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印象中，和尚的形象应当是慈悲为怀、超凡脱俗的。然而在元代，除了济世救民的高僧之外，还出现了一群横行无忌的和尚。他们一直在作乱，却几乎从未被处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堪称元代版“张三”（“法外狂徒”）。

释迦牟尼佛。来源/故宫博物院

《元史》中记载了两桩震动朝野的案件：

“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时仁宗居东宫，闻之，亟奏寝其令。”

这两桩案件都发生在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所谓“西僧”，一般指的是当时的藏传佛教僧侣。在第一桩案件里，西僧欺压市民，还用大木棍殴打前来主持正义的朝廷官员；而在第二桩案件中，十八名西僧将皇帝的妃子从车辇上拽下来，按在地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

更加荒谬的是，明明大臣的奏章都已经送到案头，元代皇帝还试图“冷处理”，毫不掩饰地偏袒西僧。有句歌词唱得好——“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于是西僧愈发张狂。闹到最后，连太子都看不下去了，多次上奏请求处置西僧：

“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此法昔所未闻，有乖国典，且于僧无益。’”

不仅如此，元代还出现了一些和尚打家劫舍、淫虐男女的案件。《元史》记载：

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

这一次的案件可不止于打架斗殴了，而且其频率之高、次数之多，已经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且，根据《元史·刑法志》的记载，“金字圆符络绎道涂”只有在边防紧急时才能起用：

“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若滥给者，从台宪官纠察之。”

这样重要的物件却被西僧拿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不可不谓之滥用。更不用说西僧还拿着它劫虐百姓，将当地治安弄得一团糟。也难怪西台御史李昌要给皇上递折子了。然而不幸的是，李昌的奏折落到了西僧必兰纳识里的手里。必兰纳识里因为“代帝出家”，又博闻强识，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倚重，拥有处置政务的权力。他自然要维护西僧的利益，于是将奏折压了下来，并未使之上达天听。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元代和尚凭什么这么“狂”？对于这一类的案件，皇帝最终是怎么处置的？在之后，元代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约束和尚？

影视剧中和尚形象。来源/电视剧《忽必烈传奇》截图

放眼整个元朝的历史，统治者对宗教徒的纵容由来已久。

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长生天（蒙古族的天神）高于一切并统治一切，万事万物都依据天命来运行。蒙古人离不开宗教信仰，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他们的一切生产活动，小到生产生活，大到国家政策甚至是政权更迭，无一不渗透着宗教的痕迹。蒙古巫师被称为“孛额”，译为“师公”“师巫”，即男性萨满。有了萨满，蒙古族人就能与神沟通，根据神的旨意来行事。

“大朝传说——成吉思汗与黄金家族的风采”特展中的萨满法服。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因此一直以来，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态度都是容忍和包容的。元代皇帝们不仅给予宗教领袖极高的政治地位，允许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更明发诏书保护宗教徒的利益。元成宗在《优礼僧人诏书》（原文为藏文，此处采用汉译本）中规定：

“从今以后，管领部落之官员和百姓们，应遵释迦牟尼教法，再不得欺凌僧人，不得践踏寺庙和寺院，当心侍奉着。为侍奉西番之僧人，忽必烈皇帝在位时，军犯营中有一名马明之人，因拉执僧人衣领，受到重罚。今后，如有俗人以手犯西僧者，断其手；以言语犯西僧者，割其舌。”

这里所规定的刑法，正好与前文中《元史》记载的“殴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断其舌”相呼应。正是因为这种残忍的、血淋淋的刑罚，才使得元代百姓和官员（尤其是汉人和南人官员）在受到西僧欺压时敢怒不敢言。除此之外，元代皇帝还下诏保护寺院的经济利益，禁止其他势力侵占寺院的田地、屋舍等财产。种种优待之下，僧人的地位在元代被提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佛教呢？又或者说，整个元代有那么多僧人，为什么被偏爱的是西僧？

元代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的偏爱，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毗卢遮那佛像，此像是保存有较多帕拉风格特征的早期藏西造像的代表作品。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很单纯。在他们的眼中，宗教约等于萨满教，基本没有其他宗教来“乱入”。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原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极其复杂，仅门类就有道教、佛教等多种，更别提每一种宗教内部还有无数个派别。

然而，成吉思汗领着军队一路向南打，猝不及防地遇上了全真教。

成吉思汗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与偶像剧中冒着粉色泡泡的美好邂逅不同，全真教之所以得到成吉思汗的关注，完全是因为占据了地理优势。全真教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北方地区，成吉思汗的军队想要南下，就必然会先遇上全真教。就这样，全真教“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获得了大蒙古汗国的青睐。在成吉思汗的眼里，全真教宗师丘处机是一个功德圆满的“大萨满”。他很敬重丘处机，不仅让丘处机管理天下道教，还对丘处机说：

“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着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只你识者，奉到如此。”

此时的成吉思汗，还在用混沌的眼光看待中原这片广阔、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土地。

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元朝政权。很快，他便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从前只用考虑如何打天下，如今却要学着如何治理天下。辽阔的空前舆图、多元化的民族、纷繁复杂的教派、“不服管教”的教民……太多因素杂糅在一起，使元代的宗教局面乱成了一锅粥。

