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父亲醉心功名，想通过科举考试跻身明朝官僚阶层，但该宏愿未能实现，自然而然地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父亲的精心栽培下，严嵩的儿童时代过得很枯燥，但也很充实，他读了很多诗书。

严嵩没有辜负父亲的心愿，二十五岁那年中了进士，进士在那年月是稀有物种，是进入封建王朝庞大官僚系统的通行证。严嵩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编修官职，仕途之路走得还算顺畅。当他正雄心壮志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关键时刻“感冒”了，他只得辞职，回家养病。

就这样，严嵩在老家待了十年，这段时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也是严嵩坐观政坛风云变幻、韬光养晦的时间。

刘瑾与其党羽被消灭后，严嵩的病症也消失了，他来到原来的任官地——顺天，正式复官。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严嵩先后就职于北京和南京的翰林院。经过对官场作风的耳濡目染，深深明白权力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严嵩学会了很多知识，如口蜜腹剑、欺上瞒下、拍马溜须，等等，也知道要想尽可能爬得高，没有高人拉拢和坚实靠山是不行的。

明武宗驾崩。老子死了，儿子顶上去，这在封建时代是定律，但明武宗这位皇帝很窝囊，享用着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儿子。他临死时，没有留下遗嘱钦定谁来接替自己的位置，留给身后非常棘手的难题。

国不可一日无主啊，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湖北安陆）。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经过商量，决定以遗诏的名义由武宗的弟弟朱厚熜继承王位，这叫“弟继兄嗣”。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发布消息，目的是为了服天下之心，可谓用心良苦。

明武宗和朱厚熜不是亲兄弟，后者是前者叔叔的儿子。

朱厚熜登上了皇帝宝座，称为明世宗。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世宗就追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兴献帝。

1538年，即嘉靖十七年，世宗朱厚熜打算将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并使其入住太庙，跻身武宗朱厚照之上。兴献王朱佑杬并没有当过皇帝，按照沿袭多年的规定，他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太庙，更没有资格居于先主武宗之上，如果仅仅凭借“儿子是皇帝”，得出“老子就是太上皇”的结论，岂不是荒谬至极！

那时候，严嵩身上充满学究气，与群臣联手表示反对，世宗朱厚熜很不高兴，认为群臣是故意设置障碍，在鸡蛋里挑骨头，新官上任还要点三把火呢，新皇帝登基伊始，有必要威慑威慑不听话的臣子，便将反对派代表人物吏部侍郎唐胄下狱，心想，诸位爱卿都看到了，该站到哪边儿，你们看着办吧！

严嵩见此情势，赶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还精心筹划了兴献帝朱佑杬神主入太庙的典礼。世宗朱厚熜龙颜大悦。

不久后，世宗又产生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谥号时，大学士夏言等大臣，奏称自己亲眼看见天空中出现五色吉祥云。严嵩心里想到，我才不信呢，纯粹是空穴来风，但他知道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于是便加入这个拍马溜须的队伍中来，奏请皇上接受群臣贺拜，并专门撰写文章阿谀皇上。世宗读后大喜。次年，严嵩便晋升为太子太保，与内阁大臣享受同等 待遇。

皇帝应该穿什么不应该穿什么，这在封建年代都是有讲究的，明代皇帝与皇太子是用乌纱折上巾，即沿袭唐朝的翼善冠。且说这位世宗崇尚道教，道教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礼仪教规，在穿着打扮上讲求自己的特色，世宗作为忠实的信徒，当然要同正统道家子弟保持一致，于是他就不戴翼善冠，而戴道教的香叶巾冠，他还不忘将五顶香叶巾冠赐给诸位大臣，包括夏言、严嵩等人。

夏言实话实说，认为大臣不应该戴这种香叶巾，因为有违祖制，所以不敢。

严嵩却不放过这个机会，其他大臣的抵制会凸显自己的顺从。此后的某段时间里，他同时备有这两种帽子，在群臣面前戴翼善冠以融入群体，在皇帝面前戴香叶巾冠以博得好感，这还不够，他还会用轻纱罩住以示郑重。

不出所料，世宗越发宠信严嵩了。

再说明世宗。这个世宗不务正业，整天沉迷于道教，与道士们探讨为什么“长生不老是可能的”这个命题，当然他从不认为这是个假命题。由于宗教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国家政事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他就干脆把朝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宠臣处理。

其中，最为得势的宠臣的名字叫夏言，他的官衔是礼部尚书，也是江西人。老乡见面，分外亲切，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尽力巴结和讨好夏言，遂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 新星。

