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壹
上周一则消息，老徐听后，心中五味杂陈，颇感意外，更有些痛心疾首。
东方豪景花园酒店主楼扩建含附楼房产（一拍）挂网公示：拍卖标的建筑用途为商业、金融、信息，面积为11413.41平方米，评估价为3个亿，起拍价为2.1亿。
因为习惯，也或许是“东方豪景花园酒店”名字太长，老南昌一般都还是习惯把这里还是称作“经济大楼”。
或许媒体误读，估计拍卖的是酒店的副楼，因为经济大楼的总建筑面积接近3万平方米，主楼24层，面积不应该只有1.1万平方米。
这已是经济大楼的第二次拍卖。
2004年，经济大楼第一次拍卖，新东方大酒店的老板吴惠当年以1.4亿元拿下这栋物业，改造成东方豪景花园酒店，从经济大楼再到五星级的酒店，这里留下了几代老南昌深刻的记忆。
三十年前，老徐参加工作的第一天，
就是在经济大楼五楼的中房南昌公司报到。也是因为代建经济大楼，让中房后来背上沉重的债务，加上其它原因，最终导致2001年走向破产的道路，也让我从此流落江湖。
这里改成东方豪景花园酒店后，
老徐记不清在这里参加了多少次的喜宴，祝福了多少对其实只是从我的世界走过的新人。
而对于此次的拍卖，老徐颇感意外。
民德路401号，这是经济大楼最早的门牌号码，后来改为411号。
意外的最大原因：虽然现在南昌的政治经济中心毫无疑问是在红谷滩，可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经济大楼这块地，堪称江西历史上的“中南海”，南昌“阳气最重”的地方，没有之一。
这块民德路上的风水宝地，
曾经上盖，督抚衙门、民国省政府，建国后的江西省政府、南昌市政府。
“王者之气”可追溯到七百年前的元代。
而在此之后，江西历史上的大人物几乎都曾在此处的时空风云际会，
几百年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气场，难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荡然无存。
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件，影响了历史，或许也改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用岁月的剪刀，随便截取一段时间线，就是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故事，而如果把它理清楚，估计就是一篇专精的博士论文。
这个位置也留给老南昌太多的历史沉淀和记忆。
经济大楼北面的后墙路之所以得名，也是这里紧挨抚台衙门的后面围墙，其西面比邻的小巷也叫民巷，曾经也叫官巷，住了很多官宦显贵，堪比北京的南池子大街。
如此老城中心位置，历史人文底蕴极其丰厚的地方，孕育出的五星级酒店附属商业，沦落到法拍的境地，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让有几十年营销“唆泡”经验的老徐痛心疾首。
站在民德路401号，看着街上穿行的车辆，
我思绪却飘向遥远的过去，像一个孤独的幽灵穿荡在此处叠加的历史时空中。
PART贰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的深夜，南昌抚台衙门的鼓楼、旗杆忽然火光冲天，好似信号弹，顿时四处枪声大作，顺化门外的新军在城中里应外合下，爬墙的、骑马的，蜂拥进城，占据各处要点。
辛亥革命的南昌光复起义就此打响。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
从现在来看，南昌光复简直就是一场阳谋，
各方配合默契。起义之前南昌各界已发起“保安会”，是夜在抚台纵火的恰是巡抚的卫队和守卫的警察。
末代巡抚“冯汝骙”躲进后墙路的民宅。268年的大清统治，仿佛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体现了清末社会改良进步的是，
革命党在如此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下，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常见的对旧政权大开杀戒，而在各界商议下，公推“冯汝骙”为首任都督。
