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有句民谚：有枪则王,何愁款粮。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拉起了不少所谓“听编不听调”的地方武装，情况复杂，矛盾很多。
有鉴于此，贺老总采取了许多灵活的策略，以利于革命的发展。
对于那些虽不愿意打出红旗，但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的土著武装，则同其建立适当的联系，争取中立或暗中配合红军作战。
如大庸县人、解放后当过大庸县长的张俊武，当时名义上是“湘西王”陈渠珍的一个团长，实际上是“听编不听调”。
1929年6月，贺老总写了一封信，从桑植派人给张俊武送去。张不愿参加红军，但答应他的部队不出大庸，不打红军。
赤溪河大战时，他的部队果然没来打。还有田少卿，是大庸县的一个“拖客”(拖队伍的头子)，人们称他为“田司令”，掌握有两千多人的队伍。
贺老总回到湘西就同他联系上了，准备要他当红军的师长。他不想戴“红帽子”，但不反对红军。
1929年8月，他的队伍驻在石门任家坊，红军驻在慈利杉木桥、杨柳铺。开始确定配合打敌罗效之部。后来，他发现敌师长吴尚派严仲儒的一个旅来到澧县。
经过统战，还争取了大庸县的吴玉霖、刘用仕和永顺县的向登初等部保持中立，间接地支援了红军。
为了使那些暗中配合红军作战的朋友，能在国民党那边站住脚的，贺老总运用了“假打真帮忙”的策略。
如慈利江垭的团防徐小桐，1928年贺老总路过时，曾手挽手地送到街口，并派一个连护送。
徐小桐发现自己的一个营长企图谋害贺龙，就在慈利龙田湾五家坪将其处死。
对国民党查护送贺龙过境一事，徐小桐虽矢口否认，但已引起怀疑。
1929年9月，红军从大庸教子垭到江垭，贺老总说：“不打一下江垭，徐小桐日子不好过。”
于是，红军在那里摆起架势，乒乒乓乓打了一阵．其实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订立君子协定。慈利官地坪团防首领谷岸峭、向虞卿是贺老总的旧交。
贺龙当澧州镇守使时，他俩受过贺的恩惠；因此，当贺老总回家乡闹革命时，经过交涉，订了一个协定，用现在的话说，叫作“互不侵犯”。
贺老总说过，“我们不破官地坪。”官地坪的团防也没有打红军，还秘密地为红军代购子弹、医药、掩护家属，伤兵等。
1928年，张德曾去官地坪两三次，主要是买子弹。有一次，同他一起去买子弹的是贺三(贺龙的叔叔)、贺瑞清(贺龙的族弟)，
大家装扮成布商，买了两百排(夹)子弹。那时，步枪每排(夹)五发，连枪每排(夹)十发，分别用布包着，运回了部队。
对资本家怎么办?为了不树敌过多，没有采取没收政策，而是筹款、派饭、捐物资。
这样做，资本家较易接受，红军也得到了实惠。如1929年冬，红军到湖北长阳县资丘，曾向煤炭公司资本家“派饭”。
一桌十样菜，还有酒，办得丰盛。红军指战员改善了生活，革命的劲头更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