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题材是很广泛的，就人物画而论，不同的生活内容，题材也就各异:描写军事生活的人物画，称之为军事题材，以表现我国历史故事为内容的人物画，称之为历史题材:描写各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为题材的人物画，即称之“风俗画”。在我国美术史上,风俗画有悠久的历史，大家熟悉的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的《货郎图》、李嵩的-货郎图》等，反映了宋代社会的人情风俗。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风俗画。风俗画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同样反映在风俗画中，所以，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内容的风俗画。
《北京风俗画》是陈师曾的代表作，它的创作年代，从程康《北京风俗画》的题签上看是“乙卯”(1915年)。可知它的创作最迟在1915年，全册为三十四页，所画为当时北京街头巷尾常见的风俗习惯。这些小人物--普通的劳苦群众的生活，组成了古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如敲小鼓者、泼水伕、跑旱龙船者、老西儿、墙有耳、算命子、磨刀者、人力车、糖葫芦、橐驼、坤书大鼓、切年糕车、压轿嬷嬷、喇嘛僧、菊花担儿、卖水果担儿、掏粪工人、马车、旗下仕女、话匣子、山背子、二弦师、夫赶驴、烤白薯、品茶客、玩鸟人，乞丐妇等等，这些名字，对今天的青年来说，许多都是陌生的，但对久居北京的老人来说，自然是十分熟悉的，一讲起来，记忆犹新。人物的模样儿，不少就是电影《骆驼祥子》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在一百年前的北京，这些风俗人情，不仅很普遍，也为人们所喜爱。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皇都”，也是封建最高统治集团集中的地方。在这封建专制的“上流社会中"那些好逸恶劳的统治者王族、权贵、绅士，要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为他们服务，在物质生活极其低薄下，劳动人民的精神品德却是憨厚、纯朴、高尚的。《北京风俗画》中不少作品，就是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德，同时用画笔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集团丑恶的面目和浇薄的世风。这些北京风俗，今天许多都已见不到了。这说明社会的巨大进步，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活动中，正象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旧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渐渐消失，新的习俗又在成长。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应该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要求有新的社会主义风俗习惯，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对我们建设新的精神文明有一定的鉴作用。《墙有耳»是揭露卖国贼袁世凯“严禁小民莠言干政”的传统禁例。这是卖国贼妄想维护最黑暗、最腐朽、最反动的社会秩序所采取的愚蠢措施。茶馆本来是人们品茶休憩之地，也是娱乐、集会的场所。画家表现的是挂着“雨前"牌子的茶馆前面，站着两个带有特殊使命的人--他们在偷听喝茶者的谈话，不让群众议论国家大事(即不让批评没落的丑恶的黑暗统治)。为此,清末民初北京的茶坊酒肆每每张贴“莫谈国事”的红布条，戒客之言谈，以免连累店主。正如画上的题词:“莫谈国事贴红条，信口开河祸易招:仔细须防门外汉，隔墙有耳探根苗。阿家用极简炼的笔法，揭露了濒临绝境、专制独裁的卖国贼袁世凯不许群众有言论自由，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事实。有生活经验的观众，从中会产生丰富的想象和再创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非常和谐统一，在带着讽刺意味的画面中，具有不一般化的艺术魅力，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旧社会的上海，苏州河畔桥头，总有一些公食的老妪，老翁，每当人力车过桥时，他们跟随车后，迈着踉跄的步子，追赶着乘车者讨钱，此种景象，不独上海有之,在《北京风俗画》中也有表现。陈师曾绘一人力车之一角,仅见坐车者的脑袋，一老妇蓬首垢面，敞衣小脚，右手执布帚，左手持香炷，逐车乞钱。画家的朋友程十七在1925年题曰，“予观师曾所画北京风俗，尤极重视此幅，盖着笔处均极能曲尽贫民情状……师曾此作用心亦良苦矣。”看了这画，立即使我们想起苏轼的诗句:“垢颜蓬鬓逐风霜,乞食坡尘叫路旁;此去回头君莫笑，人间贫富海茫茫,”画家把乞食者的形象艺术地表现出来，揭示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正是由于苛政猛于虎，统治者剥削压迫穷苦人民造成的。
