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网络上出现一大批“历史扯淡论”的传播者。他们声称：根据史料的记述，加上逻辑的推理，可以判断——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王莽，其实是一个“现代穿越者”。
这种说法让这位在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太好的王莽，忽然间在当代互联网社会上火了一把。如果王莽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我个人觉得，与其说王莽是个思想超前的穿越者，不如说他是个理念落伍的改革家。
王莽曾经是一个“伟光正”的政坛明星
西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凡提到王莽这个人，都得骂他是个“逆臣贼子”，原因是他做了“篡汉夺位”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事实是，当初王莽想要篡汉的时候，朝野上下支持他的人比反对他的人多得多，甚至被人夸成“天命所归”。
王莽
王莽之所以在当年获得极大的社会舆论支持，跟他登峰造极的政治表演能力有关。
话说当年身为外戚高官的王莽曾被汉哀帝（西汉倒数第三位皇帝）逐出京城，强制放假反省。
在自己家闲居期间，王莽曾逼迫自己亲儿子王获自杀，原因是王获因为一点小事而杀死了一名家奴，这事又被政治对手拿来恶心王莽。为了证明自己办事公正、刚正不阿（主要是抵挡政治对手的致命攻击），王莽咬紧牙关，拿自己亲儿子祭了天。
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给王莽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史料称，王莽在封地闲居的三年里，前后有上百人给朝廷递陈情书，表达的意思大概是：王莽是正人君子，不应该被驱逐出京，皇帝要反思错误，赶紧把“王大善人”召回朝廷上班。
关键时刻，王莽自己表现得很争气（自己儿子都敢杀），但他的对手们的表现却很糟糕。话说那时候汉哀帝刘欣之所以驱逐王莽，其实是为了消除王氏外戚的势力，重振皇权的威严。哀帝为此还提拔重用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丁氏、傅氏。
可是，丁、傅这两家人没有一个争气的，要么不学无术，要么贪污成性，根本扶不上台面。而实际上，原本王家也未必多有本事，但两相比较，大汉的知识分子们觉得，还是老王家这帮人更有能耐，而王家的核心主力人物就是王莽。因此，大家自然地怀念起了遭驱逐的王莽。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汉哀帝意志逐渐动摇。加上后来正好赶上了一起日食现象，王莽和其支持者借机渲染“上天惩罚不公”的话题，最终迫使汉哀帝将王莽本人召回朝堂。
汉哀帝去世后，年幼的汉平帝即位，太皇太后王政君借机把持朝政，让王氏子弟控制朝廷中枢，并让王莽掌控兵权。
自此，王莽站到了距离权力顶峰咫尺之遥的舞台上（被封为安汉公，位列公侯）。在这个舞台之上，王莽的表演极为出色，引来朝野一片喝彩。
王莽首先通过一系列举措赢得了广大儒家知识分子的好感。
平帝即位之初的那几年，执掌中央大权的王莽推动了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仪性建筑的修缮与维护。这三样东西是儒家经典中的建筑，相当于中央会议厅、中央大学和中央天文台，都是宣扬礼教，弘扬仁政的关键场所。
不仅如此，王莽还费尽心思地为京城长安里的儒家知识分子修筑舒适的高级住宅，让这帮儒生可以在此聚会交际、交流学术、发表演说，可谓是“儒家高档VIP会所”。
另外，王莽还在太学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征召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重制礼乐等等。
王莽的这些举措，不但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还让他们因此享受到了高规格待遇，因此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记着王莽的好，到处为王莽说好话，并主动站出来攻击那些胆敢反对王莽的人。
当然，他们也乐于接受王莽的委托和请求。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朝廷陆续收到了来自“民间”的抗议信。写信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王公权贵。大家写信的目的很一致，就是批评两件事：
第一，朝廷给王莽的赏赐太少，跟王莽这几年的功劳极不匹配，有辱大汉朝廷的声誉和威严；
第二，王莽本人太谦虚了，明明朝廷对你这么刻薄，你还傻了吧唧地给朝廷卖命，真是让人着急。
史料称，写信的人很多，大约四十多万（真实性不明）。而信件也如同狂风暴雪扑面而来，把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对于“百姓”的热情支持，王莽则再次展示了精湛的演技。他三番五次拒绝了“百姓”的要求，表示自己“品德不够、资质尚浅、能力一般”，还要求大家“不要为难皇帝和朝廷”。而“百姓们”的情绪配合着他的拒绝，随之达到了高潮。
后来“局势失控”，大家一致认为王莽的人格魅力与品德层次已经是当世的顶峰，因此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认证为“当代周公”。
接着，一大批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九百多人前往皇宫请愿，要求朝廷和皇帝对王莽执行九锡之赏。
赏赐九锡是《周礼》的记载中，身为臣子的终极荣誉。据说以前只有周公这样极度“伟光正”的人物才有资格获得。
