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我的运气一直很好，看完青之后看场，看场没几天又被大队作为报道员派往梯田工地。那时候，正开展农业学大寨，到处都修梯田，我们的工地在二道岭子。大队原来有个报道员，稿子上不去，大队陈书记就点我的将，因为我那时经常在《吉林青年》《红色社员报》《江城日报》上发点东西，不给稿费，就邮稿纸信封，常常邮到大队去，他们就此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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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地，我就积极写稿，歇工了，还要给社员念报纸。我这其实也不是脱产的，人家干两锹把子的活，我干一锹把子。我干活还卖力气，有一回累吐血了，让社员看见，就汇报上去(现在想来，那就是支气管出了点毛病)。

广播喇叭里天天有我的稿子，诗歌、小评论，我就天天受到队里的表扬。公社宣传委员张景太还专门为我写了一个通讯叫《工地小老虎》，发在《吉林日报》的内部通讯上。不久，我就被工地广播站借调了。大队书记有些后悔，埋怨我太突出了，那位带队的也受到了批评，原因是没控制好我，搞得他还得物色人。

在广播站我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原来就一个女播音员，我一来又是写又是播、弄得挺忙。工地总指挥是公社妇联主任，对我很满意。我其实应该感激她，那边工地一结束，她就推荐我去了路线教育工作队，我心里觉得好笑，本来是来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反而成了教育农民的人了。

到了工作队我才知道，1975年下乡被选人这个工作队的一共俩，那一个比我优秀，人家已经是生产队队长。人家是干上来的，我是写上来的，不一样，这就有些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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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搞路线教育的地方叫陡嘴子，是山区，一进那个沟是一个陡峭的崖，崖上春天开一片桃花，都是烟矮的，不结果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崖，这个大队才叫这么个名字，我也很奇怪那些桃树为什么不结果实。

我住在一户中年农民家里，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大的快有三十岁了，是个憨

厚的小伙子，还没结婚，但好像有对象，不怎么在家里住。小的只有7岁，是个小丫头、常常咬着手指头看我吃饭。我其实不怎么会开展工作，就知道领着大家学习报纸，传达上级文件，大队上的事情我还是让大队长布置。

我们路线教育工作队副队长也是个知青（不过人家那时的身份是大队副主

任)，他来检查工作时说，你这样不行，你得行使权力，你怎么能让他（指那个队长)分配工作呢？大概觉得我能力不行，他主动和工作队队长要求来帮助我。他果然比我强，一来就把大队长罢了官，自己指挥生产。我落个清静，就整天读书写诗，也写了一些报道。我们那时吃派饭，每天都是轮流，啥条件都有，有的人家好几个孩子只一大锅粥，你刚盛一碗，他们呼噜呼噜地喝上了，你就不忍心再盛第二碗。有的跑腿子，看你来锁上门就走，你就得饿肚子，还没法说。那时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太穷了…

公社开会总结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挨了批评，因为有人反映：说我不和社员搞三同，净在家里写诗歌。还说我吃土豆磕皮，摆架子。于是，我成了表现不好的工作队员，提前回去了。好在大队陈书记对我还挺好，让我当代理团书记，领着知识青年去修碾子沟水库。我照样要负责搞报道，结果没几天又被抽指挥部去了，这回是总指挥王主任点我将。王主任本身就好写（那时候能写是本事），他说，这小伙子能写，你们再找个带队的吧，他我要了。这就要去了，又是写又是播，人家大队那边一看没指望了，团书记也不让我代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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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向王主任请假，我说我想回去参加高考。半个月后，我坐进了设在公社的一所中学的教室里，参加高考。

1977年，我考上了省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就此，我的知青生活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