为了讨好礼部尚书夏言，严嵩可谓不择手段、不考虑影响，使尽了所有能想得到的法术。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下盛宴，令侍者前去邀请夏言，后者借口公务繁忙，谢绝了老乡的好意。使者回去后，被严嵩大骂一顿，他的心情很容易理解，这场盛宴已经摆上了，人若是不来那就等于打水漂，这可是破费了几个月的工资啊！

于是，严嵩亲自跑到夏言家门口，撩起了衣袍，跪在夏府前。脸皮够厚的，这叫请人家吃饭啊，简直是胁迫人家赴宴！夏言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再次谢绝，便跟随严嵩赴宴去了。

机会难得。礼部尚书的官职本来就很大，夏言乃是把持朝政的巨头，不是谁想请就能请到的。

严嵩那个热情劲儿，一边劝酒加菜，一边拍马溜须，令夏言感觉很爽，对东道主产生了好印象。一顿酒宴过后，一对酒肉朋友就形成了，从这以后，严嵩俨然成为夏言的知己，夏言在官场上对严嵩大力提拔，并积极向皇帝引荐。

有了高人的提携和指引，严嵩的仕途变得非常坦荡，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因为和皇帝亲密接触的缘故，其实际影响力超出很多朝廷大员。

皇帝也是人，精确地说也是凡夫俗子。和皇帝接触多了，严嵩发现明世宗很喜欢听好话，喜欢被人奉承。这正是严嵩所擅长的，于是他尽情发挥高超的逢迎功夫，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世宗宠爱，并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核心圈。

严嵩当上礼部尚书后，并不满足。

作为朝廷重臣，夏言的影响力依然很大。

严嵩见自己羽翼已丰，就逐渐不把夏言放在眼里，他的目标很明确，爬向更高点。他开始策划攻击夏言的活动，对他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身边有皇帝，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左右皇帝的立场。严嵩通过卑鄙勾当，先使世宗远离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

这下，严嵩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明目张胆地加插亲友与羽翼在左右，以壮大自己在朝野中的实力。

严嵩和夏言的执政风格大相径庭，虽然后者能力有限，起码对朝廷忠心耿耿，严嵩则相反，他的个人素质较强，但对朝廷图谋不轨，因此，他把大部分心思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而民生大事被挤到次要的位置。

不久后，世宗突然“良心发现”，他向群臣问起夏言的情况，流露出重新起用夏言的念头。世宗很清楚，这个老部下很本分，平时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哇，怎么能说撤职就撤职呢？于是世宗决定重新起用夏言，这时候夏言已经很了解严嵩了，当年就是他把自己搞下来的。

当然严嵩也明白，要是夏言重新掌握大权，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情。于是，严嵩处处排挤后者，让其掌握不到实权，他看后者怀有复仇之心，便暗下决心将其搞臭，使之彻底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

且说明朝时期，北方边境始终动荡不安，鞑靼侵扰内地的意图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世宗统治期间，鞑靼人的侵略动作搞得更大了，竟然深入中原地区。

对严嵩来说，这意味着机会。他想趁着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设计迫害夏言。在鞑靼入侵时，前沿的陕西总督曾铣得到情报后，动员属下官兵夺回河套的部分地区，同时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抗敌意见，并得到了以夏言为首的朝廷群臣的鼎力支持。夏言在世宗面前举荐曾铣，同时与曾铣商讨作战的计划。

在实施计划之初，世宗决心夺回整个河套地区，并大力褒扬曾铣，对其工作给予肯定。这时候，严嵩开始出手了。他买通了世宗的左右近侍，让他们在世宗面前说什么收回河套的建议只是夏言与曾铣的信口开河，万万轻信不得，河套地区哪会那么容易夺回呢？恐怕最终反会惹来无穷的麻烦，攻击夏言、曾铣等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

这时候，内宫突发大火，皇后随即逝世。世宗这个有神论者，对近来发生的诸多变故甚是惧怕，不知道这些奇异灾象预示着什么。严嵩趁机进谗言说：“之所以发生灾异，就是因为夏言、曾铣等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

同时，严嵩贿赂大明王朝的边将，让他们联名上书诬告夏言，说后者接受曾铣的贿赂，所以才答应在皇帝面前吹捧曾铣，大搞裙带关系。

世宗对严嵩的话信以为真。

夏言被炒了，曾铣被打入大牢，其他支持收复河套地区的官员也遭受贬谪、罚俸和廷杖等轻重不同的处分。

刚开始的时候，夏言感到莫名其妙，刚刚被圣上重新起用，正打算为朝廷尽忠呢，怎么突然之间又被贬回家啦？夏言不知道，这仅仅只是开头，仅仅是自己惨淡结局的序幕。他隐约感觉到，幕后似乎有老对手的影子···