此时，作为安汉公的王莽，实际上已经执掌了汉帝国的大权，九不九锡的对他来说并不影响自己的实际权力。
但九锡具有巨大强烈的身份意义和政治意义，是他迈向终极权力高位之前必须要走的一步。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几经“推辞”却难以抵挡“民意”的王莽，最终“勉为其难”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
同年秋天，寻访民间的各路使者陆续回到了长安（王莽派出去的），并向王莽道喜，说是在王莽他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大汉民间一片纯朴和谐，老百姓人人都夸他老人家治国有方，让大家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王莽听罢，不但没有骄傲，反而更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大汉帝国的发展规划，那就是“市场上物美价廉，法院里没有诉讼，监狱里没有犯人，社会上没有饥民，人人都能拾金不昧，男女之间自重有别”（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
妥妥的一幅上古时代和谐大同的美好景象。
公布美好规划蓝图之后，四方蛮夷也纷纷前来长安朝贺（不清楚是否自愿），向王莽和皇帝献上珍贵贺礼，感觉似乎是重回华夏威仪，四方镇服的年代。
诸此种种，王莽为的是让广大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感受到那种“西周盛世伟大复兴”的恢弘场景。
这一系列的举动确实很成功，王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领导大汉走向“西周式复兴”的掌舵人。
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对王莽的拥护可谓史无前例。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当时有一位很有才气和名气的文人叫扬雄，这人极其清高，一般的人和事他都看不到眼里。就算给他再多的钱、赏他再大的官，只要他看不上，不仅不谢谢你，还要写文章讽刺你。
但正是这样一位口味刁钻严苛的文学界大V，对王莽竟然赞不绝口，且有文为证：
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翻译过来就一句话：“王莽是当代圣人中的圣人！”
既然是“圣中之圣”这样级别的人物，那他当个皇帝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吗？
一切都水到渠成。公元8年末，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了帝位。改国号为“新”。
然后，长安城到处张灯结彩，朝野上下一片欢呼雀跃。
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此时的王莽跟“逆臣贼子”有半毛钱的联系。绝大多数原大汉子民都在欢呼王莽代替了老刘家管理天下（当然，底层老百姓其实对此很无所谓），掌管政治权力的贵族地主阶层很满意，把持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很满意。
如果谁敢在那个时候到大街上骂王莽是“乱臣贼子”，估计会有一群人上来揍他或者直接扭送官衙。
王莽本人也不甘心仅仅让别人捧夸自己，他还要主动宣扬自己。
于是，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先进事迹报告团”迅速成立，并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宣讲。
此时的王莽，就是华夏大地的真命天子和救世明主，是绝对“伟光正”的“千古圣人”。
王莽是怎么从“伟光正”玩砸成了“大逆贼”的
虽然改朝换代之初的王莽的确受人拥护、形象伟岸，大有成为千古明君的架势。但后来的2000多年时间里，他却被人骂了整整二十个世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转？为何一手好牌的王莽会把自己给玩砸呢？
这源于王莽开启的那套改革。
新莽政权存在的十五年里，王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恢复源自西周的井田制。规定全国所有田地一律为国有（王田），然后每家每户按男性人头平均分配，一点不多，一点不少。谁敢多占一丁点田地，就算犯法，要么下狱，要么流放边关。
第二、解放数量庞大的奴婢队伍。但凡皇家宫廷、王侯大院、官员府邸、财主庄园，除了留下必要数量的下人干一些必要的活儿之外，其余乱七八糟的奴仆丫鬟统统不能留。什么养狗奴才、暖脚丫鬟，一律废除。你敢养，官府就敢罚。
第三、改革币制。用上古时代的龟壳、贝壳，取代各类铜钱铁币。
第四、实行盐、铁、布的国有化产销。说白了，就是按照《诗经》和孔子他老人家讲的原理，把社会根本资源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里。
第五、重新确定官名和地名。一律按照古代《周礼》《礼记》等经典中的记载，重新给官职起名，重新给州县命名。
这五条核心改革措施，大多数是在恢复或者效仿周朝的上古制度。对于王莽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的人们来说，这五条改革可以形容为“简单粗暴、倒行逆施”。
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条“恢复井田制”。王莽的意图是抑制民间的土地兼并，增加中央朝廷掌控的田产数量，以此增加朝廷税收。话说西汉（包括后世历朝历代）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地主豪强，他们本身拥有的田产就多，而且这些田产所缴的税非常少（要么是朝廷减免他们的税收、要么是仗着实力硬是少缴或者不缴）。