冯冥顽不化，不肯就范，革命党和省咨议局还派代表礼送其出境。
出人意料的是，彼时的省城南昌，
平日里互相不服，野心勃勃的各界士绅精英，面对新督军的位置，却纷纷玩起了推让。
省咨议局于是在现南昌象山路上的葡萄架的“王鹿之”家中聚议，推选“枪杆子”，时任协统（旅级干部）的“吴介璋”担任首任都督。
11月1日，吴介璋在合同巷万寿宫内就任江西首任都督。
但这时期江西的军政首脑用走马换灯都不足以形容，简直就是屁股都没坐热。
吴介璋曾任清末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民国江西大佬李烈钧、欧阳武等都是他的学生，当年革命新军大都出自其门下。堪称江西的“蒋校长”。
但其为人敦厚，且不是江西老俵，驾驭不了，也不想掺和当时已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所以不到一月，就撂下挑子。
第二任都督“彭程万”本也不想座这个屁股放在火上烤的督军差事，无奈身边“粉丝”刻了一个孙中山的假私章，伪造了督军任命书，群众裹挟之下，史称“萝卜章子当都督”。也只是做了十天。
第三任都督是原为九江都督的“马毓宝”，虽然江西共和的首义是在九江，但幕后领导者其实是后来的国民党大佬林森、吴铁城。
马毓宝就像武昌起义“桌子底下抬出个黎元洪”，供起来可以，但毕竟牌面不够，镇不了日益嚣张的红江会党。扭扭捏捏之下，也只是做了两个多月。
百日左右，江西三换都督，社会各界怨声载道，在此情境下，早就呼吁“赣人治赣”的省咨议局以罕见的全票通过，恭请“李烈钧”回来就任都督。
1912年的春节过后，细心的老南昌突然惊奇的发现督军府衙门口的石狮旁架了两挺黑乎乎的机关枪。
而去年，武昌起义爆发前，还是抚台衙门的这里，为了威慑革命党人，巡抚大人是特意放了两尊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没能吓唬住革命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决心，但这两挺机关枪却让新上任的江西督军“李烈钧”迅速“摆平了”南昌混乱的的局面。
民国初年，南昌许多“洪江会”会党成员，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结党营私、无视法度、嚣张跋扈。
正如李烈钧在其自述中所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日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簧火，一夕数惊。
乱世须用重典，刚从安徽督军任上回来不久的李烈钧于是借公开大会的时机，突然把几个会党的头目拎出，宣布罪状，当场用他带回江西仅有的两挺机关枪当场扫射，那时的人见过大炮，却从未见过机关枪这种霸蛮的杀器，无法无天的帮会首领，终于被震慑住了。
后人戏言，李烈钧“用两挺机关枪当上了都督”。
也是从李烈钧开始，督军衙门又重新迁回修葺一新的抚台衙门，也就是民德路401号。
李烈钧督赣后，仅仅一年零三个月，就使江西一跃成为辛亥革命初期地方政权的一个楷模。
可老李自己也是个“大炮”，看不惯就开干。
不像蔡锷将军彼时懂得引而不发，待到“袁宫保”妄图称帝时，新账老账一起算，顺势而为发起护国战争。
李烈钧湖口首义，二次革命的失败，导致江西大量追随他的军政精英，只能远走他乡闹革命。其最终的结果是北洋军人大举南下，长期统治江西达13年之久。
于是督军府成为军阀李纯、陈光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的“大本营”。此时进出民德路401号的军事大员，大都操着北方口音，尤其是讲天津话，郭德纲的祖辈们。
几任天津籍的北洋军阀用在江西搜刮的钱财，在老家开发成片房产，时称天津“江西街”。
1926年，北伐攻下南昌后，
民国江西省政府先是在章江路上的藩台衙门（原省歌舞团）办公，1930年，又迁回民德路的督军衙门旧址办公，熊式辉、曹浩森、王陵基、胡家凤、方天先后成为这里的主人，直到南昌解放。
顺带一提的是，1939年的抗战时期，省政府搬迁至江西泰和县。
抗战结束时，曾接替熊式辉任民国江西省主席的都昌人“曹浩森”，因设宴与省府幕僚同欢，被人戏称“曹主席破例吃喝第一局”。
