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共开112科，录取进士数量26849人，其中被点为翰林的只有5874人，由进士而入翰林的比例大致为五分之一。所以对于一般士人而言，由生员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的过程难如登天。

正因为翰林得来不易，故官场上对翰林出身者尤为看重。然而，清代也有一些翰林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朝野对他们多有轻蔑之意，并将其称为“外班翰林”和“野翰林”。

清代的官职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在京各部院衙门有很大一部分的官缺是为满、蒙、汉军旗人所设，其中自然也包括翰林院职官。

翰林院门槛太高，汉人没有其他捷径只有馆选一条路。旗人子弟在科举方面远远不是汉人的对手，如果也走正规渠道，那么显而易见，一科下来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入选。

这就出现了矛盾，朝廷已经给旗人准备了翰林院官缺，如果选不上那么就会导致官缺空出。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不得不变通，外班翰林制度因此而诞生。

既然是外班翰林，那么相对而言就有“内班翰林”（明代称嫡翰林），内班翰林就是由一甲或庶常而入翰林的；外班翰林则是皇帝不拘资格特授的。

顺治时期为了保证旗籍翰林不至空缺，就选出了19个外班翰林，其中有9人竟然没有任何科举经历，连个生员都不是。

即使到了康熙初年这种局面依然存在，比如著名的权臣明珠，他是以侍卫起家的没有参加过科举，但是他于康熙五年被授弘文院学士。明珠的儿子揆叙，也是由二等侍卫特授翰林院侍讲，六年后还被提拔为掌院学士。

可以看出，清初时期的外班翰林素质不高，有乱点翰林的成分在里头，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翰林院官整体素质的下降。

康熙皇帝对汉文化颇为推崇，也意识到外班翰林的选任资格过低，为此出台新的制度：“满洲侍读学士以下各官缺，将应升官员内，择文义优通者，拟正、陪咨送吏部题补。翰詹缺出，由各部院衙门科甲出身之司员简选升用。”

既要文义优通，又要科甲出身，这就大大提高了外班翰林的选拔门槛。可即便是这样选出来的外班翰林，在内班翰林眼中仍是低人一等。

清代官场上向来有“学历歧视”，当时认为如果只有进士出身而未参与馆选而入翰林者称之“外班翰林”，比内班翰林低一等；如果以举人而入翰林者，则称之为“斗字翰林”（意为识字少），内班翰林向来耻于为伍。

那么清代一共有多少外班翰林呢？应该说整体数量并不多，自雍正初年至光绪末年，外班翰林的数量总计98人，若加上顺、康二朝，人数大致在150人左右。

外班翰林的出现，是清代用人制度上“满汉有别”政策的体现，但客观上也保证了翰林官的整体素质，同时也对满蒙士人文化素质的提高，缩小满汉文化之间的差距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野翰林是清代特殊时期由皇帝下旨在民间选拔出来，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汉人士子特授翰林官。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参加科举，也没有在朝为官，所以称之为“野翰林”。

这种情况只出现了三次，一次出现在康熙朝，两次出现在乾隆朝，因其为特招故称“特科”。

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帝为了笼络汉士子人心，于康熙十八年举行了“博学鸿儒”科，这是朝廷精心设计、导演的一幕化敌为友、网罗才俊的大戏，其影响较为深远。

经过内外臣工举荐，博学鸿儒科得各种背景出身之汉人士子176人，其中参加考试的有150人。这些人包括明朝故臣子孙、各地耆儒名家、清贫书生等等。

博学鸿儒科录取率极高，选出一等20人，二等30人，共50人被授予翰林官，其录取比例为30%，要知道正常情况只有一甲三名可以直接授翰林官。也就是说，博学鸿儒所选出来的50人，就如同在殿试中获得状元、榜眼、探花一样。

乾隆元年朝廷举行了第二次特科，称“博学鸿词”科，当年九月，全国各地士子193人试于保和殿。

从录取名额和授职来看，这次特科与康熙朝的那次有着很大的不同。此次只录取了一等5人，二等10人，共15人。并且乾隆帝在授职方面也比较谨慎，最高只授编修，较之康熙朝博学鸿儒科授侍读、侍讲级别更低。

乾隆所开的博学鸿词科，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招揽人心，当时朝野无事，正值士大夫沉潜学术之时，开科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粉饰太平，宣示天威而已。所以对于参加考试之人来说，大有居高临下、傲慢无礼之势。

乾隆十六年举行了第三次特科，是为“保举经学”。这一次别出心裁，没有采取考试的办法，而是将臣工保举的55人直接找入翰林院。

此次特科是有目的性的，旨在吸收新鲜血液，来改变当时的官僚化的学术风气。应该说保举经学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不管是博学鸿儒、博学鸿词还是保举经学，所选中之人都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进入翰林院的。尽管这些人中不乏有高才之士，但对于内班翰林来说，他们终究是得来不正，一辈子都得顶着“野翰林”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