相反，那些拥有一亩三分地的自耕农民却承受着来自国家的税收压力，而且经常遭受地方各级官员的各种盘剥。为了减轻压榨，这些自耕农就会跑到达官显贵或豪强地主那里，把自己的田产直接卖给他们，然后变成这些权贵豪强手底下的佃农。如此，佃农只需要给权贵豪强缴纳一部分粮食，剩下的就能自己留着了。而且不用担心各路官员找自己的麻烦，毕竟上面有豪强权贵“罩着”。而这些掌控佃农的豪强权贵，也有能力跟收税的各路官员周旋，甚至敢于瞒报漏报自己的田产，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
井田制
如此一来，民间的田产土地自然就会出现兼并，而导致朝廷直接管辖的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直接税收也会逐步下降。豪强权贵们却因此财力旺盛，并逐渐有能力割据一方，乃至对抗中央。2000年来，无不如此。
王莽恢复井田制，就是要没收地主豪强手里的土地，然后分给自耕农，再由国家直接找自耕农收税。
想法是好的，但现实却无法执行。一是因为朝廷收税还得靠各级官员，他们仍然免不了在规定的税率以外增加各类克扣，导致农民虽然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却遭受了更大的剥削，老百姓自然不会支持；二是因为那些地主豪强会因为井田制而直接失去绝大部分财富，显而易见，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他们能支持改革才怪。
分析第二条“解放奴婢”。明面上好像是打破“奴隶压迫的枷锁”，实际上为的是增加民间的自耕农，扩大民间税收对象的数量。然而，这项措施不但没有解救那些奴才丫鬟们，反倒让他们成为自耕农，一边辛苦种地，一边遭受盘剥。那些豪门大户的丫鬟奴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活的比农民滋润多了）真的会支持吗？
而另一方面，地主家正是靠着这些数量庞大的奴婢队伍，维持自身的豪门生活，同时组织私人武装，维护自身的权益。你让他们解散奴婢队伍，可能吗？
至于第三条“改用龟壳贝壳当货币”和第五条“恢复上古的官职和地名”，除了给广大人民增加各种麻烦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有些地名本来简单易懂，大家叫了几百年，结果被改成了生僻字和绕音字，恶心至极）。
而第四条“盐铁布国有化产销”，也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来源。但很显然，这也必然会触及一些势力集团的利益。而且，就算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盐铁布的生产销售，其最终的质量也没有保证，是不是对老百姓有利也很难说。
总之，王莽上台当皇帝之前，名声极好，声望极高，粉丝极多。他个人出众的权谋能力和表演能力也得到了历史的肯定。可惜，当了皇帝之后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恰恰证明了王莽执政理念的落伍和僵化，也因此在极短的时间内败光了原本无人能及的声誉，使得朝野上下的“铁粉”迅速变为“黑粉”。
王莽改革措施的前两条，是其身败名裂的根源所在。
恢复井田、释放奴婢，大概是王莽维护中央皇权、打击地方豪强的初心之举。可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够推翻刘汉王朝，继承皇位大统，就是靠着那群地主豪强及其中央代言人的支持。你以为，在古代封建社会，把控上层政治，左右皇位更迭的是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吗？非也！说到底，都是贵族地主和官僚集团在操控或博弈。
王莽一上来就简单直白地要夺贵族地主的财、抢豪强权贵的人，这分明就是自己作死。
更悲催的是，正是由于解放奴婢和恢复井田，导致社会上一下子多了很多无所事事的流民。这些人不是领不到国家分发的耕地，也不是不想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相反，他们是实在受不了直接面对朝廷官员的压榨剥削，宁愿放弃田地。结果，这些流民为了填饱肚子，只能钻进深山密林，成为贼寇。
东汉之前扰乱天下的绿林、赤眉起义武装，正是出身于这些流民。因此可以说，是王莽的改革催生了这些造反队伍，是王莽自己搞死了自己。
终于，那些曾经拥护王莽称帝的权贵、豪族纷纷弃他而去，并卷走了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生存环境堪忧的广大农民也“用脚投票”，纷纷归附这些豪强权贵组织的起义队伍。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天，起义军逼近长安。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集体仰天嚎哭。
此时，年近七旬、白发苍苍王老人家，失魂落魄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刚当帝位前后的光辉岁月。以至于最后仰天悲鸣：“老天啊!你几个意思？当初让我继承天命做皇帝，今日却又让反贼来杀我。你要我死，直接雷劈我就行，为啥还整这一出！（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
十月，起义军攻进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然后，起义军把他那颗白发苍苍的头颅割了下来，并送到宛城悬挂起来。路过的老百姓纷纷对该头颅扔石头、吐唾沫。据说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这种下场，只属于那些公认的“大逆贼”。显然，王莽得到了朝野的“认可”。
