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56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提起北京建都史，通常都是以金中都为开端。金中都是12世纪女真族政权——金的首都。女真兴起于东北松花江流域，于1115年推翻辽的统治，建立金。而后继续向南扩张，进入中原地区，于1126年灭北宋，迫使宋室南迁。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取名“中都”，寓意其居五京之中、天地之中。金中都的确立，令北京完成了由“城”到“都”的身份转换。从此，北京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拉开了后世数百年建都于此的历史序幕。

海陵王完颜亮。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回望历史，870年前的金为何选择北京作为首都？北京又因此收获了什么？要想探明这些问题的缘由，还要从比金更遥远的时代谈起。

金以前的北京

今日的北京，在历史上始于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分封燕、蓟，至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最初它只是方国之都，后来成为州郡，属于地方性行政中心。唐天宝年间，安禄山作为范阳节度使，其治所便位于时称幽州的北京。安史之乱爆发后，幽州成为叛军大本营，脱离了唐朝中央的控制。叛乱被平定后，虚弱的唐廷无力彻底消灭叛军残党，只能默许幽州保持割据状态。五代时期，石敬瑭为夺取皇位，甘当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皇帝”，并献上包括幽州在内的幽云十六州，以换取契丹人的支持。从此，幽州脱离中原王朝，成为辽五京之一的南京，又称燕京。这是北京在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它从地方行政中心上升为国家级的政治中心。

西周时期的燕、蓟。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然而，此时的燕京虽是辽的陪都，但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都城大相径庭。辽在幽燕地区实行“汉人治汉，契丹人治契丹”的“两面官”制，因此燕京没有大量涌入其他民族的移民，城里和四郊主要是汉族居民，城市格局仍保持唐幽州城的坊里旧制，连风俗习惯也没有太大变化，与北魏、金、元、清时期的统治民族纷纷进入都城的情况截然不同。究其原因，辽是一个“二元制”国家，兼具草原行国和农耕王朝特色，国家政治中心随着皇帝的“四时捺钵”（辽中枢机构随着皇帝四季迁移）而不断移动，五京只是用来控制国内不同地区的据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首都。

辽南京的设立，更多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北京为“挈裘之势”。“挈裘”的意思是为提衣挈领，如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故称挈裘之势，他在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从地理角度分析，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怀抱小平原，背靠大草原；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地带，是中原地区通往东北、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民族间的纷争与议和成为该地区的历史主线——中原王朝统一强盛时，这里是繁荣的军事重镇和民族交往中心；中原王朝内乱衰落之际，这里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中原的通道和踏板。由此可见，定都北京就可以控制中原和草原直接的交往，同时掌控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区的资源。

契丹地理之图，辑自（宋）叶隆礼《契丹国志》。来源/李诚主编《北京历史舆图集 第1卷》，外文出版社2005年版

对于辽、金及后世的元、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本身起自塞外，虽然得以入据中原，但根基始终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北京作为中原与塞外的重要衔接地带，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在少数民族政权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形势不利时可确保退回塞外，如元顺帝在元灭亡之际放弃大都逃回草原；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海陵王营建中都

金初的首都在上京会宁府，即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金上京位于按出虎水（今称阿什河）畔，按出虎水是生女真完颜部的发祥地，有金源内地之称。在阿骨打伐辽以前，生女真的势力只限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以北的一隅之地，故定都于此。随着对辽战争的不断胜利，金统治者开始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故地动员猛安谋克将士逐步向南迁移并定居。这种迁徙政策使金源故地逐渐失去驾驭全国的地位，促使金的政治中心开始转移。

1125年，金军以败盟纳叛为借口攻下北宋控制的燕京，改名南京。由于这里距上京遥远，为了便于指挥军事，设立了以完颜宗望为首的燕京枢密院，被时人称为东朝廷。1127年，金灭北宋，将徽钦二帝等皇室贵族和从开封城劫掠的文物、俘虏的人民安置在南京，南京由此逐渐改变了战时万物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慢慢发展起来。然而，女真统治者因为制度落后、行政思想保守和宋遗民不肯屈服等原因，实行残暴统治，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在金军攻占华北的最初十多年内，南京并没有成为其统治的中心。

