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太平天国的失败本质上是因为没有打下完整的东南地理板块进而进行北伐，而其之所以无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则是因为没有将武汉经营为太平军稳固的根据地。对于湘军来说，也是因为后期牢牢控制湖北，将其作为湘军东征的后勤基地。同时，湘军控制武汉也让太平天国的西征战略无法顺利落地。
总之，双方的胜败是由对武汉的控制权所决定的，而湖北又是因为胡林翼的精细化经营才成为湘军东征的后勤基地的。所以，湘军的胜利归根结底还是胜在得人。
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胡林翼正式结束了其在贵州的任期，率领三百名黔勇由镇远出发前往武昌。朝廷作出这个决策完全是因为湖北形势危急，才调胡林翼这个在贵州表现出色的人来解决湖北的军事问题。
次年（1854）八月，胡林翼调补湖北按察使，移军鄂南。咸丰五年（1855）正月，朝廷又升胡林翼为湖北布政使，两个月后，又以其署理湖北巡抚。只是，在湖北大部陷落的情况下胡林翼这个巡抚当时只是个光杆司令。
对于这个任命，胡林翼当然明白朝廷的苦心，是想让他收复湖北。因为，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又为荆襄之咽喉，想要拿下金陵就必须保住湖北，想要保住湖北就必须拿下武汉。
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欲图金陵，则武昌必争，故宜厚集兵力而图克复...守住武汉，则断绝金陵接济之源。”
也就是说，克复武汉、守住武汉不仅能拥有东征的地利，使太平军无法落地其西征战略，又能断绝金陵城内的后勤，对于清朝肃清东南的战略计划起着决定性作用。
所以，曾国藩才不顾自己眼前的压力分兵协助胡林翼收复武汉。而这一举动也将胡林翼纳入了湘系、湘军的核心圈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胡林翼的加入甚至比湘军扩军、得地的意义还要大，因为，乱世本质就是人才的博弈。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胡林翼紧抓天京事变导致的太平军前线将士士气低落的机会对武昌城发起了总攻。在李续宾、杨载福、鲍超和都兴阿等人的猛攻下，太平军主将韦俊最终弃城而逃，武昌克复。同日，湖广总督官文也攻克了汉阳。
在得到武昌克复的消息之后，朝廷实授胡林翼湖北巡抚。随后，胡林翼又派兵乘胜北上，肃清了湖北大部。
但是呢，收复湖北只是挑战的开始，因为，胡林翼接下来还要面临治理湖北的难题。当时，湖北州县是满目疮痍，府库空虚，军队欠饷、官吏欠薪，已经不能用凋敝二字来形容。
对此，郭嵩焘在《胡文忠公行状》中描述道：“当是时，官私庐舍焚毁几尽，诸事草创，民物凋残，公一意振兴。”
当然，这也是由于湖北是战略要地所导致的，因为是军事重地，所以就总是成为战场，而战争的属性本来就是破坏。
眼下，胡林翼治理湖北不仅是解决湖北自身的问题，更是要解决湘军的后勤问题，因为，曾国藩没有地方督抚的大权，而湘军又是编外军，没有稳定的粮饷，仅靠湖南一省是无法支撑的，所以，胡林翼必须将湖北打造为湘军的根据地，为湘军东征输出粮饷。
咸丰六年（1856）冬天，胡林翼向朝廷上了《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开始对湖北包括军事、吏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
首先就是军事问题。对于军事问题，胡林翼首先对绿营兵进行裁撤，原因是，绿营兵已经完全失去了应对战争的能力，用胡林翼的话来说就是：“营兵如同烂泥，怯懦成性，不论敌之强弱多寡，闻警先逃，不战自溃，湖北军务不饬已历数年。”
曾国藩也表示：“湖北兵勇不可复用，三年之中五次大溃。”
这就是前湖广总督杨霈为什么连续溃败的核心原因。曾国藩在参劾杨霈的奏折中是如此形容：“万余兵勇，或从之以行，或星散无归。”
这固然是杨霈的主要责任，但湖北绿营之弱也是重要原因。
绿营当时已经严重退化 图源/剧照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不能打仗，还是消耗粮饷的主力，已经是妥妥的负担。为此，胡林翼在奏折中表示：“兵勇之不强，患在多而不精，饷亦因之而耗絀。且一次溃走，则恐习惯自然，若不力加淘汰，则正饷愈分而愈少，欠饷日积而日深。”
最终，胡林翼裁撤营兵两万四千多人。
在裁员的同时必然也要引入新鲜血液，对此，胡林翼对湘军水陆两军都进行了补充。湘军水师最初有十营，在经历湖口之败后只剩下五十艘完好的战船，胡林翼于1855年在接手外江水师之后，就对水师进行了扩充，到次年年底的时候，湘军战船、辎重船已经增加到八九百艘，水师兵勇也增军七千人。到咸丰八年（1858）的时候，湘军水师已经增加至十八营。
由此可见，胡林翼是在湘军水师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不仅恢复了水师的规模，还进一步将其做强，对此，胡林翼就曾表示：“水师一军，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大。”
而湘军能够平定太平军、攻克金陵城，最重要的凭借又是水军。所以，胡林翼重振湘军水师对湘军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陆军方面，胡林翼也进行了扩充，据统计，罗泽南在援助湖北时带了不过五千人，但在咸丰八年（1858）的时候，湘楚军已经增加至五万余人，两年后，又增加到六万人。
在强军之后，湖北就可以进行军事输出，当时的胡林翼是踌躇满志：“浔、皖、金陵之事，将惟吾楚军是赖...天下兵将，只靠吾楚耳。”
就连隔壁的安徽巡抚翁同书都表示羡慕：“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
