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青山/文
四平街是中长铁路一个中间站，交通发达，位居要冲，它是国民党辽北省政府所在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四平已为人民所有。1945年11月间，国民党政府在所谓接收东北主权的借口下，经和出兵东北打败日军的苏联军事当局交涉派去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到四平进行活动，企图占有四平，建立反动统治，为时不久，即被人民赶走。1946年5月间国民党军攻占了四平，即把它作为反人民战争的一个堡垒，驻有重兵把守，称为四平市。
我于1947年9月中旬任四平市长，时隔春季四平战役，虽已数月之久，但在市内到处可见残垣断壁，战争痕迹。在那次战役中，解放军已打进城内（道西），国民党军队被打得已告不支，濒于危境。国民党由沈阳出动许多飞机，飞到四平市上空，乱肆轰炸，把许多建筑物都炸毁了。我去时已成破碎样子，人口约剩七八万。在四平，驻有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3个师，即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军长原为陈明仁，陈明仁被撤职，换来一个陈诚系的刘安琪为军长。刘曾对我说：“四平关系东北全局，七十一军要确保四平。”但不久，约于1947年12月间一个夜里，刘安琪突然匆忙带领两个师离开四平，开赴沈阳以南。当时四平和沈阳之间都是解放区，那次是偷逃的，留下一个师即八十八师，驻在四平。调走两个师，并不是四平不需要那样多的兵力了，而是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已呈捉襟见肘之势，拆东墙而补西墙。
我为什么在四平已是动荡不安那样情势下还去干那个市长呢?主要是把于“四平市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同时认为四平是我家乡，有所谓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
1947年9月我去时，四平和沈阳尚通火车，四平外围还有几个县城在国民党军手中。到了1947年12月，四平南北交通全被断绝，和沈阳联系全赖国民党军飞机。当时工商业凋敝，物资缺乏，尤其是燃料（煤炭）没有来源，很多机关在冬天取暖，因购煤困难而烧豆饼或高梁米糠。市区财政枯竭，通货膨胀。常由沈阳用飞机运来大批伪币。四平市政府和辽北省团管区于1947年秋冬几次在市内大肆抓兵，弄得人心不安和市警察局（市警察局直属于省警务处）于1947年11月间举行所谓户口检查，把所谓没户口或户口不清的约40多人拘押在警察局内。市政府为了加强反动统治还整顿保甲组织，使人归甲、甲归保、保归区，对人民实行层层统治。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于1947年冬即去沈阳，说是治病，实则看到局势越来越不妙，逃之夭夭，他走后由民政厅长张式纶代理主席。1948年1月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被打得垂头丧气，呆不下去了，在离开东北前报中央政府，换了3个省主席，其中一个就是辽北省主席，把刘翰东免职，换来一个军人徐梁。徐是东北骑兵司令，驻在沈阳，他当上省主席后，自得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他一被发表为省主席，即遇着四平战事。我和在四平其他同仁电促徐“速来四平，主持大计”。在沈阳的辽北省人如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林耀山等人，也敦促他率领骑兵，驰赴四平（他指挥3个骑兵旅）。可这位“不懂政治”的主席，没敢前来而在沈阳招亲纳友，组成“流亡省政府”。在四平的原辽北省政府只剩一个沈参事（代理秘书长）和一个科长抱着一颗省政府的铜“官印”跑来跑去。
约于1948年1月间，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平以北梨树县城后，四平南北感受威胁，已成为解放的直接目标。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采取备战措施，企图顽守，成立所谓四平防守司令部，司令由第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兼，所辖兵力，除八十八师外(3个团和一直属炮兵营），还有辽北省保安司令部所辖的省保安队3个营（省保安司令张东凯不在四平，由少将参谋长姜伯华代）。“四平防守司令部”设在市内道西，北五马路八十八师师部内。成立不久，曾颁行戒严令，夜间禁止通行，白天有许多地区没有“特别通行证”也不准通行，并且经常搜查户口，随便抓人。
