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十七岁的蔡京虽已攀上龙图阁侍制、权知开封府的高位，但论官场登龙术，他还处于粗浅不入流的阶段。

这一年的秋天，大宋朝堂上波澜乍起，尚是英年的宋神宗一病不起，大有就此驾崩的趋势。病危之时，一生志在变法，重用新党的宋神宗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他对宰辅们说：“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

此言一出，守在神宗卧榻旁的新党两位大佬王珪、蔡确，不禁面面相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一旦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东山再起，辅佐新君，新党的优势地位将不复存在，更有甚者，旧党可能趁机抢班夺权，将新党彻底打翻在地。总之，神宗在此时意欲扶起旧党人物，这是帝王心术，主旨在于制衡新党，防止新党挟持孤儿寡母，独霸朝纲。

为了打破这种不言自明的被动局面，王珪、蔡确两位大佬不约而同想到了抢夺拥立之功，在旧党得势之前主动削夺其势。

这本是一招顺势进取的好棋，可惜王珪、蔡确两位大佬各怀心事，都想赢得“定策首功”，最终好棋变成了漏出破绽、把柄的臭棋。

当时，王珪将把宝押在了神宗第六子（前五子皆早夭），年仅九岁的延安郡王赵傭身上。这是明智之举，本没有错，问题出在想入非非的蔡确身上，他为了与王珪区别开来，赢取头功，竟想另开新局，拥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和曹王。

蔡确以为，通过太后侄儿高公绘积极游说，此事或许能成。

然而，高公绘刚一听出意思，便大惊失色，连声质问：“这是何言？君难道欲贻祸我家吗？”

遭此冷水扑面，蔡确意识到自己异想天开了。

悻悻而归后，蔡确心有不甘，这时心腹幕僚刑恕凑上前来，献上了一个恶劣的馊主意，既然拥立延安郡王势在必行，我们何不大张声势，抢先动作，同时四处散布谣言，诬蔑王珪藏有拥立雍王的阴谋。

好一个抢走好事，再泼出脏水。

计划定下后，刑恕便四处扬言，大肆造谣说雍王有觊觎皇位之心，而首席宰相王珪与内廷中人相互勾结，一直在阴谋怂恿太后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

与此同时，蔡确说动另一宰执章惇一致行动，准备即日率大臣一同入宫，借问疾之名敦促神宗册立延安郡王为太子。

蔡京就是在这个阶段被裹挟进来的。

行动开始前，蔡确要求蔡京率领开封府的卫士在外廷策应，并且撂下狠话：“大臣共议建储，若有异议者，当以壮士入斩之。”

蔡京当时有一疑问，王珪早有拥立延安郡王的主张，今日何来异议呢？但转念一想，蔡京很快便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原来是蔡确在虚张声势，唱粉墨登场的好戏。

依照蔡京当时的官场认知，他以为蔡确是官场驱弊逐利的高手，自己搭上这条顺风船，只有利，没有害，是绝对的好事。可是许久之后，再一琢磨，蔡京意识到自己当时的道行终究不行，官场之事，是要懂得瞻前顾后的，脸面粉饰得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后不能留有尾巴。就说蔡确，他没有完全意识到，当他给王珪硬挂上一条尾巴的时候，他自己身后的那条尾巴其实已经甩不脱了，迟早会被别人捉成把柄。

元丰八年三月初五，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带着未尽的中兴大梦与世长辞。已改名为赵煦的皇太子即位，是为宋哲宗。由于小皇帝年纪太小，只有九岁，依照惯例，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

蔡确因为先前刻意而为的“拥立之功”，暂且维持了权势地位，王珪则因为病重，被迫离开了朝堂。从表面上看，以蔡确为首的新党占据显位，依旧牢牢操控着朝局，但随着三月底，旧党人物司马光的高调回归，旧的局面开始有了冰裂的趋势。

这一天，罢居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忽然高调回京奔丧。当他进入汴梁城时，守城士兵额手相庆，大声呼喊：“司马相公回来了！”百姓们也跟着喧嚷起来：“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辅佐天子，让百姓过几天好日子吧！”

