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嘱托》
＂姐夫，你真的想好了吗？＂我拉住正要出门的姐夫王建军。
屋檐下的白炽灯映照着他略显憔悴的脸庞，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神坚定却又带着几分哀伤。
那是1989年的深秋，北方的冷风裹着黄叶，在筒子楼的楼道里呜咽。我姐去世已经整整六年了。
记得那年她得了重病，医院的走廊冷冰冰的，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护士匆忙的脚步声敲打着我的心，一下又一下。
姐姐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小弟，你要帮我照顾好建军哥和小雨。＂从那以后，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像是刻在了骨子里。
那是1980年的春天，姐夫刚从部队转业到机械厂。那会儿他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厂门口特别显眼。
姐姐在厂办公室工作，每天都要经过大门。姐夫总是站得笔直，目送她走过。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认识了。
＂你姐夫当兵那会儿可威风了，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厂里的老职工现在还常提起这事。
他们谈了半年就结婚了。新房是厂里分的筒子楼，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姐姐收拾得特别温馨。
那时候条件差，家具都是自己做的。姐夫愣是用废旧木材给姐姐做了个梳妆台，上面还刻了朵玫瑰花。
小雨出生那年，正赶上厂里发奖金。姐夫高兴得不行，特意去照相馆拍了全家福。他逢人就说：＂闺女真好，像她妈妈。＂
日子过得清苦但温暖。姐姐会做一手好菜，每到节假日都要露一手。姐夫就坐在小板凳上剥蒜，一边剥一边哼小曲。
谁知道好日子没过几年，姐姐就查出了病。起先以为是普通感冒，吃了几天药不见好，这才去大医院检查。
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医生的话像晴天霹雳：＂恶性肿瘤，晚期了。＂姐夫站在那里，浑身发抖，手里的检查单都捏皱了。
姐姐住院后，姐夫整宿整宿守在病房。厂里的工友轮流来看望，都劝他：＂建军啊，你得保重身体。＂可他就是不肯回家休息。
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菜给姐姐熬汤。医院不让用电炉，他就跑到两条街外的小店去热。
小雨那会儿才上幼儿园，懵懵懂懂的。每次来医院都要给妈妈画张画儿，歪歪扭扭地写着：＂妈妈早点回家。＂
姐姐走的那天，外面下着大雨。她拉着姐夫的手说：＂对不起，让你们受苦了。＂姐夫握着她的手，眼泪大颗大颗地掉。
办完丧事，姐夫像变了个人似的。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照顾小雨。厂里的工资不够用，他就在楼下支个摊子修自行车。
夏天烈日当头，他就撑把旧伞。冬天手冻得通红，就往手心哈气。街坊们都说，这日子过得真不容易。
记得去年腊月，小雨发高烧，姐夫请不了假。那会儿正赶上年底冲产量，请假要扣全勤奖。是我帮着送医院的。
那晚下着鹅毛大雪，医院人满为患。姐夫下班后顶着风雪赶来，棉袄上的雪花还没化，就开始张罗着借钱。
我悄悄把攒的一千块钱塞给他，他死活不肯要：＂弟，你还要娶媳妇呢。＂最后还是为了小雨收下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姐夫的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但他从没在小雨面前露出过疲态。
有天晚上，姐夫捧着搪瓷缸子来找我：＂大志，我...我想和你商量个事。＂热气腾腾的茶水遮住了他的表情。
原来他在工会组织的＂五一＂联谊会上认识了纺织车间的李玉梅。她也是个寡妇，独自带着个上初中的儿子。
这事很快传开了。街坊邻居议论纷纷，有说风凉话的，也有替姐夫说好话的。。
姐夫变得心事重重，常常一个人在阳台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有天我去他家，发现小雨正在偷偷擦眼泪。邻居家的孩子说她：＂你爸要娶后妈了，以后有人欺负你了。＂
我正要劝她，小雨却说：＂舅舅，我想爸爸能过得好一点。这些年，他太苦了。＂这话让我想起姐姐生前的嘱托。
让人意外的是，李玉梅为了照顾小雨的感受，主动提出先不住进来。她常给小雨带些自己做的小点心，也帮着辅导功课。
。慢慢的，这个原本沉默的家庭有了笑声。
但是我妈还是不同意，整天在家里唠叨。直到有一次，李玉梅来我家，跪在姐姐的遗像前说了一番话。
＂嫂子，我知道我比不上你。我只求你在天之灵保佑，让我能照顾好建军和小雨。＂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我妈看着她哭红的眼睛，想起这些年姐夫的不容易，终于点了点头：＂你是个好人，我们家建军和小雨就托付给你了。＂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梦见姐姐了。她穿着记忆中最爱的那条碎花连衣裙，笑着说：＂小弟，你做得对。活着的人要好好的。＂
婚礼那天，我站在自家的小院子里。院子里栽着姐姐生前最爱的月季，秋风中零星开着几朵，带着淡淡的香气。
新人穿着朴素的礼服走来，李玉梅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轻轻牵着小雨的手。她先来到我家，对着姐姐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
小雨突然抱住李玉梅，喊了声：＂妈。＂这一声，惊得院子里的人都愣住了。李玉梅红了眼眶，把小雨搂在怀里。
姐夫站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忽然明白了什么叫＂生者的幸福＂。
望着院子里飘落的秋叶，我仿佛看到姐姐在天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小院里的月季年年都开，陪着我们一起见证着新的故事。
或许姐姐说得对，活着的人，总要好好活着。这大概就是她最后的嘱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