不久，鞑靼军侵扰陕西和宁夏等地，严嵩趁机对世宗说，就是因为曾铣扬言要收复河套地区，鞑靼军才迫不得已选择先下手为强。就这样，世宗把曾铣处死了。这时候，曾铣死了，但是夏言还在，严嵩真正的打击目标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不把夏言置之死地他是决不甘心的。结果可想而知，夏言的结局是悲惨的。

严嵩散布传言，巧妙地让世宗知道夏言曾经毁谤过自己，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但当虚假没有揭穿之前，它们就是事实，世宗轻信了。

最后，夏言被斩首，夏言的家人和亲信也受到株连。

踏着夏言的僵尸，严嵩荣登内阁首辅之职，独揽大权，权倾朝野。且说成为内阁首辅后，严嵩继续讨好世宗，竟得到后者赐得的“忠勤敏达”的银质奖章。

世宗这个糊涂虫，对严嵩无保留的信赖，把所有朝政事务都交由严嵩处理，自己依然沉浸在追逐长生不死的缥缈梦中，可以说他实际上已经“退居二线”了。对严嵩来说，这是件好事儿，好事儿当然是需要维持下去的，他设法减少皇帝与外界的联系，甚至达到隔绝的地步，除了严嵩、左右近侍和数名道士之外（当然还有嫔妃和宫女），基本上没人能见过世宗。在诸位大臣眼中，当今圣上消隐无踪了，政坛上到处都有严嵩的影子。

1528年，即嘉靖七年，严嵩时任礼部右侍郎，奉世宗之命督察地方礼仪，并在途中祭告显陵，该陵乃是埋葬世宗父亲的地方，在今天的湖北锤祥附近。

严嵩很重视这件事，知道是表现自己的良机，他发动起当地政府的力量，并在当地要员显贵的陪同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祭拜活动，可谓劳民伤财。

事后，严嵩向世宗汇报了工作，同时添油加醋地献媚说：“臣下奉皇上旨意督察地方礼仪，收获良多，喜见地方百姓安居乐业，他们都称皇帝治国有方，当代乃为盛世。当臣下去到先主陵墓所在地的时候，上天送来了不大不小的雨，这场雨可真是及时啊，此前那边数月没下过雨了，这分明是肯定皇上您的功德嘛！”

严嵩看皇帝喜上眉梢，继续奉承说：“臣下路过产石地枣阳（即今天的湖北枣阳）的时候，有许多鹳鸟对着我鸣叫，声音好听极啦，婉转动听；将从该地采购的货物放入船中，准备从汉江溯江而下的时候，河水突然大涨，使得行船更为省力、快捷。这些都是上天眷爱之意啊，请让辅臣撰文刻石予以记载。”

世宗朱厚熜听得十分耳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嘛，管它们是真是假，至少表现出臣子的心意。世宗对严嵩的印象很好。

后来，严嵩年纪大了，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于是就把儿子严世藩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处理政务，“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显有培养接班人的意图。

这个严世藩，很是平庸，但有父亲的保护，仍顺利当上了工部侍郎。“有其父必有其子”，严世藩在某些方面强于父亲，比如在拍马溜须方面，他更加富于创新性，比如收买世宗左右近侍，命令他们把后者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记录下来，定时向自己禀报，不得遗漏。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道了世宗的私生活和个人喜好，“拍马溜须”具有了很强的针对性，效率之高、效果之好不容怀疑。

上阵父子兵。父亲和儿子，不愧是绝好的搭档，他们极尽讨好之能事，都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大臣们干脆叫这对父子为“大丞相”与“小丞 相”。

对父子俩的言行，大臣们很是不以为然，他们想加以弹劾，却担心势力弱小，反而牵连自己，所以虽然有此意，却迟迟未付诸行动。以至于父子两人，权倾天下长达二十年。这段时间里他们没给百姓带来福祉，倒是做了罄竹难书的坏事，弄得天下民声鼎沸，人心大乱。应了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且说这对父子，在官场中的口碑极差，只是依赖世宗的纵容和包庇，才能维持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如果世宗不在了呢？如果世宗忽然醒悟了，不再纵容和包庇他们了呢？看来严氏父子的根基并不牢固。

1550年，鞑靼人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处于万分紧急的状态。大明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但严嵩有自己个人的打算，不顾军情紧急，他知道如果即将进行的京郊战事失利了，自己作为内阁首辅就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这样的话，动作会小，影响也能降到最低，才有可能瞒住皇帝。