宣仁太后本就是厌恶新法的，有了司马光归来，百姓急呼的一幕，接下来的几个月，宣仁太后逐步发力，开始清洗大宋朝堂。四月，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任侍读，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五月初，恢复苏轼的朝奉郎之职，知登州，以程颢为宗正寺丞。

司马光见大势已起，并不急切，为了探清宣仁太后的决心，他数次以退为进，上表请辞。

宣仁太后只好语重心长地宽慰、勉励：“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邪？”

司马光见已获得太后力挺，再不客气，随后他使出霹雳手段，即刻罢免新法。新党人物见旧党开始反攻倒算，搬出“先帝尸骨未寒”，大肆攻击旧党不忠不孝，并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由企图阻止新党复辟。

司马光玩雄辩，打击异己，非蔡确之流可比。面对新党人物射来的明枪暗箭，司马光慷慨陈词：“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这一席话，逻辑霸道，无懈可击，新党蔡确等人听罢，再发不出任何杂音。

党同伐异，从来没有中间地带。见蔡确等人已如落水之犬，旧党打手纷拥而上，挥下来的大棒一棒重过一棒。

他们先是上疏弹劾蔡确在神宗丧仪上轻慢废礼，而后又揭发其拥立阴谋，最后索性将这一伙人打成了内外勾结、大罪可诛的奸党。

蔡京目睹官场上这一场四方合围，凶狠异常的猎杀，直感到不寒而栗。

在强烈危机感的驱使下，蔡京的官场潜能被激发了出来，简而言之，他明白了比站队更加重要的东西——官场之中，见风不仅要使舵，而且要全力以赴。

前者是姿态，后者看似是态度，其实代表能力。

元祐元年（1086年），也就是蔡确岌岌可危的时候，司马光奏请太后，以五日为限罢废“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诏命一下，天下州官集体发出抱怨，称五日期限太短，无论如何难以完成。

然而，在抱怨滔滔的气氛下，蔡京的表现却令所有同僚瞠目结舌。刚一接到诏命，他便在辖下的两个县城全力征集了一千多名差役，以不可思议的执行力如期完成了任务。

有人私议，新党比旧党更旧！对乎？错乎？正乎？邪乎？

蔡京对此很是不以为然，他说，此一时彼一时，新朝气象，唯缺效命之人。

司马光得知蔡京的报效之举，当面赞赏说，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何必担心法令不行啊！

靠着这一步全力以赴，见风使舵，蔡京终于摆脱了新党分子的险恶处境，并依仗司马光的赏识，保住了来之不易的官位。

这一年闰二月，该发生的一切最终还是发生了。蔡确在旧党的围攻下丢掉宰相大位，彻底失势。同月，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新朝首席宰相。

在随后的日子里，司马光紧锣密鼓，大刀阔斧，将熙宁和元丰年间的一切新法罢废殆尽，史称“元祐更化”。

蔡京原以为，在大宋的官场上，背靠司马光这棵大树，他可以安然无恙，更上一层高楼。可是，仅仅过了半年，他便以切身之痛，领教了什么叫作“风云不测”！

在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雄心勃勃的司马光竟然只干了七个月，就含恨病亡了。

靠山一倒，可怕的政治后劲随即向蔡京翻涌而来，有人弹劾他“挟邪坏法”，有人攻击他暗中参与了蔡确的“定策阴谋”。

蔡京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此时越是抗辩越会遭到打击，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沉默与匍匐。

在整个元祐年间，蔡京的境遇都很糟糕，他不断遭贬，一直在颠沛流离，先是出知成德军，后改知瀛州，不久又徙成都，而后又接连被贬为江、淮、荆、浙发运使，后来又出知扬州、再知郓州、永兴军，元祐末年又回到成都任上。

