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城外，即将即位成为嘉靖皇帝的朱厚熜一行人从哪个门进城，成了一个问题。

按照礼部的安排，朱厚熜将从东华门进宫，居文华殿，接掌大明皇位。但嘉靖拒绝了，因为从东华门进宫——这是太子的礼仪。群臣是希望朱厚熜先当太子，再继承皇帝，如此承袭的是明孝宗的大统。这个小把戏被进士出身、精通礼法的兴献王府长史（秘书长）袁宗皋所指出，朱厚熜随即表示：“大行皇帝遗诏是嗣皇帝位，不是来当皇子的”。按照《实录》记载，这句话是前一天在京郊良乡歇息的时候，朱厚熜在看完礼部拟定的仪式程序后说出的，原文是“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显然在前一天朱厚熜一方就发现了问题，并明确了自己的应对之策。

嘉靖帝全身像。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天位不可久虚”，自然不能一直僵持，太后作为裁决者，依了朱厚熜，要求群臣直接启动劝进程序（明朝皇帝在程序上是群臣推戴的，劝进三次，前两次拒绝，第三次勉为其难同意）。

这样的场面，对于熟读史书的人而言，很容易想起1700年前大汉京师长安城外的一幕。

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一行到达长安城外渭桥。周勃带领众臣拜谒称臣，代王也下车回礼。这时候周勃上前对刘恒说“愿请间言（希望和代王说几句悄悄话）”。

政治试探从来都是以不经意的形式出现的。考验快速反应能力的时刻到了，既要体面又要理直气壮，做到屈在彼不在我。代王亲信宋昌马上说：“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如果说的是私事，王家不谈私事。”周勃妥协了，下跪，献上天子玺符。

随即，代王下令，有关朝廷事务（公事），去城内代王府讨论。再一次把握了主动权。

影视剧中，时为代王的刘恒。来源/电视剧《大风歌》截图‍

很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各方面的大臣开始劝进。

熟读史书、又有多年管理王府实际经验的袁宗皋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聪慧的朱厚熜在进京的路上不可能不恶补空降皇帝的历史经验。角色代入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可以举一反三。

朱厚熜接着研究汉文帝，找到更多共鸣。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长安的权力出现真空，迅速引起权力重组。这一过程以铲除诸吕开始，确立新的帝王是功臣集团的第二步动作。

之后，朝廷使臣（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派的人）去了代王封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代王。至于代王，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更早知道也有可能。

汉初的藩王和后世不一样，代王属于实封，代国有土地、有民众、有军队。刘恒从封王之国到现在已经十六年，在与匈奴长时间的作战中有了自己可靠的班底。

对于这样的大事，自然要和自己的亲信班底会商讨论。会上畅所欲言，郎中令张武明确指出：“汉朝廷的大臣都是高祖皇帝时的大将，熟悉兵事，且多诡诈，他们的意图应该不止这些，只是畏惧高皇帝、吕太后的神威而已。而且最近杀了诸吕、喋血京师，现在他们迎大王登基这事靠不住，我的建议是称病不去，静观其变。”

中尉宋昌说：“秦末诸侯并起，豪杰拥兵的不下万人，最后是刘家卷出来，天下对这点是非常服气的；刘氏为王，宗如磐石，依然是当下最强的实力；汉家的法度是得民心的。吕后虽然布置严密，可身后很快就被‘安刘’之名而诛，群臣没有‘安刘’的名分也成不了气候，他们应该是真心拥戴大王，不用担心。”

都是对形势、实力、人性的综合分析，在关系到未来命运的重大事务上，没有人打马虎眼，更没有外行的片汤话。代王刘恒并没有当场表态，在后续的日子里，他咨询了母亲薄太后，并进行了占卜。重大事情的决策中，人穷尽所有可能并不意外。初步确定后，代王刘恒才派舅舅薄昭前往长安打前站。等薄昭在长安拿到准确信息后，代王才决定启程。

影视剧中的汉文帝形象。来源/电视剧《美人心计》截图

在群臣推戴登基后，代王刘恒进入未央宫，正式成为汉朝的新一任皇帝。登基后最紧急的就是人事安排，藩邸旧臣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最关键的驻军与近卫权限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之后，对铲除诸吕定性、褒奖功臣就属于大书特书的地方了。

