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生的事，尚传道、崔垂言可谓是一对“老江湖”，他们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尚传道当年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对于学生运动这事可谓是了如指掌。在特秘处没有成立之前，他和崔垂言就与郑洞国有过一次秘密会商。
尚传道对于长春大学的事，了解得相当透彻，他对郑洞国说：“坏长春大学之事者，校长黄如今也，自己逃离了长春，为了保住长春大学的职位和地位，竟然跑到南京城，求救于教育部长朱家骅，二人共同策划，企图把长春大学迁往北平。对于迁校一事，我是赞成的，因为长春马上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城，战时危局即将降临，这种情势之下，青年学生内心的火焰会一触即发的，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自然是应者云集，这就是青年的可爱之处，更是可怕之处。加之我们的粮食供应日渐紧张，上万张嘴要向我们要粮食吃，我们哪儿能再为他们筹措粮食啊？这样，他们就会和关内的学校联系，闹出什么‘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事件来，是肯定的。因此，我不仅赞成长大等学校整体迁校，也想让他们疏散出去，减少战时长春城的压力。前些日子，我曾组织长大教职员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学生自治会的有关人员，讨论过此事，动员他们支持迁校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长大迁校委员会，并选长大的总务长孙亚明为主任委员。这个孙亚明，长期在市政府工作，担任社会局局长、公用局局长职务，是我们可靠而得力的人员。”
而崔垂言认为：“此事万万用不得强劲儿，要从思想上说服师生，让他们认识到在长春继续下去的可能面临的危险，到北平去继续学习的安全，造成‘迁校得生、不迁校困死’的舆论氛围，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走，才是上策。长春，可不敢再闹什么学潮了，那东西，是极可怕的。”
对于尚、崔二人的见解，郑洞国还是很信服的。当他征求项迺光的意见时，同样是参加过学生运动的项迺光也说：“学生的事，最好由学生自己解决，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完成迁校行动，特殊手段，只能针对个别特殊人物，压制，也要有一个范围、一个限度，长春，绝不能出现昆明那样的落下千古骂名之事件来。”
而此时的长春大学校园内，早已暗流涌动，进步、反对、中立三股势力在暗流之中较着劲。白天，一部分师生进行着秘密集会，大谈：“长春大学，在长春是长春大学，到了北平，咋还是长春大学啊？”“长春大学不能离开长春！”“怎么搬迁，让我们坐飞机走，学校能给我们买来飞机票吗？走四平街，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到北平去，我们离开了家乡，又没有大官当靠山，能有什么出息？”
而智学礼的一方，则冲进他们集会的地方，大谈：“长春大学搬迁，是教育部的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把长春大学搬迁到北平去，是国民党中央对我们青年学生的关爱！”
当然，长春大学迁校主任委员孙亚明还在“积极”地工作着，他不时地向尚传道汇报着工作进度及存在的困难，如何走？走陆路，被共军俘虏了怎么办？走空中，市政府能否组织起这么多飞机来？欠教师的工资怎么办？迁校的费用如何出？所有这些实际问题，尚传道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因而这事也就又被棚架了起来。
夜晚，又来临了，长春大学校园内，一群群黑影如鬼魅般跳跃着，教室、宿舍的外墙之上，各类小报、标语相继贴出，又被后来的一伙撕掉，贴上他们的标语。突然，两路观点相左的人马终于撞到了一起，一个学生吹起口哨，校园内埋伏着的一伙特务冲了出来，很快便抓走了十几个手中拿着标语、浆糊和小刷子的学生。
督察处审讯室内，陈牧冷冷地看着面前坐着的一名女学生张文娟，良久，才猛然说道：“我相信，你是一个听话的女孩，是你的老师让你这样干的，对吧？”
张文娟吓得不敢说话，轻轻地点了一下头，陈牧内心里笑了起来，一个小小的、可爱的、受到惊吓的猎物，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猎场，进入到自己的射程之内。于是，又笑着说道：“我，可以放了你，但必须有你的父母来把你保出去。”
“我爸我妈原来在永吉县政府任职，现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张文娟小声回答着，陈牧内心里更加兴奋起来，心想，这点小事我还不知道，于是脸色阴沉下来，说道：“要是那样，就麻烦了，不仅他们不能为你取保，而且他们的身份，同样是可疑的，是不是已经投降了中共，还很难说。看来，也只有判你刑了，你放心，我会轻判的，最多是有期徒刑三年。”
张文娟一听，吓得浑身哆嗦起来，嘴里说着：“长官，我再也不跟着他们跑了，再也不跟着他们跑了，求求你了。”
看着张文娟雨打桃花似的小脸，陈牧的身体已酥麻了半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