有一天晚上，第八十八师政治部王主任带领几个士兵，匆忙地到市政府找我，说要在夜间搜查户口，问我户口名册在哪里?我说警察局和各区公所都有。他说要一份，并于当夜在道东道西搜查过户口和捕人。有一天彭锷很惊异地对我说：“夜间有给敌军打信号枪的，共产党已派有侦探在城里。”还说：“在城内岗哨检查出八九个十来岁的儿童，每人身上都带着大铜钱，大钱上绑着红钱。”我问是干什么的，彭说：“问他们谁也不说，一定是给共产党作情报的。”我说：“小孩子能做什么?”他说共产党能利用小孩给做情报，我问怎办了?他说都抓起来了，关起再说（以后不知怎样处理的）。
有一天我去看彭锷，打听情况。他这次不像以前那种傲然神气，表现有些忐忑不安。他说：“打的很激烈，敌人想打开一个缺口，有时轮番攻击……”接着说：“陈明仁的弟弟回来了。”我问是做什么的，他说是七十一军特务营长（实为运输团长——编者），春季战役中被敌军俘虏去的。我问怎么回来的，他说：“还不是共产党把他放回来的。”我心想，在这样情况下放回那样一个人，自然是有用意的，我问彭见过没有，他说没见他（以后情况不知）。我问他局势危险没有援兵怎么办，他表示没什么办法，意思是自己管自己，好像他已有打算，战事到最后几天，就再也没看见他了。
2月初，解放军开始进攻四平外围了。有一天，在四平市内的各省市机关、团体的头目（有的派代表），在道西车站下中央路文化馆内集会商讨所谓保卫四平事。参加的有国民党辽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式纶（代省主席）；国民党辽北省党部委员程东白（代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北省支团部书记郑绍文；辽北省团管区司令郑殿起；辽北省临时参议会代表（议长林耀山不在四平）；四平市长高青山；国民党四平市党部书记长何广文（兼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四平市警察局长王树屏；四平市工商联合会会长田某，和第八十八师代表等约四五十人。由省代主席张式纶主持开会，他大意是说：
“共产党进攻四平，我们全市各机关、团体和市民要一致动员起来，协助国军作战，保卫四平，打退敌人。”程东白相继讲话，大意是：“四平是辽北省会所在地，绝不能让共产党打进来，我们要一致行动起来，保卫家乡”（程是开原县人）。会议一致决定成立一组织，协助军队作战。我也坚决主张组织起来，支援“国军”。这个组织就叫“辽北省党、政、军、学、商各界保卫四平委员会”，任务是动员全市一切力量，支援军队作战，“保卫四平”。由程东白任主任委员，郑殿起、高青山、郑绍文三人为副主任委员，下设5个组，即总务、供应、宣传、捐款、慰劳，每组设正副组长一人，分由各机关、团体担任，其中主要是供应组，由市政府和商会担任，组长高青山。我表示责无旁贷，因为我是“市长”，四平又是我的家乡，绝不能让共产党来。会址先在道西天桥底下一马路找一所房子，作为开会和办事地方。初时，经常有四五个人在里边，还曾向八十八师借一辆吉普车，不久退往道东，没有地址。
“保卫四平委员会”成立后，曾开过几次人数较多的会，参加的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正副组长等。开会时第八十八师派政治部王主任或俞副主任代表参加，提出军队所需物品，由“保卫四平委员会”尽力供应。先后曾供应守军所需要的大小木桩5000 根、麻袋4000多条、和铁板、席草等。向兵站第十七支队借200袋面粉共约8000多斤蒸馒头，作为“保卫四平委员会”向守军的慰劳品。“保卫四平委员会”还曾向各大商户和一些住户捐来不少钱，给守军购买猪肉、粮、烟等。我和程东白、郑绍文等十来人，曾由师长彭锷带领去到伤兵医院进行所谓慰劳。
为了欺骗守城士兵，捏造“援兵”即来的消息，并贴出一些“欢迎援兵来四平”，“欢迎中央派来援兵，保卫四平”等，一般人一时信以为真。我曾在“辽北日报”上发表所谓谈话：“论战局”，大意是说：“四平地位重要，中央绝不能放弃，我们有力量保卫，共产党打不进来，希望全体市民各安生业，不要听信谣言，要支援国军，保卫家乡。”
解放军围攻四平，是一步一步的紧，所谓援兵却一直没有消息，我很忧愁。约于2月底一天下午，我和郑绍文、郑殿起三人一同到道东四马路去找程东白。程住在他丈人姓穆的家里，我们去后，他出来见我们，还带出一股鸦片烟味，彼此都显露忧色，互相问情况，都说没有援兵怎办，埋怨卫立煌为什么不派援兵?诅咒新任辽北省主席徐梁怎么不带骑兵来四平解围?记不得由谁先说出来的：“以我们保卫四平委员会名义给蒋委员长打一电报，请派援兵。”四人所见相同，都说好。于是由程东白主持拟一电报稿，大意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四平危急，请速派援兵解围；四平为军事要冲，关系东北全局，万不可失，请钧座明察，吾等自当竭尽全力，效忠党国，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后面写“保卫四平委员会”，并附我们四人的职衔。给蒋介石打这一电报，好像吃了一付定心丸，寄于很大希望。约3天后，蒋介石从南京打一回电，大意说：
“汝等坚守四平，深为嘉许，望继续奋斗，保卫四平，所请派援兵，即命有关机关处理。”我们接到蒋的电报，一时心理很高兴，以为这回可得救了，但一研究电文，觉得说的模棱两可，又感到失望，一算“援兵”，从哪里来，若从沈阳来早来了，长春动不得，从远地方来也来不及了。也有人说应该放弃长春，把在长春的兵调到四平来。我心理是又盼又急，乞灵于蒋介石，蒋介石已无能为力，我们的期待的“援兵”，只是梦想一场。