嘉靖时没有像汉文帝时代那样的血雨腥风，这是权力结构决定的。但此时的京师也不是风平浪静，明武宗去世后，驻京的边军和亲信将领江彬都属于被怀疑的对象，杨廷和与王琼等联合起来将边军外调并捉拿江彬。嘉靖进京后，对于自己继嗣继统、父亲兴献王的定性、母亲入京的待遇依然是个大问题。

更背的是，在王府呆了近三十年、几个月前还义正词严的袁宗皋在进入内阁四个月后就病逝了，其他藩邸旧臣可以安排在司礼监、锦衣卫，但内阁与六部是实打实没自己的人了。空降皇帝嘉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他急需新的支持。相信此刻嘉靖对汉文帝更有共鸣。

不动声色与大张旗鼓有时候是一回事，都是为了改变孤家寡人的境遇。

皇位可以空降，但皇位从来不是坐上去就万事大吉了。政治的旋涡更不可能停止一刻，虚君还是实君都是事在人为。在代地经营多年的代王显然不是要做虚君，从各路诸侯手中拿到权力才是题中之义，做法又得自然而然。

文帝二年十月下“令诸侯之国”诏，要求列侯离开京师，回到自己封地。理由是“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效果有限，第二年十一月再次重申“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史料有限，我们不知道文帝怎么说服了周勃，可以确定的是，周勃作为榜样的效果是明显的，长安的功臣集团分散到了各地，周勃的号召力也就没有施展空间了。王国中的侯也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抓住一根头发牵动一把头发，一举多得。

文帝在削藩上面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贾谊建议要削藩，并提出可行性方案：众建诸侯少其力。汉文帝很认可，并且要采用，但不能直接用。

汉文帝削藩后的诸侯国分布形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仅存的亲弟弟，既要展现君王的宽厚仁义，也要实现削藩的目标。

汉文帝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弟弟特殊的眷顾。淮南王与汉文帝在塞上苦难之地多年历练不同，他是一位长于深宫中的王子，心思与心智并不会太过复杂。很快就恃宠而骄，变得跋扈，多次违反朝廷法度，甚至擅杀功臣辟阳侯审食其，汉文帝因为亲弟弟的缘故，多次赦免了他。这就造成了淮南王的进一步骄纵。淮南王之后，“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在文帝六年，刘长谋反。丞相张苍等议淮南王罪名为“欲以危宗庙社稷”，判定弃市。汉文帝不忍，要求二千石以上官员全参加，进行讨论。

扩大会议有43人参加，一致认定刘长谋反，要求依法严惩。汉文帝依旧不忍惩处弟弟，提出赦免死罪，废其封国的方案。丞相张苍在此基础上提出迁徙淮南王至蜀郡的方案。

汉文帝依旧爱弟弟，要求沿途各地做好接待，做好保障。淮南王年少气盛，在路上绝食而死。文帝知道后，非常伤心，要对沿途官员追责，沿途凡是不打开囚车封条、不给淮南王提供膳食的官员，都被公开处斩。多年后，文帝还在怀念自己的弟弟，只能将感情寄托在自己的侄儿身上，将刘长的三个儿子由原来的侯国升为王国，将淮南国的封地封给自己的三个侄儿。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历史典故“郑伯克段于鄢”，淮南王就是共叔段。整个过程都是汉文帝为了亲弟弟不惜违背汉法，文帝通过时间走了一个大大的弯，最终转回来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又展现了帝王的仁厚。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文帝一直在默默地向各诸侯国推行汉法，淳于意的案子就是典型的汉廷直接干预诸侯国一般案件。淳于意作为名医，很有代表性，对缇萦救父、废除肉刑更有放大效应，更突出了汉文帝的仁德。

京剧《缇萦救父》场景，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嘉靖稳固自身权力基础显然也有很强的汉文帝的影子。嘉靖登基后，在革除武宗弊政、推行新政这类比较中性的行政事务上，嘉靖与杨廷和是很一致的，取得的效果也很明显。海瑞在《论治安疏》中言“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虚语也，高汉文帝远甚”，就是指这时。若干年后，在野的杨廷和已经被褫夺一切官阶，嘉靖依然没否认这一段贡献。