金皇统二年（1142）的燕京。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占据中原后的女真人，被包围于文明程度和总体人数均远远超过自身的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为适应新情况、行使统治权，女真统治者只能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从中原文化中汲取营养，金第四任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便是其中代表。完颜亮自幼深受汉文化熏染，对中原衣冠风物心仪神往，他曾多次提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他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天下、居正统之位。为此还作言志诗云：“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可见其“居天子之正”“合天下于一”的豪情壮志。

1149年，完颜亮弑杀金熙宗，夺取帝位。这时候，金版图已经扩展到秦岭-淮河一线，然而其首都依然在上京会宁府。据宋人洪皓记载，金上京到燕京2750里，距汴京4065里。朝廷政令的传送往往因路途遥远而误事，出现了“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的奇特局面，不利于金加强对广大中原地区统治。1150年，完颜亮即位不久，下诏要求大臣踊跃进言，百官纷纷主张迁都燕京。完颜亮本人曾担任过汴京行台尚书省的长官，对如何统治中原地区颇有心得，深知朝廷在上京之种种不便，再加上百官多主张迁都，遂决定迁都燕京。

完颜亮迁都燕京的背后还有更深层原因，即摆脱盘踞在上京的守旧派宗室贵族的束缚，以便推行封建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制。金太祖、太宗时制度处于草创阶段，保留了自部落时代以来的勃极烈制度（以少数高级核心官员合议制的形式决定大政方针），宗室贵族拥有很大权力，常常左右朝延政策，限制皇帝权力，上京便是宗室贵族的大本营。金熙宗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削弱宗室贵族势力，先后诛杀多位守旧派宗室贵族。完颜亮弑君夺位后，宗室中对他的悖逆之举感到不满者大有人在。为稳固自身地位，打击守旧派宗室贵族，迁都燕京势在必行。

1151年，完颜亮正式发布《议迁燕京诏》，令尚书右丞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负责营造中都。到1153年，宫城正式竣工，完颜亮下诏正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将大批女真宗室贵族及其附属人口迁移过来，又派人将金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全部毁坏，表明要彻底斩断故土之念，坚持以中都为首都。

金泰和八年（1208）的中都。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金中都的形制

金中都以北宋汴京为原型，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对东、南、西三面进行拓展。之所以选址辽南京旧址，应是为了利用辽南京原有的水源。虽然离永定河不算太远，但永定河河流湍急，经常发生洪水，直接引永定河水入城是很不安全的。因此，辽南京的水源主要来自莲花池。莲花池古称西湖，以地处蓟城之西而得名，即今丰台区莲花池。西湖上源之水，因为在古蓟城之西，又称蓟水，即今莲花河。除了莲花池以外，玉渊潭也成为金中都的重要水源。古代莲花池、玉渊潭之水比现代要丰富得多，因此金中都城中水资源相当充足。

金中都水关遗址。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金中都的规模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大为拓展。辽南京的规模，据《辽史》记载是“城方三十六里”。1124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途经燕京，称燕京“城周围二十七里”，相比之下更为可信。金中都扩建以后，城区的范围比辽南京扩大了许多。宋人路振记载辽南京城中有26坊，《元一统志》记载金旧城（即金中都）西南、西北42坊，东南、东北20坊，共62坊，比辽南京多36坊，增加了一倍多。里坊的增多，是金中都扩建的必然结果。金中都的周长，据明初叶国珍的测量，为5328丈，合35.52里。据现代学者测量，金中都西城墙近4530米，南城墙近4750米，东城墙近 4510米，北城墙应为4900 米，合计全城周长为18690米。

在营建时，金中都极力效仿北宋都城开封，采用外城、皇城、宫城重重相套的“回”字形布局。宫殿居于全城中心，宫城之外圈以皇城，皇城之外围以大城，并仿照中原王朝备齐各种国都“标配”，如与宫殿配套的皇家园林、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坛庙场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衙署以及在城郊建皇家陵寝等。这些都表明金政治重心的转移以及对正统地位和王朝气派的追求。