只有同情劳动人民，才能表现和描写他们。肩扛板凳，吹着喇叭，悠长的喇叭声在胡同里回荡--熟悉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磨刀子的来了。他们成天走街串巷，风吹、日晒、雨淋，仅仅靠着一条长板凳和粗细磨刀石的简单生产工具，热情诚恳地为民众服务。他们的工作，就是专为别人带来生活上的一点点方便。他们的职业，从来不会高升、晋级。他们也绝不会象上海滩上的掮客那样谋取“暴利”，成为富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是些隐姓埋名的下层劳动者;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人。试想，没有他们，日常生活中会多么不便。画家描写这样的劳动者，信笔点染，以有限的篇幅，抓住了造型上的特征，而且着力于神态上的刻画，把人物的勤俭、憨厚、朴实的美感给观众。
“糖葫芦”是北京人很爱吃的一种冬季小食品，味酸甜可口，有助消化，所以大人小孩都喜爱它。糖葫芦是用竹签穿起五六个山植果子，一般顶端一个最大,称之为“顶果”，以下依次逐渐降小，形成上大下小，然后蘸上熔解了的糖汁，一经冷却即圆整光泽，矫首昂然，变成亮晶晶的鲜红的一串，不仅形式美，而且味道好，为北京的特产。每年春节到元宵节这半个月中，老北京都要到厂甸去逛集,京郊农民也有到白云观来赶庙会的。香客云集，摊贩纷至沓来，这时有一种大糖葫芦，是用四五尺长的荆条棍，穿起数十个大“山里红"，上刷饴糖，大人们领着孩子，买上一两串，高高兴兴地举着回家，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也是一年开头仅有的一次。陈师曾的《糖葫芦》这幅画，选择了郊区的农民进城逛庙会的情景，画他们赶着骡车，车上搭着苇篷，一人坐在车上，手举两串大糖葫芦，非常引人注目。这一景象，不用说，把时间、赶集都告诉观众了。这种风俗，也是北京所特有的。过去北京市各大街都有卖糖葫芦的，有的还是着爱不街走巷地叫卖。解放后，随着饮食服务行业的集中管理,卖糖葫芦的不再东奔西走,而卫生条件都有所改善，糖葫芦都放在玻璃罩内出售，象王府井，前门、西单、交道口、以及各娱乐场所的食品部均有出售。
《糖葫芦》这幅画，我国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先生曾临牮过。据梅兰为先生说,“这是描写逛白云观的庙会，即从正月初一到十九日，郊区的农民进城烧香逛览,络绎不断，间中骡车上跨车沿的梳两把头髻的旗装妇女，手举两串大糖葫芦，印乡非常之深“画上陈师曾的朋友陈止题有诗云，“有庙且随喜，不必有所图。看家小儿女，搞以糖萌芦。”这是多么风趣。
骆驼，今天只能在动物园中见到了，有时出城在十三陵和通往塞外的南口公路上。偶尔还能见到三五成群运载着物资的骆驼。如今的青年人，很少知道骆驼曾为古老的北京作过多少艰苦的活儿。一百年前，骆驼就象今天的大卡车，它们担负着繁重的运载任务，“城中千烟复万烟，仗尔西山运煤石”，故称为煤骆驼。《同治都门纪略》亦有咏煤骆驼的诗:“拦车遮路走成行，五六相连一串长，辱骂街头能忍耐,新仪门外很如狼。表现出拉骆驼的人忍辱负重的形象。画家郑午昌在1944年为陈师曾的《骆驼》题诗云。“骆驼踏遍六街尘，倚坑围炉万户春。借问长安行路客，雪中送炭有何人?”的确，在严寒的冬季，没有驼伕送煤，就没有倚坑围炉万户春的安闲舒适的生活。门头沟，蜂烽煤矿乃至阳泉的煤，在过去是靠任重道远的骆驼运来的，驼侠们常年跋涉于路途，风餐露宿，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今天，骆驼运煤在城里已经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卡车，络绎不断地往返于京西道上，长城内外。然而沙漠中的运输，依旧要靠骆驼。骆驼的精神是值得颂扬的。画面那个驼侠，头戴毡帽，身穿老羊皮袄，神态自若，朴素勤劳。他雪中送炭济贫于人的品德，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对我们很有启发。
《卖胡琴》画的是北京过去的街头上常常能碰见的肩背一串胡琴，边拉边走的卖胡琴者。这使我们想起民间音乐家阿炳。他在世时，常在江苏无锡街头演唱，不过阿炳是以卖唱为生，而卖胡琴的，不仅能拉出一手好曲调，而且是胡琴的制造者。胡琴，是北京最大众化的乐器，许多音乐爱好者都能演奏。在一天工作之余，当夕阳落院的傍晚，業常能听到，见到普通老百姓的演奏，这是下里巴人，曲和众多，普通市民都能享受到者乐的乐趣。画面人物的面部表情有些忧郁不欢，甚至带有一些愁意，然而他给人们送来欢乐，诚如画上的题跋云:“知音识曲，自谓不俗。此丝此竹，聊果吾腹。”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画中人物的妙处。