政治家的发力从来是师出有名。在登基后，嘉靖第一时间看望了在深宫里的奶奶，并提出接母亲来京和父亲封号的问题。内阁与礼部议定孝宗才是嘉靖的父亲。最初的斗争是比较缓和的，都带有商量的态度，嘉靖请杨廷和喝茶，杨廷和引经据典给嘉靖汇报。当这样不能解决的时候，嘉靖尝试用行政手段推动，结果却碰了钉子，被内阁“封驳”了（袁宗皋在这种环境下没法开展工作）。理论上内阁是有封驳权的，但历来内阁班底都是皇帝潜邸旧臣，彼此很熟悉，一般都是商量着来。在后来的岁月里，嘉靖的旨意被封驳了多次，自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自己的想法没法出宫。

礼部实习进士张璁开启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之路，弥补了皇帝缺乏文臣支持的空白。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五世孙郭勋早早与嘉靖站到了一块，弥补了嘉靖缺乏勋臣支持的空白。第一轮嘉靖父母分别获得“兴献帝”“兴献后”的称号。但此时的张太后还属于裁决者。

张璁画像

对嘉靖而言，还需要对内压倒张太后，对外压倒内阁与各部大臣，做到自己垂拱而治。张璁《大礼或问》，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明确的论断（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扩大了支持皇帝的阵营，随着老臣杨一清，后来桂萼、霍韬、方献夫相继加入，皇帝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嘉靖的斗争水平也越来越高。随着杨廷和的离去，杨慎的左顺门事件更像是反对派无计可施之后的跳梁。

嘉靖六年由嘉靖亲自作序的《明伦大典》成，并刊行天下，为大礼议彻底定调。在朝局中边缘的岭南士大夫霍韬、方献夫、湛若水也走向了政治与理论的前台，儒家在岭南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巩固，祠堂扎根到每一个村落。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嘉靖以垂拱而治的形象昭示内外。在嘉靖的认知结构中，自己和汉文帝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公元前27年，东平王刘宇向自己的侄儿、汉成帝要书，希望将诸子和《太史公书》给自己一份。汉成帝的舅舅王凤明确指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意思就是这些书信息量太大，不能给诸侯看，他看一些精致规范标准的书就行了，“‘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

汉朝统治者与儒生都选择不遗余力地推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科举制确立后，朝廷与儒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将儒家的价值推向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经学教育，刻上挥之不去的思想钢印。

海瑞出身寒微，几十年如一日接受经学教育，让他坚信的价值理念变得牢不可破。历史学家黄仁宇这样评价：“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

影视剧中的海瑞形象。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

儒家化的汉文帝是一位从谏如流、关爱臣民、勤俭节约的完美君王。海瑞看到的汉文帝就是这样一位从头到尾关爱弟弟、关爱每一个臣民的君王。在儒家的教育中，汉文帝想修建一个露台，看到预算相当于与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于是取消了露台修筑计划。汉文帝一直简朴，穿着粗糙的衣服。在临终之际，要求薄葬。这些案例当然是真的，但在汉文帝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不可能就这几件事，这几件事被选出来来回回强调，儒生慢慢就会相信。所以海瑞会得出“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其实汉文帝给宠臣邓通赏赐动辄万金十多次。

正如学者黄仁宇评价海瑞：“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地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

《纯孝图册》中的汉文帝故事。作者/[明]仇英，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无独有偶。万历看到的李世民与儒家士大夫接受的李世民并不一致。万历站在君王的视角，觉得李世民逼父杀兄算不上自己的榜样，儒家士大夫并没有很强的理由反驳。

嘉靖和海瑞都认为汉文帝是一代明君。海瑞的《论治安疏》可能在致敬贾谊《治安策》，正如嘉靖一直在致敬汉文帝。然而，贾谊是策士，他要向汉文帝出谋划策；海瑞是科举制下的儒生，与汉文帝对比之后要指出皇帝的不足。嘉靖作为君王看到的汉文帝更多是外藩即位的空降皇帝如何掌控朝纲，以大义之名推动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最终实现归一。海瑞看到的是儒家塑造后的汉文帝，体恤民情、礼贤下士、温文尔雅，集大义之名的君王。里子和面子，经历与教化，在这一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海瑞和嘉靖就像一场错位时空的君臣相对。当然海瑞在行政实践中会破除掉很多儒家认识，但对君王的期待是极难破除的。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李开元《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

孙家洲《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

《明世宗实录》《明史》

胡吉勋《威柄在御：明嘉靖初年的皇权、经世与政争》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列传》

周红梅《嘉靖皇帝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晋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