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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寿南，1885年，四川巴中巴州区三江镇人。不满一岁时，母亲杨氏病逝，父亲苟尊三续娶。苟寿南读过私塾，后迫于家庭负担而停学，随父亲务农习武。18岁时娶妻李氏，得子苟在药，后因家庭矛盾妻子辞世。
19世纪末，基督教在巴城开设福音堂，英国杜牧师来巴传教，苟尊三因信奉耶稣与之相识。1910年，苟寿南到府城保宁英国人开办的“仁济医院”当小工。
他勤劳好学，热情能干，在医院结识了不少朋友。在朋友帮助下，他到病房做护理；白天做工，见机请教，晚间学习，钻研医学，学会了打针、敷药等技术。后来，被一外科医生收作徒弟，学会了取生、注射、割疮、接骨等外科手术。
1913年，苟寿南回乡与张玉英结婚，将家安在巴城万寿宫。婚后不久，他返回医院，学习药剂和药物研制等技术，在制剂配方室，操作实践长达四年。为学到先进医疗技术，他自学英语，掌握了医学药名和阅读外文医书的能力，医术进步很大。
保宁学医业余之时，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结交了一些仁人志士，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五四运动思潮的激荡，给苟寿南很大的启发，他决定回乡行医制药，拯救万民。
1920年，苟寿南回到巴城，居住李家祠堂。不久，租赁肖家巷杨家街房，开办寿南医院，制定宗旨：有钱人来治病、无钱人来也要治病；有钱人多收费，无钱人不收费。因此，深受穷人欢迎。
眼见巴中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苟寿南认识到，单靠行医卖药、济贫扶困，无法从根本上解救劳苦大众。
1923年，他前往上海，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萌生革命念头，可没能找到党组织。随后，他顺长江回重庆。此时，山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给他极大震撼。
由渝返巴后，他积极声援巴中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巴中中学贴出“打倒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引起巴中当局的注意，其行动受到了监视。
这时，苟尊三在驻巴部队当武术教练，获得将抓捕苟寿南的消息后，迅速通知儿子转移。1924年春，苟寿南以购药为名赴渝。
此时，重庆革命如火如荼。他在革命活动中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备受教育和鼓舞，决心投身大革命洪流。后经吴玉章推荐，以苟仁活之名，参加了国民党；党的重庆地委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活仁”后成苟寿南从事地下工作的代号。
1925年冬，苟寿南将寿南医院迁至衙门口，更名为“活仁药房”，由妻子经营，不久，妻子背着他在巴中庆丰泰商号借款，加上“私房钱”，在苟家湾购买了50背田地及店子。
1926年，党派遣吴世敏随苟寿南一道返巴。他得知妻子购买田地，竭力反对，欲售此田，但无人购买，便将一部分田地交给无地农民魏先良等耕种，不收地租。大部分田地，交给贫民魏兴中等代耕，除去开支外，余下的谷物，装仓保存，以便在青黄不接时，接济断炊的贫民。
此举，使苟寿南成为兴文一带农民的知心人，为巴中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苟寿南以医生为业，做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以兴文落地门神店子为支点，建立党和社团组织。
1925年前后，巴中连遭水旱灾害，庄稼颗粒无收，饥荒遍野，疫病肆虐。苟寿南积极寻找治疗方法，研制新药，提炼官药，自制出“第一好”“海丁晶”“自然亡”等10余种成品药，带回家乡，有效地缓解病人痛苦。
“活仁药房”，既是一家中西医药店，也是党在巴中的联络点，吴世敏对外称“药剂员”，实则携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苟寿南利用行医治病之便，以卖药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由于他以解除病人疾苦为宗旨，穷人看病时免费治疗，得到巴城及周边百姓的普遍认可。
