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67-300ER飞机

窃听与反窃听，在政界、商界等领域一直存在，尤其是政界，这种斗争从未停止过。

早在“文革”时期，无论邓小平还是叶剑英，都曾谨防“隔墙有耳”。

1976年，在毛主席去世两天后的9月11日，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由，悄悄来到李先念家，与他商量扳倒“四人帮”的问题，并请他问一问叶帅，准备什么时间、采取什么方式行动。

两天后，李先念到北京西山2号楼，与叶帅见了面。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后来撰文，还原了两位共和国元老秘会的场景——

二人坐下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来是有公事，还是老交情看望？”

李先念回答：“都有。”

闻听此言，叶剑英打开收音机，把声音调大，以防有窃听。但叶帅当时已79岁高龄，耳背眼花，经收音机一干扰，李先念讲的话他就听不清楚。于是二人商定，谈话内容用笔写下来，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在纸上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打了个问号。

李先念看了，写道：“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此人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

两人连写带谈，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的态度进一步明确。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当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是女婿贺平给他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邓小平与李先念

国内尚且如此怕被窃听，外交领域就更是如此了。

1949年12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一为斯大林祝寿，二为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苏联方面对主席的到访并不热情，尤其是斯大林本人，因担心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利益，态度十分冷淡。

主席后来对此行颇有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特别是主席听说苏联在他下榻的别墅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

但此事比较敏感，党史中并没有相关文字记载，只是从当时随同主席出访的工作人员的口述和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描述。

上世纪70年代，我国与阿尔马尼亚关系破裂，阿方在我国驻阿使馆安装了窃听器，后被我方安检小组在墙体深处查出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无线电窃听装置。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装置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工作人员顺着线缆，先后在使馆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查到35处窃听装置，几乎覆盖整个使馆。

无独有偶，香港回归前的中英谈判期间，双方斗智斗勇，“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不时上演。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回忆说，因为新华社在香港的工作地点不少地方被安装了窃听器，所以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住进钓鱼台国宾馆，竟也担心我国对他们进行窃听。一个叫杰弗里·豪的代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要在房间里谈话，房间内可能有中国安装的窃听器，我们应该到外边大树底下谈。——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明明是习惯于窃听别人，却又怕被别人窃听，实在是贼喊捉贼。

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习惯。

70年代尼克松首次访华，就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熊向晖以周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议。

熊向晖说，对待美国客人，毛主席有特别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

但我们光明，对方不见得磊落。

2000年，我国从美国订购了一架波音767-300ER型飞机。此机经过改型安装贵宾舱，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我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人们好奇中国的“空军一号”是什么样子时，中国新闻社突然发文称，在那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上，中国工作人员找到了27个窃听器。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由卫星操控，绝非商店出售的那种普通窃听装置。

新华社也报道说，这架波音767飞机下线后，被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几家飞机工程公司共同进行内部装修。

但是在飞机被交给北京进行试飞时，中方工作人员听到飞机出现古怪的嗡嗡声，经过检查，找到了隐藏在各处的窃听器。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有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说：“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李大使没有指责、挖苦美国人，却让提问的记者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