“吃过正阳楼螃蟹，买来上地庙菊花。”这是何青羊-为陈师曾《卖菊花担》题词的前两句，可见在一百前土地庙的菊花在北京是享有盛名的。解放初要数西城契园的菊花尤为突出。一到秋天，许多公园里还开菊花展览会，品种之多，花色之繁，实在使人目不暇接。北京人是爱菊花的，过去的四合院里，常栽着各种菊花，因此卖菊花也就是每年重阳前后常见的风俗。但过去卖菊花者，一般都是不带盆的，所以担子上的菊花都是用上包根子，《卖菊花担》画一位买菊花者,身穿长袍，伫立在花担旁,左手指着担上的菊花:卖菊花者身着短衣，蹲着从担子里挑出一棵，似乎在告诉买者，此花如何的好。我们从卖买两者的神气看，表情都非常生动人妙。
北京许多居民喜爱种花，爱花是我国人民的天性。在自己住宅里，种上几盆四时的花卉，不仅能点缀环境，也是人们精神的需要，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卖水果》这幅画也很生动。在秋高气爽的北方，农家正是丰收的季节，天津的鸭梨，良乡的栗子，大酸枣、苹果、红海棠，都涌上市来……。解放初，我们还能遇上挑着多种水果货担儿的人。他们串街走巷，推销水果，有时在寂静的胡同里，为招徕顾客，他们还高声叫卖，唱出一连串非常动人的调儿。现在，这些调儿自然听不到了。但上年纪的北京老人，总还能记得“咸核桃来，咸栗子，树熟儿的海棠来哎，沙果子的味来。南瓜大的来，柿子来-涩来还又换来!大酸枣儿来，高装儿的柿子来哎-六个大钱一簇来。今日是几来?十三四来您不买我这沙苹果闻香的果来哎，二百的四十来!”这是昔日北京卖水果的腔调儿。画家在描写这些街头巷尾的风俗人情时，十分准确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在水果担子上，插着鸡毛掸子，在扁担上撑着棍儿，人手里捏着烟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性格特征。
这套风俗画，是陈师曾从长沙来到北京后创作的。那时他任教育部编纂，与鲁迅先生同在一起工作。他每天步行上下班，所见所闻，自然与南方风俗差异很大。北京的一切，对陈师曾来说都十分新鲜，所以他能画出这样生动，并带有浓厚时代气息的风俗画来。特别是对那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画家的体察非常精细深刻。他为画《北京风俗画》,对生活观察着了迷。有这样一个笑话，很能说明《北京风俗画》所以受人欢迎的原因。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时常邀集二三友人到绒线胡同西口路南的回教馆楼上吃牛肉面，从东铁匠胡同斜穿马路过去，路没有多远。有一次适有结婚仪仗经过，陈师曾离开大家，独自跟着花轿看,几乎与执事相撞，友人们便挖苦他，说师曾心不老，看花轿看迷了。随后知道他在画风俗图，才明白他追花轿的意思。图中有吹鼓手打执事，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总是能吸引人的。这些风俗画，画面并不大，也不复杂，构思极为简炼，大都是通过一二个人物，来反映出古老北京的社会生活风貌。由于画家熟悉这些人情、风貌、习俗，所以能胸有成竹，画出社会中的各种人物，而且细节的表现和选择都是很典型的，如水果担子上的鸡毛掸子、菊花无盆出售、挂着红布条的茶馆……没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是难以表达出来的。
《北京风俗画》，具有时代的特征，它记录了古老北京的风貌，把六七十年前的风俗人情，展现在人们面前。磨刀子抢菜刀的、掏大粪的、泼水侠……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为社会带来公益，为别人提供方便。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看看将来，真令人感慨万端。过去的风俗，成为苦难历史的见证,今天漂亮的酒水车代替了画中的泼水快，大卡车代替了煤骆驼，孤苦无依的乞妇，进了幸福院，卖唱的街头艺人，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工作者，青年男女的婚姻，用不着压轿嬷嬷:掏粪工人放下了荷桶:人力车快不再飞奔在街道……所有这一切，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增长，都在变化，进步，繁重的体力劳动，正在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我们的画家提供了新风俗画的著材。新道德，新风尚，新思想，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愿我们的画家们，多多创作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俗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