曹虽在江西民国政坛上“熊规曹随”，建树不多，但为官极为廉洁，是国民党内罕见的清流。
民德路401号，再次成为江西的政治中心。
而距此地百米，胜利路与民德路转角处的真真照相馆，由于靠近省府机关，因此主打公务员市场，开始发家致富。
PART叁
1949年5月25日，南昌解放的三天后，
中央选定的三位赣籍老革命家，陈正人、邵式平、陈奇涵打回老家，接管江西，分别执掌全省的党、政、军的大权。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也在民德路401号办公，直到1958年，南昌城市建设向东拓展，迁入北京路新建的省政府大楼。
1958年5月1日，省政府迁走后，南昌市政府由子固路搬入此处办公。
民德路401号，开始进入市政府（当时的叫法是“市人委”）办公的时代。
在此前后，市委书记郭光州（曾任任弼时同志秘书），市长张云樵（深得省长邵式平器重）长期担任南昌市的党政领导。
那一年，正是大跃进拉开序幕，全市动员一切力量，大力发展工业，南昌工厂星罗棋布，遍地开花。
市政府搬迁过来时，哪谈得上什么装修，更谈不上透气，立马办公，一切从简。
犹如过去家中，小的孩子往往接穿哥哥姐姐的衣服，用的都是省政府遗留下来的办公家具。
市长张云樵以及几个副市长的家也安置在这个大院里，根本不可能建什么“厅级干部楼”，其实住的也就是过去留下的一些老平房。
据市人委老同志回忆。
五、六十年代时期，邵式平省长几乎每年大年初一上午都来南昌市政府看望大家。
记得大概是五十年代末，那一年邵省长又来了，他说：“你们辛苦了一年，平时有亊情都是你们向省政府请示报告，往省政府跑。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向你们拜年、问好，以感谢你们辛勤工作，听听你们的意见和要求，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的，你们提出来”。
邵省长还到各办公室察看，当来到孙英副市长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从屋梁上掉下的白蚁巢，邵省长见状表示说：“此房是清朝中期建造的，被白蚁蛀空梁柱，是危房，应拆除，需要新建办公用房，春节后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提出建办公房方案，我来批”。
三年困难时期，规定不准新建办公用房，但邵省长给南昌市政府特批，新建二栋二层楼办公用房经费，由省财政厅拨款，避免由市财政拨款，而让张市长承担建新办公用房之责。
现在走到经济大楼的后面，
还能看见一栋写着红色拆字，三层的青砖老楼，这就是最早的市长楼。
当年市长乘坐的小汽车还是解放前民国市政府留下的美国“福特”牌小汽车。这台车历经第一任市长邓飞和第二任市长白栋材使用，张云樵接任市长后，一直使用到1965年。
在经济大楼建成之前的民德路401号，
大门入口就是一栋三层的办公楼，商业局、机械局、工商局就在此楼办公，后面有栋六层的办公楼是计委、计生委、卫生局等，院子里还散落了一些低矮围合式的办公场所。
除了胜利路上的公安局，南昌政府的机关几乎都在这里办公。
PART肆
1984年，程安东从萍乡调任南昌主政。
这一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去南方的珠海、深圳视察，肯定了特区的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第一轮加速。
改革的意识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思想开放，灵活变通逐渐成为改革成功者的标签。
时间到了1985年，始改、扩建于50年代的市政府办公场所，已经严重老化，且不堪人员机构不断增加的重负。
可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建经济大楼只是空中楼阁。市财政当年不可能拿出几千万的资金建办公楼。但改革的时代，思想一转换，办法就比问题多。
于是老徐的原单位，南昌市政府统筹建设办公室开始率先改革，采取事业编制，企业管理。
