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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虽承于元代，但明与南宋相隔仅90年左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父甚至曾是南宋军中的一员，朱元璋幼年时还听过祖父讲述南宋往事。对于一些长寿者而言，他们是有可能兼跨宋、元、明三朝的。

然而，从后世来看，宋明两朝给人的感觉却迥然不同，反而“断代如隔世”，不禁令人大惑不解。这是为什么呢？

人口更迭与民族融合

从历史角度看，历史记忆的传承不但依赖史书典籍的记载，还需要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随着传承代际的增加，其中的疏漏与失真之处自然会越来越多，直至被彻底遗忘。

古代人均寿命短，人口更迭速度很快。据历史学家估算，中国古代主要历史时期的人均寿命如下：夏18岁、秦20岁、东汉22岁、唐27岁、宋30岁、清33岁。如此短暂的寿命自然迫使古人形成早婚早育的习俗，十几岁结婚生子成为普遍现象。自南宋彻底灭亡的1279年，到明朝建立的1368年，间隔已有近90年。若把时间线向前延伸到元入主中原，则更有上百年之久。在此期间，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幸免于难的人口由于平均寿命低下、早婚早育习俗的影响，也早已更迭了四、五代以上。他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成长于元朝，自然逐渐丧失了与宋相关的记忆。

宋是一个传统华夏王朝，其民族成分也较为单一，主要为汉人。而元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元统一天下后，疆域空前庞大，帝国内部政令统一，宋、西夏、金时的政权对峙状况已不复存在。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更将山水迢递、素无来往的各民族百姓联系到一起，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

元代时，大量外域人群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中国，与汉人杂处。朝廷的迁民、罪徙和民间的经商、流寓等因素，促使许多边远少数民族移往内地，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蒙古统治者置身于中原文明，尤其是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面对历史文化悠久和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亟需处理好游牧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传统生产方式的关系，以一种更新、更好的制度统治中原。元世祖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进行改制。“汉法”的实行对蒙古、色目、汉等族群融合起着促进作用。如河南、甘肃行省等行政机构的设立，不仅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受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还因其被置于同一行政机构管辖之内，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前提条件。到元代末年，进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已融入汉族之中。蒙古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也深受汉族影响。

元代“甘肃省左右司之印”柄钮铜印。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元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无疑是色目人的出现。元代社会被划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他们在政治、法律、科举考试等方面都处于不同的地位。“色目人”一词为汉语词汇，最早见于唐长孙无忌等人撰写的《唐律疏议》：“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条，对“之类”的注释“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元人借用“色目”一词前，曾使用“回回”一词指代西域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回”一词从唐宋时期的回纥、回鹘音转而来，元代的回鹘已改称畏兀儿或畏吾儿等。蒙古国建立后，曾用“回回”指代所有西域人，同时，作为单指西域穆斯林的回回仍在使用，很容易产生混淆，于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色目人开始作为代指西域人及中亚胡人的惯用词，逐渐成为对西北和西域以及欧洲各族人的总称。

元代老维文和汉文对书赎身契约。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元代大民族融合还有其他体现。据相关研究，回族是唐宋以来，主要是13世纪初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向东迁入中原，与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姻亲交往、繁衍生息而形成的。东乡族是13世纪进入甘肃临夏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与当地汉、回、藏等族长期相处，姻亲演进而逐步发展形成的。保安族是元明时期一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县驻军屯牧，同当地蒙古、藏、回、土等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前身为回鹘人的畏吾儿后来则形成了维吾尔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

元代，活字印刷术传到中国西北地区，遂刻制了古畏兀尔木活字。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因此到明朝时，中国境内的人口和民族结构与宋代早已大相径庭。经过元以来的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空前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金元政治的影响

有宋一朝，军力始终不振，北宋为金所灭，南宋又亡于蒙古。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元先后统治北方二百余年，其制度与宋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时期的金与蒙古。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其一，门阀贵族政治复兴。贵族政治通常被看作官僚政治的对立物，实际上，官僚政治往往是由贵族政治演变而来的。随着官僚制度不断发展，贵族制被不断排斥、减少。贵族作为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到宋代已几乎绝迹，士大夫集团成为社会上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对皇权形成约束和限制，宋代政治成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官僚政治。

然而，金与元的建立使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女真、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以前，即处于“前官僚制”的贵族政治形态，贵族力量强大。入主中原后，贵族作为“征服王朝”的主要政治支柱力量受到保护，被赋予种种特权，占据显赫地位。官僚机构对皇权的约束和限制明显减小，士大夫集团在政治领域中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官僚政治的成熟程度与宋相比大为削弱。

到了明代，贵族政治存在的基础大为削弱，但朱元璋等人毕竟生长于元代，受金元以降的政治影响颇深，因此，明初同样形成了一个包括宗室、勋戚在内的庞大贵族集团。他们参与政治方面虽然受到限制，但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受到国家优厚待遇，享有种种特权，并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攫取利益。