刘秀是如何吸取王莽的教训的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
作为跟王莽同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刘秀才没工夫去研究王莽有没有穿越，他关心的是王莽这个人给予了他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
影视剧里的刘秀
刘秀和手下那帮文臣武将很是认真地反思了王莽昙花一现的经历。然后，他们把反思成果化为了现实政策。
为了避免成为王莽第二，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涉及学术界。主要是推动古典经学的与时俱进，放弃落后于时代的那类古文经学。说白了，就是用东汉初年那个时代的思想和话语，来解释过去的儒家经典，避免陷入“本本主义”。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用“维护刘家王朝的思想”来解读经典著作。
比如，刘秀登基初期，为笼络在野知识分子，曾一度将古文经《左氏春秋》立为官方学习教材。后来等到皇位稳固，他又把《左氏春秋》从官方教材里踢了出去，理由是搞古文经的学者不能很好地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添砖加瓦。
第二项改革是由官方控制所谓的“谶纬”之道。
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时期，一些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西汉时期出现的神鬼迷信与儒家经典的结合体，主要用来解释天命。
成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刘秀，长期使用谶纬作为工具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经常以此来辩论天命究竟在谁身上。所以，史称“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
后来为了将谶纬的解释固定下来，刘秀将谶纬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征召全国通晓谶纬的儒生前来洛阳校订谶纬典籍，并最终于刘秀去世前一年（公元56年），完成了谶纬典籍的整理工作。
东汉官方接着就颁布了《河图》《洛书》及七经之《纬》，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东汉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谁再敢自己瞎编乱造就得挨收拾。
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谶纬之来弱化儒家古典中对民意民心的推崇和对皇权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确实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那时的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之中。
官方教育机构人才济济，民间私学里也学子众多。不过，绝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怪力乱神的谶纬儒学，这正是东汉初期官方所倡导的。结果是大量的读书人名义上学的是儒家学说，而实际上所学内容却很像八卦算命的东西，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东汉全国人民都在热衷于学一些“没有营养”的内容。
但这又何妨？最起码，社会很稳定，思想很统一，皇权很稳固。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汉章帝（刘秀的孙子）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召集一帮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研讨的核心内容是“如何更有效地通过道德礼法，来规范老百姓的日常行为”。
研讨会的最后，由大名鼎鼎的班固（班超的哥哥）等人将研讨成果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
该书之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内容中，就是把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面向全社会推行。
自此，臣子要服从皇上、儿子要服从老子、妻子要服从丈夫，这一套理论绵延2000年，为历代封建帝王提供了可靠而廉价的“思想稳定器”。无论当皇帝的姓啥名啥，这套理论都能帮助他尊享荣华富贵、品尝极权滋味。
而且，这套“三纲理论”也是出自反思王莽的成果。因为老刘家认为，王莽之所以上台早、垮台快，就是因为没有弄清怎么把控社会思想，没有一套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理论体系，只会瞎搬乱套上古经典里的那些过时的理论。他不倒台，就没天理。
你看，这就是刘秀祖孙比当代某些网络大V强的地方：人家可没有研究王莽穿没穿越，更没有探索时空裂隙的位置。人家在乎的，是怎么把控社会，怎么稳固权力。虽然出发点并不光彩，但最起码，人家很务实，从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