苟寿南还与张诗州在巴城开设辅仁书社，发行《朝曦》《创造》等书刊，推售《共产党宣言》《语丝》等读物，宣传革命思想，与姚希夷等有志青年，研究马列主义，将之办成宣传马列的阵地。
苟寿南与巴中中学校长赖虚实取得联系，说明自己回乡的任务，被聘为巴中中学体育教官，他利用上课之便，宣讲革命道理，对学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启迪。在苟寿南的引导下，从1926年秋至1928年冬，巴城爆发了三次反军阀的学生运动。
1927年初，杨闇公等派许湘聆回乡与苟寿南等筹建国民党巴中县党部。2月，县党部筹委建立，内设农委，由苟寿南负责。
苟寿南坚持“应多培养农运的专门人才，普遍到农村中去”的指示，利用他在“落地门神”的店子作为据点，与张诗州等到巴中县东北一带发动穷人闹革命。他借行医之便，发动旧交，联络贫民40余人参加农会。
2月下旬某晚，在魏家沟观音庙，“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召开，由苟寿南主持，报名参会人员在农会的旗帜下“吃雄鸡血酒”，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此，川北第一面农会大旗竖立起来。
在魏家沟，苟寿南依靠魏兴中等，发动周边的贫民抗捐，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与王美一、张永开等建立农会，打土豪地主，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农民纷纷参会。
他接着，又到清江昆山寨、铁炉沟、龙门沟等地，发动千余农民入会。
为培训农运骨干，他在魏家沟创办夜校，自己编写读本，吴世敏授课，费用全由他承担。会员经过夜校培训，斗志高昂。他从中发展农民魏兴中、苟某以及川军营长张栋成等为共产党员，成立中共苟家湾支部。
其后，苟寿南发动民众打烂官轿、进城抗捐，迫使县知事宣布减免捐税。
4月底，为悼念“三三一”惨案死难烈士，苟寿南动员2000多名农民在清江集会，举行反蒋抗捐示威大游行，把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小册子印制成册在会场散发。
事后，参会农民越来越多，抗捐斗争不断深入，被田颂尧定为“川北第一大党案”。团总苟元勋以“倡党阻捐”罪名控告农会，以“赤化”为名，出动军警抓人，查封县筹委会，逮捕农会骨干20余人。
苟寿南遭到通缉，被迫离城，吴世敏被迫撤离巴中，魏兴中在转移途中染病去世，苟家湾党支部也无形解体。历时半年的巴中农民运动，虽遭敌人的镇压，但在广大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转低潮。苟寿南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转到佛楼一带活动，与共产党员邓江镇合编《灯笼火把报》《一声雷》等报刊，晚间散发巴中各地。他动用各方面力量营救战友，使被捕同志先后获释。
他父亲也打通驻军和县衙关节，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1928年底，苟寿南返回巴城。他改变策略，继续以行医治病的身份和送药下乡的机会，深入农村活动。几经努力，他在巴城成立中共巴中县支部，发动贫民吃大户，虽然影响有限，但为唤醒巴山人民，跟地主豪绅作斗争贡献力量。
此后四年间，每逢灾荒，他都将自己的存粮，无息或无偿地借给农民度荒。
1932年底，红军即将进入巴中境内。支部安排刘秀贞（党员）等四位姑娘绣起了党旗。此时，驻守巴城之敌日夜不安，对来往行人盘查格外严格。
苟寿南到兴文等地找农会会员和农运骨干，向百姓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通过大量的工作，红军到达清江时，群众无一人逃亡，朱仕贤等2名党员参加红军，引导红军向巴城推进。随后，红军以清江、兴文一带的农会为基础，成立巴中县委、县苏维埃。
1933年1月22日，苟寿南组织数百人，敲锣打鼓，扛着党旗红旗，抬猪抬匾，沿途张贴标语，呼着口号，到枣儿垭去迎接红军。
红军首长根据苟寿南提供的情报，兵分三路向巴城进发。驻巴城敌军狼狈逃窜。1月23日，巴城解放，苟寿南代表支部向红军首长汇报了巴中的情况，介绍了进军南龛、平梁的路线，使巴中全境迅速获得解放，红军以县支部及农会为基础成立了巴中市委、市苏维埃。