位于城中心位置的是皇城，基址位于今天广安门南滨河路一带。东西窄，南北长，周围1.5千米，共有四座城门：东为宣华门，南为宣阳门，西为玉华门，北为拱辰门。皇城位于京师之中，意味着皇帝居全国之中，居天下之中，体现了万民皆以皇帝为中心的思想，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迁都时，完颜亮“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也表达了同一思想。完颜亮受汉族传统的礼教影响较深，从迁都燕京、营建中都的种种举措看，都表明他提高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的心意。

相较于辽南京城中以汉人为主的情况，金中都城内涌入了契丹、女真等各族居民，汇聚了多种文化元素和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这在北京文化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城内还设有国子监、翰林院等文化机构，吸收了中原王朝的祭祀、园林、陵寝等文化要素，标志其作为中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金中都的文化特征是多种元素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难以拆分，同时辐射到金境内的女真、契丹、汉族及其他族人。文化发展由此进入一个相对均衡、彼此交融的阶段。

金中都留给后世的遗泽还包括众多风景古迹。迁都后，一大批供皇帝贵族游览的离宫别苑和为文人墨客流连吟咏的风景古迹应时而生。特别是金章宗在位时期，修造经营了许多名胜，著名的“燕京八景”也是由此而来，太液池、琼华岛、玉泉山、卢沟桥等名胜都建造于这一时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寺庙道观，如法藏寺、功德寺、香山寺等，都成为后代文人墨客中意的游览佳地，有的还成为皇家园林雏形。在北海附近营造的万宁宫成为元代大都宫城的基础。到了现代，许多当时的名胜已经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古迹如卢沟桥、太液池等成为宝贵的历史遗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参观价值。

今天的卢沟桥。摄影/北京老官，来源/图虫创意

金中都的历史意义

从幽州城、辽南京到金中都，北京的城市性质从一个纯粹的军事重镇演变成拥有宫廷、苑囿、官署、宗庙、学府、寺院、医院等各种司职机构，以及众多王公贵族府第和官宦世家的政治文化中心。顾祖禹对辽金时期的燕京从陪都升为中都做了精到分析：辽南京是契丹人担心被中原政权再次收复而设，它显示的是辽对其南界的固守；金中都则是女真人出于既顾及北方根本，又面向中原地区的战略而立，它表明了金将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动南移。

金中都虽然只存在六十余年，但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都城规划及建设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金中都的城市建设，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国都规划理念，吸收了中原王朝都城建造的精华，三重四围，布局方正；前朝后市，中轴对称；坊巷划分，状如棋盘。另一方面，依水势建宫苑，逐水草筑园林，把不规则的水面纳入方正的皇城宫墙中，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显示出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

金中都在城市建设上对北京的影响至今可见。如它在北城墙上的四门：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虽早已毁坏不存，然而，会城门这个地名却保留至今，包括会城门公园、会城门桥、会城门商场等。西城墙上有三门，即彰义门、颢华门、丽泽门，现在丰台区西三环南路以东，有丽泽路、丽泽桥、丽泽公园，都因在丽泽门附近而得名。金中都南辑楼坊有崇孝寺，明、清改作崇效寺，现在西城区白广路的崇效胡同，就是以金代的崇孝寺得名。金代玉渊潭的钓鱼台，经元、明、清、民国一直保留到今日，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仍沿用金代钓鱼台的旧名。

辽金、元、明清北京城形态模型。摄影/心尧九十八谈，来源/图虫创意

金中都奠定了北京在后世的首都地位。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以燕京为中都，完全沿袭了金中都的旧名，1271年建国号大元，改中都为大都，中都之名前后沿用7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首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元大都为北京，作为明朝首都。清顺治皇帝福临将都城由沈阳迁至北京，以北京为清朝首都。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可以说一脉相承，这是金中都对后世最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

刘肃勇:《金完颜亮从上京迁都中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

景爱:《金中都的地位及影响》，《东北史地》2009年第4期

吴文涛:《建都序曲——金中都》，《前线》2018年第1期

李肇豪:《北京的建都开端——关于金中都定都的历史考察》，《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2期

END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张斌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