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养育之恩大于天。可有时候，最亲近的人却会成为我们最大的伤害源。可血浓于水的亲情，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我要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村的真实故事。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五岁，是河北沧州下辖一个小县城的农民。从我记事起，就跟着姥爷姥姥长大。说起我的亲生父母，村里人都说他们是在一场车祸中去世的。每当别人问起这事，姥爷总是岔开话题，转而絮絮叨叨地说起我小时候的趣事。
我们村靠近县城，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我舅舅江河就是个坐不住的主，年轻时就去闯荡。记得那是1985年初春，舅舅第一次回村。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脚踩一双锃亮的皮鞋，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旅行包。那时候村里人还在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舅舅这一身行头，让人看得眼热。
“建国，过来，舅舅给你带了好东西。”舅舅从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大马牌收音机，那可是城里才有的稀罕物件。我记得那年村里人围着这台收音机，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评书。从那以后，舅舅隔三差五就往家里捎东西，有时是一身新衣服，有时是一块手表，让我在村里成了个小明星。
姥爷对我格外疼爱。1990年我高考，差了三分就够上师范专科线。姥爷二话不说，掏出积攒了半辈子的三千块钱，让我去上大学。那时候村里的娃大多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能上大学的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日子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过着，直到1998年冬天，舅舅最后一次回家。那天他显得特别反常，整个人心神不宁，吃饭时筷子都抖得厉害。饭桌上他一个劲地给姥爷倒酒，还说些”爸，这些年让您操心了”的话。姥爷只是默默地喝着闷酒，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舅舅就不见了。起初我们以为他又出去做生意了，可一个月过去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着。正纳闷时，村里来了一伙陌生人，说是舅舅欠了他们一百零八万的债。
这个数字把全家人都震住了。那年月，一百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够盖十几间大瓦房了。债主拿出欠条和借据，字迹和手印都是舅舅的，真得不能再真。
“你们家要是不还钱，这老宅子就归我们了！”债主的话像一把刀，插在姥姥心口上。老人当场就晕了过去，送到医院查出是轻度脑梗。
村里的流言蜚语像野草一样疯长。有说舅舅是个大骗子的，有说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家室的，还有说他被人害了的。我四处借钱还债，可亲戚朋友谁肯借这么大的数目？眼看着要过年了，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扬言要是再不还钱，就要强行拍卖老宅。
就在这时，姥爷病倒了。那是腊月二十三，北风呼啸，屋里冷得像冰窖。姥爷躺在炕上，咳得喘不上气来。他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本发黄的存折。
翻开那本存折，我惊呆了。从1977年开始，每个月都有一笔一千块钱的存款，一直持续到1998年。算下来，这存折里足有二十多万。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几百块，这钱从何而来？
姥爷的眼神闪烁着，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建国，扶我坐起来。”
我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外面的风呼啸着，吹得窗户咯咯作响。姥爷的目光投向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我才五岁，正坐在姥爷膝盖上。
“建国啊，这些年，有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姥爷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知道这存折里的钱是谁的吗？”
不等我回答，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1977年那年，你舅舅刚满十八岁。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一辆小轿车在我们村口翻了。车里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夫妇俩当场去世了，可孩子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姥爷说到这里，猛烈地咳嗽起来。我连忙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定了定神，继续说道：“那对夫妇是省城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那天他们正要去北京开会，谁知道……”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脑海中闪现：那个婴儿，该不会就是……
“是的，那个婴儿就是你。”姥爷的话像一记闷雷，把我劈在原地。“你的亲生父母虽然走了，但他们的单位每个月都会寄来抚恤金。这些年，我们一分都没动过，都给你存着。”
我浑身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我一直以为是车祸去世的父母，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可是，既然有这笔钱，为什么舅舅还要去借债？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告诉我真相？
