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个阴沉的下午，天色像是被浸泡过的旧报纸，灰蒙蒙地压在人心上。王老太太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红枣茶。茶杯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痕，像极了她心里的那条缝，细细密密，却无论如何也愈合不了。楼下的桂花树正落着花，第三瓣刚好飘到地上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妈，我不回来了。”电话那头是儿子王建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门。王老太太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她的手微微颤抖，茶水溅到手背上，凉得刺骨。
“建儿，妈不是……”她刚开口，电话已经挂断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3点47分，正是她平时给儿子打电话的时间。18年了，每周三的这个时间，她都会拨通这个号码，可回应她的，永远是冷漠的语气和短促的对话。
王建离开家的那一年，是2005年。那年夏天特别热，蝉鸣像是要把人耳朵震聋。王建站在老房子的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旅行箱，箱子拉链处还夹着一根姐姐王梅的长发。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像是怨恨，又像是不舍。
“妈，你偏心。”这是他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王老太太愣住了，她想问什么，却什么也没问出口。王建的姐姐王梅站在一旁，低头看着脚尖，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菜，袋子上还沾着泥土。她想开口解释，却被母亲一个眼神制止了。
那天晚上，王老太太失眠了。老式挂钟在客厅里滴答作响，每到整点都会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是在敲打她的心。她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儿子离开时的背影。他的肩膀瘦削，步伐却坚定，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真的偏心了吗？”她问自己，却得不到答案。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04年。那年，王梅刚结婚，丈夫是个普通工人，家里条件并不好。王老太太看着女儿住在出租屋里，心里不是滋味。她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加上王梅和她丈夫的存款，勉强凑够了首付，给他们买了一套小两居。
“妈，老房子就给姐姐吧。”王建那天坐在饭桌前，声音低得像蚊子。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划着圈，眼神却始终没敢看母亲。
“建儿，这房子是你爸留下的，我怎么能随便给了你姐？”王老太太皱着眉，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
“可你已经给她买了新房，我呢？我什么都没有。”王建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眼睛里闪着泪光。他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建儿，你听妈说……”王老太太伸手想拉住他，却被他一把甩开。
“妈，你就是偏心！”他丢下这句话，摔门而去。
那天晚上，王老太太坐在客厅里，一直等到挂钟敲响凌晨三点。她的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儿子的电话号码。她拨了无数次，却始终无人接听。
18年过去了，王建再也没有回过家。每年的春节，王老太太都会在饭桌上摆上他的碗筷，可那个位置始终空着。王梅每次回家，都会劝母亲放下：“妈，他不回来就算了，咱们过咱们的日子。”
可王老太太放不下。她总觉得，儿子会有一天回来，像小时候那样，扑到她怀里撒娇。她甚至能记得，王建小时候最喜欢吃她做的红烧肉，每次都要抢着吃最后一块。
“妈，建儿小时候多乖啊。”她经常对王梅念叨，眼神里满是怀念。
“妈，他都多大了，你别总想着小时候的事了。”王梅无奈地叹了口气。
王老太太不说话，只是低头看着手里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97年。照片上的王建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笑得灿烂，眼睛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直到去年，王老太太终于知道了儿子这些年的生活。他在外地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却从未告诉过她。这个消息是王梅无意间听说的，她犹豫了很久，才告诉母亲。
“妈，他过得挺好的，你就别操心了。”王梅安慰道。
可王老太太却哭了。她不是因为儿子过得好而难过，而是因为他过得好，却从未想过告诉她。
“建儿是不是恨我？”她问王梅，声音里带着颤抖。
王梅沉默了很久，才轻轻点了点头。
“妈，他觉得你偏心，觉得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王老太太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手里的照片上。她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想起了儿子离开时的背影，想起了他临走前的那句话。
“妈，你偏心。”
今年春节，王老太太又在饭桌上摆上了儿子的碗筷。她知道，他不会回来，可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妈，别等了，他不会回来的。”王梅劝她。
“再等等吧，说不定他会回来呢。”王老太太笑了笑，眼神里却满是落寞。
饭桌上的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直到挂钟敲响晚上九点，王建还是没有回来。
那天晚上，王老太太做了一个梦。梦里，儿子还是小时候的模样，拉着她的手，笑得像个孩子。他说：“妈，我回来了。”
她醒来的时候，眼角还挂着泪。窗外的桂花树上，落下了第四瓣花。
王老太太不知道，儿子其实也常常想起她。他的手机里，至今还存着母亲的号码，每次看到，却始终没有勇气拨通。他的心里也有一个裂缝，和母亲的一样，细细密密，却无论如何也愈合不了。
有些爱，藏在心底，像一杯凉透的红枣茶，虽然没有温度，却依然带着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