深陷在这长达九年的人生低谷之中，蔡京始终在深思一个问题，自己究竟因何而败？

一开始，蔡京以为站队新党，被蔡确轻易裹挟，是受累于浅显浮躁，这是不知利害；后来，蔡京又以为背靠司马光实乃孤身投机之策，稍遇变故即成众矢之的，这是不懂沉浮。

随着深思一点点沉淀下来，蔡京渐渐通透明了起来——

若知利害，便要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若懂沉浮，便要顺势钻营，立威造势。

天有不测风云，并不可怕。

因为造化皆在变化之中。

世有沧桑炎凉，更不可怕。

因为否极泰来从来都是智者心法。

经此自我修炼，脱胎换骨之后，蔡京首先变成了一个处变不惊的人。

这种定力对官场中人尤为重要。

元祐八年九月初三，天下风云陡然又变，宣仁太后崩逝，年已十七岁的哲宗开始亲政。

此时的哲宗，血气方刚，极其类父，始一亲政，他便激情澎湃，重新竖起变法大旗，接连罢免了苏轼等好几位旧党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昔日遭贬的新党人物纷纷被召回朝堂，并被委以重用，这其中就包括蔡京兄弟两人。元祐九年四月，蔡京告别成都，迎接朝日，进入汴京，哲宗任命为他为代理户部尚书。

蔡京归来数日之后，亦即四月十二日，汴京上空出现“白虹贯日”的壮观景象。哲宗与新党诸臣感到振奋，即日将年号改为“绍圣”，并且宣布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绍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党另一领袖人物章惇卷土重来，回朝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亦即首席宰相。

蔡京目睹官场变迁犹如世道轮回，不禁感慨，若要顺势取势，朝堂立威，明智之举当为效法从前，大事面前切忌不可纠结徘徊。

首席宰相章惇没有他想得通透，因而当他有意罢废“差役法”时，便遭遇了久议不决的心理困境。

蔡京见状，只用一句话，即解开了纠结而成的疙瘩。

蔡京对章惇说：“只是采取熙宁成法实行而已，有什么可犹豫，又有什么可讨论的呢？”

磨前人刀剑，杀今日之敌，争当下名利。

错了，是前人之误。

对了，是当今魄力。

正是靠着这一手表面光明正大实则恶劣不堪的政治投机，蔡京在哲宗当政的那几年里，愈发地受到重用，大有一举跃进宰执行列的阵仗。

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宋庙堂再次展现了它的诡谲善变。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竟突然驾崩，狠狠地打了天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哲宗没有存活下来的皇子，因而新君只能在哲宗的几个弟弟中挑选。

此时的向太后心机很重，其实她的心中早已有了人选，但说出来的话却不露痕迹。

她对几个宰辅重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首席宰相章惇以为向太后要他拿主意，便不假思索地说：“当立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听了，不动声色地瞥了章惇一眼，然后幽幽地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哲宗也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没必要选哲宗的同母弟弟。

章惇因为过度自信，显得很愚蠢。他没有顺着向太后的意思向下说，而是再次拿出了自家意见：“若不以嫡庶，则应以长幼，故申王当立。”

向太后听罢，不愿再与蠢人周旋，干脆抛出了真实意图：“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庙堂政治，最大的忌讳乃是口直心快，眼不着砂。

见向太后要立端王，章惇不敢苟同，硬生生地顶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现场另一宰执，一贯与章惇不和的曾布此时此刻很是奸恶，待章惇说出那一句“逆耳忠言”，他即刻上前一步，厉声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

庙堂政治，敏感时刻微妙如针尖。章惇因为忠言一句，彻底葬送仕途，最后死于贬所；曾布因为抓住机会，呵斥一声，从而迎来了一生的高光时刻。

蔡京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对庙堂定力有了更加深沉的理解。

端王赵佶即位后，向太后临朝听政。这又是一个厌恶新法的妇人，赵佶即位仅仅十多天，她便将元祐旧臣韩琦的儿子韩忠彦擢升为门下侍郎，与曾布一起使用，大面积清洗新党势力。

作为在哲宗时代依托新法钻营攀升的代表人物，蔡京知道，这一次自己在劫难逃，但因为对官场沉浮早已有了深邃理解，他并不慌张，而是随机应对，时刻准备着于沉浮中寻觅可能的转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

