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九族”，一个听了让人不禁胆寒的名词，作为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残酷刑罚而广为人知。所谓的“九族”，涵盖了犯罪者的父系、母系和配偶系家族，具体包括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和妻族两代，统称为九族。然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面对如此广泛的惩罚范围，那些被牵连的族人为什么不设法逃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诛九族”制度的形成讲起了。其实株连制度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早。夏商时期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制度的雏形，《尚书·甘誓》中记载了夏启讨有扈氏的军令状，其中写道，发生战事而不遵号令者，或私逃叛敌者，一旦被拿获就需连同其父其子一并受刑处死。

夏启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提出了“夷三族”的刑罚，这一制度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所记载：“（文公）二十年，法初有夷三族之罪”。关于“三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亲属，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在汉代，张晏对《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提出，“三族”指的是“父、兄弟及妻子”。而东汉的郑玄在对《周礼》的注解中则认为“三族”是指“父、子、孙”。三国时期的如淳在《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及妻族”。历史上就有名人因犯下重罪而遭受“夷三族”的极刑。

例如，秦末时期被处决的丞相李斯“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很明显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受害者。汉朝初期，刘邦为了稳定人心，一度废除了“夷三族”的刑罚，但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株连制度逐渐变得更加系统和完善。比如曹魏时期，按照《晋书》记载：

“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以严绝恶迹也。”

这一条算是正式规定了“夷三族”的规模，对这一刑罚的具体对象进行了明确。特别是，已婚妇女被排除在“夷三族”的范围内，她们仅因夫家的罪行而受株连，不再因父母的罪行而受牵连。这一改变有效地限制了“夷三族”刑罚中被处决的人数。到了西晋时期，“夷三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那时，被判“夷三族”的罪犯中，父子同族的男性成员无论年龄大小仍会被处死，但女性无论婚否都不再被处死，而是被降为奴婢。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夷三族”的规模又有所扩大。南北朝时期，北魏发生了“国史之狱”事件，导致出身清河崔氏的重臣崔浩遭受了“夷五族”的严惩。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

“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隋唐时期，法律体系正式确立了“十恶”罪行的标准，其中只有犯下“大逆”罪者才会遭受族刑。这一标准也成为后世施加株连族人罪名的基本依据。比如历史上的杨玄感就被诛了九族。《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不过这件事也导致杨广的声望受到重大打击。唐代继承隋朝之后，李唐王朝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按照《唐律疏议》规定：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也就是说，家中15岁以下的男孩会被免除死刑，以保留家族的血脉。

唐律疏议。来源/中国法院博物馆

宋元时期，这一制度基本上得到了沿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口头上强调“严刑峻法”，但在成文法律中并未明确出现“诛九族”的条款。

而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方孝孺的“诛十族”。不过此事也有争议，《明史》中只记载 “以祖宗之怒......四肢城令杀孝友弟孝儒，章奏而死”，并未提及所谓“诛十族”。这个说法更多来自民间和一些非官方的记载，这可能是因为方孝孺案中被牵连处死之人众多，使得人们相信确有其事。

然而，其实不论是明代还是清代的法律条文中，都找不到“诛九族”或“诛十族”的正式法律依据。可见，所谓的“诛九族”更多情况下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命令，而并非成文法律的一部分。

方孝孺“诛十族”剧照。来源/电视剧《洪武三十二大》截图

动辄打击面如此之大，自然会引发人们的疑问：那些即将遭受处罚的人就不能在被杀之前跑路吗？然而事实就是，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古代社会的通讯手段远不如现代发达。在那个没有广播、手机、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消息的传播非常有限。因此，当家族中有成员被判处株连之罪时，远离家乡的亲属很难及时得知这一噩耗。相比之下，朝廷命令的下达速度可是快得很。早在秦代，中国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驿传”或“邮驿”来为朝廷传递文书、转运物资，而且官办官用。到了汉代，“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善，设立了“邮、亭、驿、传”四个级别，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为了保证消息传递的速度，邮传人员必须以最快速度传递消息，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唐律疏议》规定：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