从另外的角度讲，严嵩认为大可不必为此次鞑靼人袭击而大动干戈，因为他们的来意就是抢劫而已，没有驻扎和长期占领的意图，严嵩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都可掩饰的，而如果在京郊战败，就纸里包不住火了，整个京城都知道了，如何能不让圣上知道？圣上受到惊吓，我们作为臣子能担待得了吗？鞑靼人侵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获得财物嘛！给他们就是啦！等他们抢掠够了就会离去了！现在，我们谁也不能轻易出战，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说到做到，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的，都遭到严嵩的打击报复。 在严嵩的看管下，支援京城的各路勤王军队只能作壁上观，眼睁睁看着鞑靼人烧杀抢掠，甚至有些亲王部队的官兵也加入进去，烧杀抢掠比鞑靼人还要凶狠。鞑靼人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最后押送大批金帛、财物以及美女，非常得意地离开了。

其实，世宗知道鞑靼人兵临城下的消息。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竟然没有臣下向自己禀报，世宗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很久未上朝了，几乎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而这正是严氏父子精心策划的结果，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严重冒犯，已经对大明江山和自己的统治带来很大负面作用。

这时候，有大臣买通了经常接触皇帝的道士，请求他将实际情况告知皇帝，以不辜负天下百姓的期望。

世宗翻然醒悟。于是，世宗开始疏远严嵩。

对严嵩来说，疏远就意味着危险，这表明他已不是宠臣了，他失去了最有力的保障。

1561年，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并发出“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请把我的头砍下来向严嵩父子谢罪”的狠话。世宗看到邹应龙的上疏后，于次年降旨让严嵩退休，贬严世藩充军雷州。对严嵩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不啻于从天上掉到地下嘛！严世藩仗着年轻气盛，竟然很嚣张地抗命不从，同时勾结倭寇图谋不轨。

1563年，御史林润再次上疏朝廷，将严嵩父子的近来活动如实禀报，世宗听到后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将严嵩的官职一扒到底，削籍为民，没收家产。

数罪并罚。结果，严世藩被判斩首。临行前，严世藩大哭一场，哭得稀巴烂。可以理解，从人间的荣华富贵，一下子跌到亡命鬼魂，这是何等的反差啊！世宗不忍心杀严嵩，让他回家颐养天年。但是因为全家被抄，现在已经没有家了。

世宗不杀严嵩，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让其自然死吧！两年后，严嵩就病死了。

严嵩把持朝政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凭其人的素质和能力，而是根据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可以想见，严府门前的盛况，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上万两黄金，从而升迁到吏部主事的位子，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两千多两黄金，终于拿到朝思暮想的山东临清知州的职位。犯罪军官仇銮依靠贿赂，从被朝廷革职到官复原职，在此后的日子里此君继续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然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的要职。

这家伙真够狠的，不但向满朝文官索财，还向驻守边疆的武官伸手。自他把持官员升迁大权以来，接受了很多来自边防将官的贿赂。这是可以理解的，驻守边防可不是什么好差事，特别是同蒙古鞑靼人短兵相接的北方，因为蒙古人和鞑靼人经常骚扰北方地区，边防部队和他们的交锋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规模大小不等而已。打仗就要死人，不管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当然打败仗还会被朝廷追究责任。

边防将领都想从前线脱身，想通过贿赂让自己离开危险之地，但部队是个“清水衙门”，能拿出的钱是军饷，能卖钱的东西是粮食，这些人就用这两种东西作贿赂，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民间盛传这样的歌谣：“臊子（鞑靼）在门前，宰相还要钱。”并狠狠地诅咒：“此时父子两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可见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严嵩父子的腐败行径已激起了军民共愤。

严嵩父子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也把朝廷之外的百姓折磨得怨言丛生。仅在北京地区，严嵩父子就拥有庄园近两百所，每个庄所都侵占了大片的民间良田。另外，在南京、扬州等繁华之地，他们也拥有数十处良田和美宅，这些家产同样是通过豪夺、强买的手段得到手的，这些田宅的平均价值达数千两黄金，但严嵩父子只用数百两银子就OK了。

中国有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即使再贪婪也要有块禁区吧？严嵩父子则不信奉这套，贪污腐败无禁区嘛！他们在老家的动作更大，侵占之家乡父老的良田面积更是惊人，袁州府即今天的江西宜春地区，统辖的四个县，这四个县的田地，竟然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了。

严嵩父子这般肆无忌惮，大肆搜刮民财，把老百姓当做鱼肉，在短时间内确实收到良好效果，其家财可与皇帝的财富相比肩。

严府到处都是雕梁画栋，其巍峨壮观不逊于紫禁城，府中所藏金银珠宝也不比紫禁城里少，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曾经自夸说：“朝廷还不如我家富呢。”

严嵩被抄家时，搜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各种珍珠宝玩更是价值数百万两。就连严嵩的小小的家仆，家财也动辄以数万两白银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