被贬为杭州洞霄宫提举之后，蔡京察觉到了一个动向，徽宗在杭州设立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求三吴地区的各种名贵书画和古董珍玩。

蔡京是书法大家，玩物的品味一向不差，迎合徽宗的“轻佻”之好，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在蔡京暗中搜集杭州民间书画珍品，内心有所期待的时候，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徽宗身边得宠的宦官童贯奉旨来到杭州，为“金明局”办差。

蔡京抓住机会，在杭州刻意交结童贯，他不仅奉上了此前搜集的民间书画珍品，而且将自己书法精品，屏幛、扇带之类，通过童贯之手源源不断地献给天子。与此同时，蔡京还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悄悄送给宫中的一些宦官和侍妾，以换取这些人在天子面前说一些有心无痕的好话。

如此这般，四面钻营，徽宗对蔡京渐生好感，加之两人志趣相投，品味相近，不久，徽宗有了启用蔡京之心。

建中靖国元年年末，蔡京被擢为龙图阁大学士，知定州。第二年，向太后病逝，徽宗亲政，改元“崇宁”，取“尊崇熙宁”之意。

随着庙堂气候的逐步转暖，蔡京知道，属于自己的大时运终于“沉浮”出来了。

崇宁元年二月，徽宗擢升蔡京为端明殿学士，改知大名府；三月，徽宗干脆将蔡京调回京城，复任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修国史；五月，徽宗再架梯步，晋升蔡京为尚书左丞。与此同时，首席宰相韩忠彦与副相曾布因为无休止的争斗与倾轧，引起了徽宗深深的反感，最终两败俱伤。

七月，徽宗在延和殿赐坐，正式将蔡京扶上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高位。这一天，徽宗对蔡京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立刻起身，伏地顿首：“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

这一幕，看似忠真感人，其实是大奸似忠，大伪似真。

蔡京入相，把持朝政，干的第一件事便是欺世盗名，行奸臣之实。他仿照熙宁年间王安石设置“条例司”的办法，设立了一个“讲议司”，由他自任提举，凡是主要政务如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全部划归讲议司掌管，分管其事者无一例外，尽是他的心腹走卒。

有史家评论，历史上的大奸大恶，莫过于此，口中所标榜的是效法与追随，心怀天下，实则拿“前朝伟人”当枪作棒，立威夺权。

蔡京干的第二件事更加恶劣。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百一十七名元祐旧臣列为“奸党”，并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与此同时，蔡京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将元符年间的大臣分为正、邪各三等，被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律降职贬谪，臣僚中有与奸党同名者并令改名。

有史家评论，这是自东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蔡京迫害政敌之心切之粗暴，放大了政治之恶，其影响犹如释出凶兽，为害无穷。

崇宁二年正月底，经历几十载春秋沉浮，蔡京终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登临大宋官场的最高峰。

到了这个阶段，蔡京很是明白，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邀宠固权。

如何才能邀宠固权？

蔡京紧紧抓住了徽宗“玩物”的致命弱点。他以为，只要将徽宗引入纸醉金迷的深渊，让徽宗只顾享受沉落，他的处境就安全了，权势就稳固了。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蔡京再次踩过王安石的肩膀，祭出了所谓的“蔡京新法”。简而言之，蔡京宣布实施的诸如“榷茶法”、“盐钞法”，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大肆搜刮民财，以供徽宗挥霍，让徽宗渐渐离不开自己。

崇宁三年，得知国库积累已达五千万之巨，蔡京适时地给徽宗灌起了迷魂汤。蔡京对徽宗说，既然已经富足，那就应该大兴礼乐。

徽宗深以为然，自上蔡京贼船而乐此不疲。

蔡京由此独霸朝政之后，另有一个阴暗罪恶的心理，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有心腹提醒他，公不容他人，他人岂能容公？