“你舅舅……”姥爷说着，眼泪流了下来，“那天晚上，其实是他开车撞了你父母的车。他才考到驾照，路又滑，刹车时车子打滑了……”
我如坠冰窟。原来这就是真相。舅舅这些年频繁地给我送礼物，是在赎罪。他的每一分付出，都是愧疚的表现。那天他最后一次回家时的反常，也终于说得通了。
姥爷的话还在继续：“你舅舅这些年一直活在悔恨中。他做生意赚的每一分钱，都想着要补偿你。那一百零八万的债，其实是他借钱给你买了一套省城的房子，房产证就在存折下面……”
我翻开存折，果然看到一张新的房产证。而在房产证的背面，还压着一封信。信是舅舅写的：
“建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去东北了。这些年，我一直想弥补当年的过错，可我发现，再多的钱也换不回两条人命。我欠你的，不仅是父母的生命，还有二十多年的真相……”
窗外的北风依然在呼啸，屋里却安静得能听见炕上煤炭燃烧的噼啪声。我拿着那封信，手一直在抖。舅舅的字迹有些潦草，却透着深深的愧疚：
“这些年，每次看着你喊我舅舅，我心里就像刀绞一样疼。我总想着等你长大了，等你有出息了，等你能承受这个真相了再告诉你。可每次鼓起勇气，看着你那么信任我的眼神，我又怎么说得出口？”
姥爷在一旁低声抽泣：“你舅舅这些年在外面，表面上是做生意，其实是在偷偷打听你亲生父母的事。他查到你父亲是省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当年正在研究一项重要技术。你母亲是大学老师，才华横溢。他们的去世，不仅是两条人命的事……”
我闭上眼，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脑海中浮现出这些年舅舅的点点滴滴：他送我的第一台收音机，陪我去县城买的第一双皮鞋，高考时专门从外地赶回来送我的那块手表……原来这些不是亲情，而是赎罪。
“你舅舅这次借债，是做了最后的了断。他把房子买在你父母当年工作的化工厂附近，还专门找到了你父母的老同事。那个老所长临终前告诉你舅舅，你父亲留下的那项技术研究，最终还是被完成了，造福了很多人……”
正说着，姥姥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出事了！江河他……”
姥姥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电报。我连忙接过来一看，是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发来的。电报很短：速来齐齐哈尔二院，江河重病。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齐齐哈尔，那是一个多远的地方？那个终年积雪的北方城市，为什么会成为舅舅最后的选择？
“建国，你去看看你舅舅吧。”姥爷的声音很轻，“这些年，他已经用余生在赎罪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北去的火车。一月的北方，寒风刺骨。我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回放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火车一路向北，足足走了两天两夜。
当我终于找到齐齐哈尔第二医院时，病房里的舅舅已经陷入了昏迷。他比我上次见他瘦了太多，脸色蜡黄，人事不省。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日记本，我翻开一看，泪水立刻模糊了双眼：
“1998年12月21日，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了。这些年，我东拼西凑、借债经商，不就是想给建国攒一笔钱吗？可我明白，再多的钱也换不回他失去的亲情……”
日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些年舅舅的足迹。他去过杭州，找到了我母亲曾经的同学；他去了北京，寻访了我父亲的研究伙伴；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只为拼凑起我父母生前的点点滴滴。
在日记本的夹层里，我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女人温婉知性，男人目光坚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亲生父母的模样。照片背面写着：1977年5月于省化工研究所。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滴滴声。我坐在床边，轻声说：“舅舅，我知道真相了。”
舅舅的手指动了动，像是听见了我的声音。我继续说道：“这些年，你已经赎够了罪。那不是你的错，那只是一场意外。”
监护仪的数字开始波动，舅舅的眼皮颤动着，慢慢睁开了眼。他看着我，眼泪顺着枯槁的脸颊流下来：“建国，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我握住他的手，“你永远是我的舅舅。”
舅舅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建国，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父亲临终前，把一个档案袋托付给了我。他说，如果他们出了什么意外，一定要把这个交给你……”
原来，这才是舅舅选择齐齐哈尔的真正原因。他在这里找到了当年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那位老人保管着我父亲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记录着一项重要的化工技术创新，可以让农药的毒性大大降低，让农民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舅舅虚弱地说，“他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项研究。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机会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扑在舅舅的床边痛哭起来。原来，这二十多年，他不仅仅是在赎罪，更是在替我完成父亲的遗愿。
病房的窗外下起了鹅毛大雪，整个齐齐哈尔市笼罩在一片银白色中。我看着窗外的雪，想起了姥爷说过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亲情是血浓于水的，有些却是比血还要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