里不打粮，社员吃不饱、饿得慌。加之去年队里又来了一个集体户，一下增加了十多个知青，和社员争饭吃。社员们也实在没办法，就鼓动队长多分了点儿粮食。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是工作组成员反映的，不能不重视。一边是大是大非问题，一边是老百姓没粮吃，我当时没了主张，只好开会研究，最后在小吴的坚持下，还是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决定把这个队的队长撤职。队班子散了，没有人当队长，选谁谁不干，领导就决定让我兼任这个队长。

我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又人生地不熟，真是赶鸭子上架，只好硬着头皮干。在后进的村子当生产队长确实不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计划生育、生猪收购、鲜蛋收购等工作，在别的地方可能好做一些，但这里难度就大了。队里贫穷，要啥没啥，由于观念陈旧，人口超生现象严重。因为工作，我经常被上面批、挨下面骂。组织社员出工，得先帮助社员借粮；应付上面检查，得先挨家挨户作好

动员。样样工作都得亲自组织，事事都要亲自去做。后来公社决定让一个大队副书记兼任这个队长，我才算脱了身。

知青的难处

“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当时是很时髦的一句话，被喊得震天响，让人心潮涌动，热血沸腾。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我坚持“大干了还要再大干”，工作有了新进展。1975年，我被调回徐家大队做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党支部分工我负责知青工作。知识青年小赵是出了名的“假小子”，泼辣、能干，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一次，有个生产队长反映个别知青调皮捣蛋，不务正业，偷鸡摸狗，附近老百姓家经常丢东少西。我问小赵副主任，她一笑了之说不知道，然后两眼一瞪，暗示我知道了也不能说。我很留心这件事，经常到两个集体户走动。

1976年春天，我到第五生产队集体户检查，发现西屋的怪味很大，走近土豆窖感觉味更大，用铁锹把土挖开，里面全是鸡毛，狗皮，我这才知道社员家丢的鸡鸭鹅狗是这里两个知青干的。有时他俩趁别人下地干活，杀鸡宰鸭：有时晚上去别的屯子抓鹅偷狗。他俩偷狗有一套业务，用一根绳子拴上铁钩子，钩子上放上黏豆包，瞄准了哪家的狗，往下一扔，狗上去就是一口，豆包黏在了狗嘴里，钩子也挂在狗的上牙膛上，狗就乖乖地跟着走。他俩吃完狗肉后也给大家留一

些，别人也心知肚明。那年月，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饱喝足了，肚子不亏了”，就叫万事大吉。

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我对他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没有声张，把问题压下了，然后组成了帮扶对子，让小赵副主任负责做好他俩的工作。

冬天，我到一个集体户里，感觉屋里特别冷，打开炕板，里面竟全是霜，一问才知灶坑不好烧，柴火湿，轮到谁做饭谁也不愿意多烧火，大家就这么对付。中午吃饭的时候，什么菜也没有，就是大酱和咸菜。虽说当时农民也很苦，但知青比农民还苦。又走了另一个集体户，也基本这样。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召开大队班子和贫管户长会议，做了自我检查，拨出了大队仅有的资金，去群岭林场拉了木头，解决了烧柴问题。然后动员社员拿出一些干菜，解决了知青没菜吃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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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烦恼

徐家大队这块贫瘠的土地可谓是一穷二白，为了改变这种面貌，大家想尽了法子，先后打了几眼机井都没有成功。正赶上上面要求学大寨修梯田，大家更怀疑是否可行。但“军令”如山，从上到下非修梯田不可。修梯田有个说法，叫做“开膛、破肚、回填”，就是把黑土层拨开，把高处的黄土挑到低洼处，然后再把黑土填在上面。但是实际干起来却不是这样，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完不成梯田任务就是学大寨的绊脚石、拦路虎，要被批着干、赶着干、斗着干，所以为了

赶进度、抢任务，人们把高处的黄土直接填到了低处，破坏了士壤层。用社员们的话说就是，“平地打个梗，瞎了三条垄，群众憋着气，干部挨着整”。上头组织修梯田都是大兵团作战，大搞形式主义，梯田尽量修在公路两旁，知识青年们大都争着表现，一心要当大干社会主义的新愚公。小赵副主任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挑土时扁担都压折了，当天只好用两手拎两个土篮儿继续大干。休息时她组织大家唱歌，工地上歌声此起彼伏：“毛主席号召咱农业学大寨，咱就把学大寨的热潮高高掀起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梯田倒是修成了几块，可第二年雨水下来时一冲，很快垮了，地表层面也破坏了，不但没有高产，反而减产了一二年，给贫穷的农民增添了很多烦恼，只好把梯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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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在农村叫“扎根”，回城叫“拔根”。有立志“扎根”的，与天斗，与地斗，风里来，雨里去，是很艰辛的，但有时却帮了倒忙。那时候刮起一股风，要求营养钵育苗种苞米，这种做法不科学也很不现实。到春耕时大片的土地都那么干，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劳动力，操作起来肯定不行。可上头有精神，要利用冬季组织男女劳力、中小学生白天黑夜编营养钵，而且有数字要求。我硬着头皮顶着，要求只走走形式。可小赵副主任认为我保守，在她包的生产队里动了真格的，组织家家户户编了很多，挂满了房前屋后，受到了公社的表扬。到了春耕时节，人手不够，把她急得团团转，我叫别的小队分担了一些，但还是用不完。最后她怕被上面检查发现，只好让人把营养钵都集中到一起，埋在地沟里了，弄得社员怨声载道。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考上了地区轻工业学校。小吴和其他知青也先后被抽回城里，小赵副主任也没有“扎根”，最后抽到了化工厂工作。他们在工厂比在农村强，干得都不错。偶尔我们也聚一聚，一起追忆昨天，珍惜今天，畅想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