用今天的玩笑话说，蒙古族是一个“偏科”的民族，他们善于行军打仗，却在治理国家时频频处于“挂科”危机。

《元世祖出猎图》。来源/节目《国宝档案》截图

更让人痛苦的是，“治理天下”“宗教管理”都是必修课，挂不得。

形式如此严峻，犹豫就会败北，为了守好这座江山，元朝统治者们不得不来一场“考前恶补”，开始着手了解中原的宗教体系。

单就佛教一门而言，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教派和教众的问题。

到元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除了中国本土的宗教徒之外，西域和日本僧人也大量涌入中原，有些沿着从前的丝绸之路摸索而来，有些来自蒙古国的附庸国。他们混杂在中原本土的人口中，信仰着不同的教派，使得元代的佛教徒组成更加复杂。这些教派时不时会发生点儿摩擦，尽管大部分摩擦都只是口舌之争，可难免有时也会擦枪走火，引发社会治安问题。

于是，忽必烈想，他首先需要一样得力的统治工具。这样工具不仅要能适用于广袤的舆图，更要具备极强的控制力，以保证人们不得不遵从。寻找的过程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他就找到了答案。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登上了大汗之位。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尊吐蕃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并命令其创制蒙古文字。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圆满完成造字任务，忽必烈下诏将新字“颁示天下”，将其作为蒙古国的官方通用文字。八思巴逝世后，忽必烈追封他为帝师，赐号足足有三十八个字。八思巴成为了元朝的第一位帝师。至此，藏传佛教不仅获得了高于其他宗教的政治地位，而且占据了文化的高地。

八思巴文虎头银符牌。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可是，蒙古国最先接触到的不是道教吗？为什么最终胜出的是佛教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项重要的活动——廷辩。所谓廷辩，即朝廷召集不同教派的教众，让他们相互辩论，最终决出高下。金元之际，发生过多次大型的廷辩，最终的结果都是佛教获胜、道教落败。佛教在廷辩上的胜利也提升了僧人、尤其是西僧的地位。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廷辩发生在宪宗八年（1258）。

这一次廷辩的起因在全真教。仗着成吉思汗的青睐，全真教不仅侵占佛教的土地、房舍，更是大肆刊刻《老君化胡成佛经》等伪经。《老君化胡成佛经》声称释迦摩尼是老子的弟子，本来就是道教为了贬低佛教而作的经书，如今流传四方，佛教当然要跳起来反对。于是僧人们上书元宪宗，请求与道教展开廷辩。

而在参与这场廷辩的和尚中，就有当时还年轻的八思巴。八思巴才思敏捷，在廷辩上大放异彩，成功拿下了最终的胜利。在这次廷辩之后，道教的势力逐渐衰弱下去，在之后的廷辩中更是屡屡失利。尽管靠着“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握住了先机，但道教并没能守住自己的地位，慢慢地被政治边缘化。

再看佛教这边，不仅夺得了宗教话语权，更是进一步赢得了统治者的欢心。同时，藏传佛教在廷辩的胜利中厥功甚伟，顺利吸引了统治者的目光。再加上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思想内核有许多相似之处，西域僧又和蒙古族一样属于“外族”，因此，在众多的佛教教派之中，元代统治者倒向藏传佛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就这样，藏传佛教不仅打败了其他的宗教，更将佛教其他教派给比了下去，成为元代统治者心中的“最优选手”。“西僧”因此受到统治者的特别优待，心安理得地当起了“法外狂徒”。法律给予的优待他们全盘笑纳，法律禁止的他们也照做不误。

当不公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矛盾终将爆发。面对西僧的欺辱，人们奋起反抗，大臣们也开始递折子，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提到的几桩案件。

然而案件是发生了，判决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在西僧殴打大臣一案中，朝廷的处置是西僧“遇赦竟免”；而在西僧殴打妃子一案中，尽管《元史》并没有记载最终的判决，但根据太子和大臣们的反应来推测，大概率是维持原判，不对西僧们进行追责。至于《元史》中记载的欺男霸女案，更是在西僧的相互包庇中被隐瞒了下来。

于是人们悲哀地发现，在元代，西僧的地位是全然不可动摇的。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元朝统治者根本就不愿意制约西僧。政为乖政，则民不聊生。终其九十余年，元代下层人民始终生活在西僧的阴影之下。

元铜释迦牟尼佛像。来源/浙江文物局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为祸四方的西僧并不能代表整个西僧群体，也有不少西僧行善积福，兼以济世。同为西僧，一部分人恃权势行凶，另一部分则泽被天下，只是因为二者的选择不同罢了。这样的差别令人叹息——当政策与律法无用时，道德便成为了最后的底线。

直到元朝覆灭，明朝建立，西僧横行霸道的现象才渐渐减少。失去了统治者庇护的光环，他们不得不转过身，汰劣存优，重新融入到普通的民众之中。

参考文章：

《元史》，中华书局，宋濂等编撰。

《元史类编》，邵远平，席世臣撰。

《元书》，曾廉撰，宣统三年板藏。

《新续高僧傅四集》，严修撰，癸亥秋七月北洋印刷局检字。

《书史会要》，陶宗仪撰，徐永明、杨光辉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易璟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