请注意，胡林翼扩军不仅仅是增加了湘楚军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以换血的方式增强了湘军的战斗力，因为，此时的湘军暮气已现，必须通过换血才能保证其战斗力，这才是胡林翼扩军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里也必须强调一点，胡林翼裁绿营、扩充湘军虽然解决了湖北的军事问题，但却也进一步造成了湖北和朝廷的离心，导致湖北成为湘军的根据地，稀释了朝廷对湖北的控驭。
当然，养兵是需要成本的，随着湘楚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所需要的饷银也就越多，据统计：胡林翼初来湖北时，楚军月饷仅为四万五千两，到年底的时候增加至十万两；咸丰七年（1857），湘楚军月饷二十余万两，次年又涨到了三十万；咸丰十年（1860），月饷已经涨至四十万，一年就需要大约五百万两。
而现实又是，湖北当时只有一本空账本，胡林翼要想养兵，就必须得搞钱。为此，胡林翼是同时在漕政、盐课、厘金等领域同时发力，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对于此，我们还是拿数据说话：赋税的收入在除去湖北官吏俸禄和八旗、绿营的军饷之外每年还能剩余白银五六十万两；盐课收入每年增银百万余两，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厘金的收入每年也在一百多万两。
对于厘金，官文曾经做过统计：“湖北自举办厘金以来，每年抽收实数约在一百三四十万两。”
也就是说，单盐课和厘金两项加起来就有年二百四十万两银的收入。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大概在四百万两以上，仅次于江浙。
对此，《中兴将帅别传》也记载：“受任三年而湖北平，分兵援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浙江，以鄂省而应天下，沛然有余。”
湖北的收入不仅满足了本省的开支，还能进行军事、后勤输出，解决天下问题。湖北的富庶由此可见。
就连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也对胡林翼的政绩进行了肯定：“湖北连年战事，胡林翼视事后，规划措置，裕如沛如。”
官文当时是湖广总督 图源/剧照
王闿运也对胡林翼的政绩是大为点赞：“胡林翼治湖北，军饷最称富强...兵与饷，强天下。”
只能说，胡林翼此人是军事、政治和经济这几手都比较硬。当时，胡林翼所出台的《漕务章程》甚至还被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山东等地作为改革漕运的模板，全面推行，“为两百年漕政所未有”。
另外，胡林翼在强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湖北的吏治、风俗进行了刷新，曾国藩甚至认为，胡林翼在这两方面的贡献甚至要比其军功对于天下的影响还要重要。
同时，胡林翼执政湖北期间还给湖北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当世推湖北人才极盛”。
当然，胡林翼治理湖北的成功最大的受益人其实是湘军，使湖北成为了湘军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对此，王闿运就表示：“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于湖北。”
在面对有人让他缩减对湘军的经济援助时胡林翼也是严词拒绝：“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湘鄂之饷，无论如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欠缺。”
曾国藩对于胡林翼于湘军的作用也表示肯定：“身处一州之任，而系天下之重...古来似此关系绝大之人，亦不多也。”
胡林翼对于清朝的贡献甚至要比他的岳父前两江总督陶澍还要大。
当然，胡林翼除了有克复武昌的军功，攻克九江也有他的功劳。咸丰六年（1856）年底，胡林翼命令湘楚军进行东征：李续宾率万人走长江南岸；都兴阿率马队及石清吉部共五千余人，走长江北岸；杨载福率领水师沿江而下，协同陆军作战。
虽然九江之战极其惨烈，但湘军还是于咸丰八年（1858）四月初七日攻克了九江，进一步对金陵城形成了战略威慑。
克复九江也是胡林翼在后方统筹的结果 图源/剧照
为什么说克复九江也算胡林翼的军功又是因为，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其父曾麟书去世回家守制之后湘军事实上是靠胡林翼所维系，典型就是胡林翼调和杨载福和彭玉麟的矛盾。
这一点，我们从曾国藩的话中就能得以验证：“水陆士卒幸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林翼维持其间...江、楚、皖、豫诸将帅，惟林翼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
胡林翼对于湘军的作用一点也不比曾国藩小。甚至咸丰一度都有以胡林翼代替曾国藩的想法：“胡林翼久历戎行，于军务尚为熟悉，着将省城公事赶紧料理，即行驰赴九江，与都兴阿、杨载福等会商妥办...正不必待曾国藩到楚，方能定议也。”
只是因为胡林翼此人极有度量，大局观强，不仅对曾国藩越来越尊重，还一力促成了曾国藩的复出。
总之，胡林翼对于湘军、对于天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没有胡林翼，湖北就不能支援湘军，没有湖北，清朝平定太平天国就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胡林翼。
最后，用萧一山对胡林翼的评价作为文章的结尾：“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者，皆林翼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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