挂起了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南昌公司的牌子（简称中房），承担起最早的政府平台公司的职能。由中房南昌公司向建设银行贷款了3千多万，开发代建市政府办公大楼。中房公司则通过收取入驻经济大楼的各政府机关的房款，收回贷款的投资。
可大楼快建成的1988年，恰逢国家开始严控各地楼堂馆所的建设，于是“碰见红灯绕道走”，原本市政府大楼的名字就“换了顶帽子”，改为“经济大楼”。
不过，市领导以及办公厅倒是一直没有在这里办公，还是蜗居在经济大楼后面三层的青砖老楼，后来又在北面建了新的市长办公楼，直到新的世纪，市政府统一搬迁到红谷滩。
当年楼高91.9米，24层的经济大楼的建成，
终于超越江西宾馆保持了二十多年的记录，成为当时南昌第一高楼，英雄城的地标。
但在当时，一辆桑塔纳可买5、6套房产的年代，汽车还是极少数人才能消费的高奢品，经济大楼没有考虑地下车库的设计，只是在大门的东边建了个四层的一个立体停车场，后来东方豪景花园酒店接手后，改成了附楼的商业，开起了KTV。
我的老领导“杨毓志”原来是市三建公司的副总，也是经济大楼的现场总指挥。
因为项目就在市政府大院，程安东市长晚上下班后，就经常来到工地走走，了解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南昌当年高层建筑施工经验不足，杨总那时几乎不管白天黑夜，天天扑在工地上，及时解决了现场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
程安东很欣赏他踏实敬业的作风和专业能力，后来把他调到中房公司做了分管工程的副总。
老徐年轻时，节假日经常和杨总打打小麻将，他有时也会回忆做经济大楼的往事，感叹当年如果年轻点，也许就跟去了西安。
记得九十年代中期，
经济大楼顶部的旋转观光厅开了个“红森林酒吧”，老徐偶尔也潇洒走一回。
但我这类周星驰电影中“圏咕里”里的形象，即不会跳舞，又不敢撩妹，只有落寞地呆坐在角落里，哑命地抽烟。看着舞池中的摇摆男女，过个眼瘾。
经济大楼当初建成时，民德路401号，
印象中除了公安局和房管局，几乎云集了政府的办公机构，可没过多久，很多单位就开始自建办公楼，逐渐离开了这里，例如原来设在一楼的工商局，就在丁公路，自己建办公物业。
就连中房自己也因为开发沿江路地块，
九十年代中期，就在紧邻原滕王阁大门旁，建起了自己的办公楼（现已拆除）。
也是在那个时空，新东方豪景花园的老板“吴惠”从“小东方”起家，开始在榕门路开了个“新东方大酒楼”，生意之火爆，远超吴惠当初的预期。
巧合的是，两代经济大楼的主人，就在滕王阁的旁边，做起了邻居。
几年后，吴惠又在滕王阁附近开了“新东方大酒店”，那块地其实最初也是一个台湾客商和中房合作的项目。
我那时还是单位的“萝卜头”，
和吴惠并没有交集，但经常看见大高个的他，独自在滕王阁广场边的酒楼外面巡视转悠，似乎总是在研究经营问题；
有时还碰见他开着“大林肯”，在榕门路与叠山路交接处的大士院口转角，在那家当年非常跑火，老板是个高度近视眼镜子那里吃早点。
吴惠当年已是南昌商界的风云人物，
可我感觉他在外面很低调，不像当年挂靠在我们公司的那些开发商，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脱大的声音”。我对他颇有好感。
PART伍
回首进入新世纪的20多年，世景变迁，尤其是南昌城市建设的幅度之大让人恍如隔世。
但无论如何开枝散叶，南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根始终深埋在2200年前的在老城。
回想去年这个时候，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地方文化研究专家“黎传绪”教授，铁壁挡车，大声疾呼呐喊，不应把老城传统的筷子巷、直冲巷、羊子巷改为筷子街、直冲街、羊子街，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最近南昌珠宝街人声鼎沸，
万寿宫也在重燃旧日的烟火。
老城消费的回归正在春潮涌动。
有朋自远方来，推荐民德路401号。
在这里“摆宴督抚衙门，头枕如歌岁月”。
订餐、订房
请打老徐【江右龙门】的名号，给你骨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