为着死守四平，还企图把四平市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充当炮灰。有一天，彭锷问我：“四平市民众组织怎样?”叫我命令各区召集壮丁，准备编成担架队和救护队，以应需要。几天后，我召集全市6个区的“壮丁”约500人，在道西公园前集合开会，彭锷也参加了。先由他讲话，后由我讲话，都是鼓动“壮丁”们积极动员起来，协助军队作战，“保卫”家乡。我说“组织起来，支援国军，保卫家乡，如果共产党来，谁都没好。”彭锷还向我和程东白、郑绍文、郑殿起说：“你们不能专靠国军打仗，应该动员全市力量、武装起来，组织一个‘四平纵队’，协助国军作战，保卫自己家乡”等。我们都表示赞同，问他怎样组织?他说：“四平纵队包括三个大队，一个是民众大队，由四平市民众自卫队组成之，以高市长为大队长，以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为副大队长，实际指挥；一个是青年大队，由各中学内三民主义青年团学生为骨干组织，以郑书记（郑绍文）为大队长；另一个是新兵大队，由征来的新兵组成之，以郑司令（郑殿起）为大队长，并以郑为总队长”。彭锷还说可由军方发给枪支子弹，我们一致表示同意，照他所说办理。我当即命令各区长挑选“壮丁”，每区编成一个分队，区长为分队长。约于2月中旬一天在道西二马路，我召集各区选拔出来的所谓壮丁，共约200多人，准备正式编队。彭锷曾去检阅，因为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制服，都穿便衣，彭锷表示不高兴地说：“这怎行，叫回去再说。”郑绍文也召集了三青团学生约200来人，乌合之众，不成队伍。我和郑绍文向彭请发枪支子弹和服装。这时彭变卦了，他说：“平时没有训练，连枪都不会使，发给他们枪，不是白送礼吗?算了。”后来他只借给50支不大好用的步枪和1000发子弹，我发给“四平市民众自卫总队部”和各区用了，并借棉军服约30套。彭锷心中所向往的所谓四平纵队，从此也就无影无踪了。
2月下旬，解放军解放城西飞机场和城外据点以后，即直接攻城。四平防守司令部（八十八师师部）先由道西退往道东。道西是各区机关所在地，一看军队司令部搬了，都慌张起来，赶紧疏散人员，只留极少数人也搬到道东。这时辽北省代主席张式纶已不出面了，化装隐藏起来，谁也找不到他。省政府所有档案印信等由一个沈参事（代秘书长）领一个科长保管。据沈说省政府的一颗铜质“官印”藏在道西一马路原省主席刘翰东的房子里的地下，他和那个科长搬到道东一马路富盛泉粮栈内和辽北省保安司令参谋长姜伯华住一起，我和郑殿起也住在那里。
搬到道东后，有一天，郑殿起对我说去到军统局看看，打听有什么消息。他领我到一个住户家里，看到了军统局负责人冯兰廷（郑和冯相熟），军统在那里架设无线电台，正在打电报，冯说没有什么消息。
3月11日晚，枪炮声比往日打的激烈，并闻在城内常有打信号枪声，我去到院内，四处一望，只有几处打出红或绿的信号弹火光，我想情况不妙，这样下去，快完蛋了。
12日清早，枪炮声更加剧起来，不一会，炮弹不断从我们住的房子上空一个跟一个掠过，想是解放军发动总攻了。我急问姜伯华，姜正在用电话向前方联系，他说“支不住退下了，不行，得走。”我们从住处一马路慌忙跑向二马路，街上执行戒严的兵，持枪拦阻，我们仗着“特别通行证”，强自通过，躲到一家粮栈柜房的防空洞里。不久，城东南也被解放军打开。我看呆不住，遂带两个随从跑到北二马路一家皮铺里（林振兴皮铺，我认识)。姜伯华不久即被俘，听说姜一被俘即坦白自己反动身份。他看到八十八师政治部王主任穿士兵服装，混入乱兵中，企逐逃走，经姜指出也被俘了。12日晚上，我在那家皮铺内换上便服，冒充商人，把所带手枪扔在泡皮坑里，市政府和我自己的印信等都毁掉。那家皮铺距八十八师师部不远，不时听到解放军喊“活捉八十八师师长”，“活捉四平市长”。我听到心惊内跳，躲藏在室内防空洞内，不敢出来。
为准备逃跑，辽北省民政厅长张式纶（代主席），辽北省党部代主任委员程东白，辽北省团管区司令郑殿起，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北省支团部书记郑绍文等，都准备了逃跑用的所谓国民身份证，在证内职业栏内填的“商人”字样，姓名栏没填准备起假名的，拿一张特摄的便衣照片，盖上“四平市政府”印。我的亲信和我自己就是拿着国民身份证，化装商人，逃往沈阳的。
12日晚，我在林振兴皮铺内换上便衣，自己填写的起一个假名“赵发，职业商人”。13日清晨，解放军去到皮铺找人抬伤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皮铺的，也叫我抬一次伤员，我很担心，如果有人指出我，那就坏了。我抬一次回来，我一个随从也抬一次回来，我两人企图由南门出城逃走，解放军没让出城，没有走成。第二天又想从道西出城，也没走出，看到解放军四平市警备司令部贴的布告。一看，副司令员高鹏我认识，心里想，再走不出去，就找他，爱怎的就怎的，但又想不能送死，还得逃走。我于15日早上由道西出城逃走，徒步走了4天，一路上提心吊胆，到了铁岭，松一口气（铁岭是国民党统治区），乘火车到沈阳。(1963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