其二，君臣关系变为主奴关系。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并不平等，但在人格上仍存在某种抽象的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礼遇换忠诚；“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臣子有不合作的权力。这种“抽象的平等”到蒙古人这里宣告终结。成吉思汗建立的怯薛制度，就是以大汗的贴身宿卫充当国家的管理者。怯薛分管大汗的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帐篷陈设、府库、医药、卜祝之事，通过世代为大汗服务，来获得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官至宰相的地位。对蒙古贵族来说，没有什么比作为奴婢服侍大汗或皇帝更光荣的事业了。成吉思汗刚刚崛起时，木华黎的父亲将他送到成吉思汗身边，要他“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家族在元代世代身居高位，但他们“认为最贵、最足以骄人的是“老奴婢根脚”。

成吉思汗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护卫军中，宿卫值夜班，散班、箭筒士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值，总称四怯薛。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由于君臣之间带有主仆色彩，皇帝对臣下施以责罚更为随便。大臣被杖之例经常发生，有的是犯罪受罚，有的则是借刑立威。皇帝的尊严、权威愈增，稍微冒犯就可能招来横祸。有的大臣虽一度得到皇帝信任，权势赫然，而一旦形势变化，下场可能十分悲惨。明初动辄折辱、诛杀大臣的极端情况无疑受到元代影响。

其三，“家天下”色彩加深。就国家性质而言，华夏传统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一姓王朝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天对其德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体现在“天下苍生”，也就是百姓的感受上。因此，皇帝和朝廷必须顾及百姓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蒙古人信奉更为原始的家产制国家观，他们相信蒙古国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私有财产，没有“江山社稷”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新占领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是蒙古人的战利品。初入中原时，曾有蒙古贵族向元太宗窝阔台建议：“留着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不如都杀了，让大地草木畅茂，用来放牧牛羊！”耶律楚材制止了这场大杀戮，他给窝阔台算了一笔账：若留着汉人收税，每年可收50万两银子、8万匹绢和40万石的小米。窝阔台被巨大的利益打动，让耶律楚材协助治理汉地，从而保全了黎民百姓的生命。

正是在这种思维下，元代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腐败的王朝，而且有两点特色：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的腐败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自古宰相级别的高官通常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而元代宰相不但贪腐成风，且涉及金额巨大。如元成宗时期，一度有八成左右的宰相因贪腐被惩处。全国上下腐败糜烂的官场风气，也是元代早夭的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金、元两朝具体政治环境与明朝的差异，我们也不能把明朝的政治制度都看作是对金、元的继承。金、元对明朝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观念方面，而非制度方面。明朝虽然是汉人政权，但是就政治文化而言，其实是在金、元朝的延长线上。明朝对唐宋制度的恢复工作大多流于表面，却将金、元朝政治文化中的野蛮基因顽固地保留了下来，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走向。

社会生活的变迁

长期以来，宋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海外宋史研究者迪特·库恩认为，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启蒙最为显著的特征”。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邓广铭则有论断称，就中国古代史而言，“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宋的繁荣与其较为先进的财经政策分不开。虽然程朱理学兴起，但宋代从皇帝到平民，普遍讲求功利，司马光曾感叹：“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钱是求。”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相较于农业，工商业带来的收益无疑更多。宋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占百分之三十，不仅是唐的数倍，且大大超过后世的元明清。可以看出，宋代财政收入并不主要来自农业税种，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一方面，宋代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方式，民营工商业中的经营形式如承包、租赁、租佃、借贷、合伙等，在官营工商业中都有实施，有的还领先一步。其次，宋代通过官营工商业获取巨额收入后，转而将其投入民间，向民间购买物品，促进货币流通，也使许多民间商人通过与官营合作致富。另外，宋积极鼓励社会和个人消费，如取消宵禁制度，促使“早市”与“夜市”的诞生，不但丰富了居民生活，还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宋还是唯一一个鼓励酿酒和饮酒的政权，北宋都城开封有72座大酒楼，南宋杭州也是官私酒楼林立，批发零售分店遍布大街小巷。

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青铜版。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经济学家测算，宋代人均收入从宋初的385美元（1990年美元）上升至北宋末年的464美元，进而继续上升至南宋中后期的661美元。南宋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超过40%，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占比最高的国家。与宋同时期的西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两大核心仍呈现分裂局面，远落后于东方发展进程。在蒙古帝国征服南宋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都不输于欧洲。

宋代灭亡后，后继者未能完全延续宋代注重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村，小农思想浓厚，执着于建立乌托邦式农业社会。对于不易受朝廷控制的工商业，朱元璋将之视作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朱元璋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明初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不带通行证经商重则杀头，轻则发配边疆。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并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宋元时期鼓励对外贸易，并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而朱元璋却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这一政策的后果便是农业税占明代财政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经济结构落后于时代，与宋不可同日而语。

在朱元璋的努力下，大明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平稳的朝代之一。平稳的背后则是增长缓慢。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敛化的、非竞争性的。因此，后世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明清百姓已很难想象得到，宋代先人所过的生活。这可能是人们对百年间隔世事大变体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张帆:《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王瑞:《简析元代的民族融合》，《考试周刊》2013年第81期

刘海影:《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年

修晓波:《元代丝绸之路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社，2021年

END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张斌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