“驿使图”壁画砖。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由于朝廷对消息传递的严格掌控，一旦有人要被“诛九族”，那么京城中的亲属肯定首先会被控制，随后，朝廷的命令会通过高效的邮政系统迅速传遍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京城中有人想要提前通知远方的亲戚逃跑，也很难在时间上抢得先机。往往等到消息传到远方时，那些远房亲戚们已经无法逃脱。以李善长为例，他在被抄家之前，就没有任何消息流露出来。李善长是当时的重臣，文官集团的领袖之一，且以精明能干著称。即便如此，他也无法提前得知消息，提前做出应对。

此外，即使有人在搜捕中侥幸逃脱，他们也很难找到愿意帮忙传递消息的人。因为在株连制度下，任何帮助传递消息的人都可能成为被诛杀的对象。对于这点，《唐律疏议》中规定：

“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别说给犯人通风报信了，就是传递重要消息时不小心泄密都可能面临死刑，轻者也可能被判处长达一年半的徒刑。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传递消息，以免招致杀身之祸。

即便有人历经重重困难，成功躲避追捕逃出京城，并设法通知了其他亲戚，他们也必须在官府的逮捕令到达之前逃离。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实行的“保甲法”制度下，如果一个人犯罪，而周围的邻居知情不报，他们也会遭受与罪犯相同的惩罚。牵连的邻居数量可能多达十户。在这种连坐制度的威慑下，很少有人敢于对抗官府，包庇或掩护犯人。

此外，即使这些“亲属”能够侥幸逃脱，他们也会面临另一个问题——难以逃远。明朝就规定了“离家百里者”必须有当地政府授予的“路引”。没有这个通行证，无论逃到何处，都会被拦截并接受仔细盘查。而且，假借路引并非易事，以明万历年间刑部侍郎吕坤设计的路引为例：

“要求若州县为远行，照得本州县某百户某人，年若干岁，身长几尺，无须有须，方面亦或瓜子脸，面白或黑或紫等色，有无麻疤……”

可见路引对持有人的照相式文字描述非常详尽，假借路引的难度很大。

明缎地刺绣“路引”袋。来源/南京博物院

就算真有哪些“亲属”神通广大，能够巧妙地规避追捕，准备周全，他们也仍然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逃往何处？

在古代，人们通常按照族群聚居，一个外来者的突然出现很容易引起当地里长或宗族的怀疑，甚至官府也会派遣人员进行调查。一旦被拦截并确认身份为逃犯，他们将被立即拘捕并送回京城。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安全，逃犯甚至可能被当场处决。当然，也可以选择逃往荒郊野外，但在古代尚不健全的治安环境下，不被盗匪杀掉就已经烧高香了，更别提外面的野兽会不会把他给“生吞活剥”了。

不过，也并非完全逃脱不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和名爵的人，在面临此类重罪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能够为他们带来生机。西汉时期就规定这类死罪可以拿爵位和钱豁免。到了魏晋时期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晋书·文帝纪》记载：“成济弑君，大逆不道，千刀万剐，诛灭三族！”然而《晋书·荀勖传》却又记载：“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

钱镠铁券，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可见有很多人就算是被判了“夷三族”之罪，也有获得豁免的机会。最典型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北魏 “国史之狱”事件，清河崔氏崔浩既然受到了“夷五族”之灾，那么到了唐朝时期怎么又冒出来那么多清河崔氏名人，如崔群，崔颢，崔元综，崔国辅……可见虽然是导致灭顶之灾的“夷五族”之罪，依然还有很多人可以得到豁免。这么想来，“诛九族”应该也是同理。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株连罪的反对声音不断增强。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法学界开始着手修订传统法律，以期与现代法制接轨。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下，1911年修订的《大清新刑律》正式宣布废除连坐制度，至此，这项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残酷刑罚，正式被废止了。

参考文章：

【1】《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

【2】《晋书》 房玄龄 中华书局。

【3】《资治通鉴》 司马光 中华书局。

【4】《唐律疏议》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 中华书局。

【5】《明史》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郭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