正当这时，苟寿南却被人以巴城“资本家”“大地主”之名告发。红军首长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还是决定，对其实施公开逮捕，事实上是为了掩护其身份。
苟寿南被押解至红十二师师部驻地龙母宫。消息传开，清江、兴文一带的农民连夜聚集，商议进城保释苟寿南。
1933年1月25日黎明，百余名农民到城内红军驻地要求释放苟寿南，言明苟寿南是巴中农民运动领导人，是治病救人的医生，曾遭到反动军警的通缉，始终坚持斗争，从未投降等情况。红军于是对其秘密释放。苟寿南暂留红十二师医院工作，不再公开露面。
反三路围攻期间，苟寿南留在巴城坚持斗争，成为红军的耳目。反六路围攻期间，他一家九口转移到重庆，在磁器口居住安身，并在此处开办“南山医院”。他每日挑起药担，走街串巷、送医上门，还在朝天门码头摆摊买药。他以行医治病为掩护，刺探敌情，为红军传送情报，对粉碎刘湘六路围攻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苟寿南举家返回巴中。
红军撤离巴中后，他为避还乡团的迫害，于1935年3月，举家迁往重庆避难。
是年冬，苟寿南全家回到巴城。此时，家财、药房已被还乡团和地痞流氓抢劫一空。在异常艰难的情形下，他东拼西凑，重新把“活仁药房”办起来，成了川北地下党的交通站，进行秘密联络，复燃革命火种。
西安事变后，川东北的政治形势发生好转，抗日救亡日益高涨。此时，巴中连遭大旱，大街小巷，饿死不少人。苟寿南拿钱买饭，分发饥民。他认识到只有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解救普天下穷苦人的灾难。为此，苟寿南决定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大业。
临行前，苟寿南交代家人，除留足口粮外，余粮分给穷人，吩咐“活仁药房”要继续营业，让长子苟在药去兴文从事农业生产。
1938年春，苟寿南独自北上，历经劫难，走到西安。由于奔波劳累，他身染重疾，无力前往延安，暂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治疗，好转后折回巴中。
回家后，苟寿南半身麻木，走路都变得艰难，但他靠着坚强的意志，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与巴中军支取得联系，倾力支持抗战。同时，安排次子苟在荣活跃于上层社会，打探巴城敌情，吩咐次女苟在杰经营“活仁药房”，注意往来行客，秘密接收和传递各种机密信息。
1940年，阆中中心县委的郝谦、伍级生等同志通过巴中军支疏散到巴中，与苟寿南接上头。此时他卧病在床，不能行走，就坐滑杆儿去曾子垭，给之介绍一位交通员（党员）。在苟寿南的精心安排下，郝谦、伍级生与肖钟鼎（党员）取得联系，得以安全转移到通江。
之后，党分期派出王叙伍、王朴庵、魏文引、何静修等同志都是通过“活仁药房”的联系掩护，被送到通江、化成等地。
他家成为党的联络点和接待站。川北地下党的许多文件、书信和报刊，大多是通过“活仁药房”送交或保存的，这对巴中的革命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
苟寿南作为接线人，为掩护战友们的行动，做了大量艰苦而细心的工作。党的秘密会议有时在他家举行，为了确保同志们的安全，他让家人站岗放哨，为防敌特破坏，他在内屋挖了竖井，安装着数根横梁，供临时隐蔽转移之用。周永开、李范九、苟在荣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还积极开展对赵济刚、米崇昆、叶良一等民主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1947年春，通南巴工委成立时，苟寿南抱病参加。
是年，党需要找川陕时期的党员，苟寿南瘫痪在床，不能动身，就坐起滑杆，到兴文去找关系，给组织作交待。他岁长期卧床不起，但仍是联络人，通过家人进行革命活动。晚年他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编写《药物配方》《官药提炼与运用》等书籍，流传于世。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此时，巴中尚未解放，苟寿南虽疲病交加，但仍肩负着党的重托。11月下旬，苟寿南与世长辞，终年64岁。
其子苟在荣继承父志，成为川北地下党的联络人，兼任巴中解放委员会委员，协助解放军攻占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