蔡京听罢，一句话就封住了对方，若要无敌，心必如虎。

正是因为有如此彪悍凶残的心态，蔡京在大宋官场才会六亲不认。崇宁四年正月，蔡京为进一步拉拢宦官童贯，准备封他为陕西制置使，亲弟弟蔡卞认为不妥，公开站出来反对说，宦官镇守边境重镇，必误边计。

蔡京闻讯，果然心如恶虎，不几天便在徽宗面前狠奏亲弟弟一本，然后将其贬出京城，出知河南府。

蔡京将官场登龙术修炼到登峰造极时，唯一忌惮的就是徽宗的帝王心机以及徽宗所迷信的天意。

崇宁五年正月初，京师的天空突然出现奇异的彗星。徽宗被这一异象惊呆，惶惶不安，而后下诏令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

野心家刘逵当即上奏，称此乃党锢之祸所致，应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对党人的一切禁制，才可消弭天灾。

这番说辞，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所指其实是蔡京。

徽宗的反应很强烈，当天大半夜，便命人捣毁了端礼门前的党人碑，一个月后，又顺势罢免了蔡京的宰相之职。

此乃蔡京第一次遭到罢相，说是官场巨大危机，并不为过，然而，蔡京却另有一番深沉逻辑，并不担忧。

蔡京以为，徽宗非雄主，而己乃权臣。若不给他敲打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他定将猜忌不再敢用。现在有小人作祟，天意拱火，倒不是什么坏事，让他罢黜，弃用一段时间，距离产生美，他反倒能感受到己之重要，不能不用。

果然，一年后，也就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初，蔡京不出所料，重回首席宰相的任上。

然而，蔡京看透一切，却没能避免一点。

那就是子效其父，子比父恶。

自第一次遭到罢相之后，蔡京又经历一次罢相，但沉浮轨迹仍在其算计之内。可是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情况不一样了，这一次欲一举扳倒他的竟是蔡家长子，更加利欲熏天的蔡攸。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蔡攸假惺惺地来到父亲宅邸，一进门便抓起蔡京的手作听诊状，然后别有用心地说：“父亲大人脉势微弱，是不是身体有何不适？”

蔡京冷冷地瞥了一眼，没有说话。

待蔡攸一走，蔡京痛苦地说，“此儿想以我生病为借口，让皇上罢免我。”

果不其然，蔡攸很快向父亲捅出一刀，七十三岁的蔡京无奈，只好拱手将权位让给不忠不孝的长子。

奇的是，即便如此，蔡京此前一语道破的官场逻辑依旧奏效，四年后，他竟然再次归来，并以七十七岁的高龄重新掌权。

可悲可叹的是那蔡家长子，此后他竟然勾结童贯，再次对老父以及老父倚重的亲弟弟展开了疯狂撕咬。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蔡京没有想到，蔡家竟以这种方式走到了尽头。

宣和七年，蔡京致仕，蔡家长子蔡攸踩着老父的残躯，登上三公之一的太保高位。同年十一月，金兵大举南下。徽宗痛下罪己诏，并于这年十二月禅位于太子赵桓。随后，徽宗携带家眷以及昔日宠臣，仓皇南逃，躲避战祸。

百姓没有忘记蔡京。

天下没有忘记蔡京。

面对通天喊杀之声，靖康元年，钦宗颁下一纸诏书：蔡京、童贯、朱勔、蔡攸等，久稽典宪，众议不容······

就这样，蔡京踏上了贬谪之路，先是潭州，后又是天涯海角儋州。

因为沿途百姓唾弃他，不愿卖给他吃的，蔡京最终饿死在潭州城郊的破庙里。一代奸臣死后，他的八个儿子和几十个孙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长子和三子已被朝廷诛杀；幼子被流放到白州后惨死；其余的儿子和孙子全部被流放到边瘴之地，受尽人间疾苦。

人间正道，望到尽头，不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