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南政权——朱温家奴创建,高氏小本经营,群雄争霸的棋子

雁玉历史 2025-01-05 02:32:23

在南北朝末年,梁武帝萧衍晚年昏庸,误用了侯景,最终导致国破家亡。梁朝的统治崩溃后,北方两大强国——北齐和西魏(后来的北周)迅速南侵。北齐占领了江淮地区,而西魏(北周)则进一步扩张,吞并了巴蜀、荆州和湖南等地。

为了战略考量,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支持萧衍之孙萧督在江陵建立了新政权,史称后梁,以此来对抗江东残余的梁朝势力。

有趣的是,在南北朝后梁灭亡四百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江陵再次出现了一个政权,其领土范围几乎与之前的“后梁”相同,并且同样处于北方和南方政权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巧合的是,这个江陵小政权最初依附的第一个北方政权也叫后梁,即朱温所建立的帝国。

由于该政权的创建者高季昌先是被朱温封为荆南节度使,之后又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时期被封为南平王,因此历史上称之为荆南或南平。

高季昌,生于唐宣宗李忱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原籍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由于家境贫寒且家庭成员众多,生活难以为继,家人便将他送往汴州(今河南开封)的富户李让家中为奴。

李让家族财力雄厚,拥有很多仆役,对高季昌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仅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因此,作为李家地位较低的仆从,高季昌的生活状况相当艰苦。

若无意外变故,高季昌的一生或许会在李家以奴仆的身份度过,最终与一名同样出身低微的女仆成婚,为李家延续后代,世代为奴。

然而,命运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邂逅了一位贵人,此人便是日后声名远扬的朱温,也就是众人所熟知的朱老三。

在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三月,朱温因参与平定黄巢起义立下大功,被唐僖宗李儇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并前往汴州就任。当时,为了讨好新上任的朱温,李让支付了一笔丰厚的“保护费”。

朱温对这一举动感到非常满意,于是收李让为义子,并赐名朱友让。这些事件也间接影响了高季昌的命运。

李让认祖归宗之后,邀请朱温到家中饮酒。在宴席上,朱温注意到一位面相不凡的家奴正在忙碌。他对此人产生了兴趣,便询问他是谁。

李让笑着回答道:“这是我家仆人高季昌。”

朱温随即把高季昌叫过来问了几句话,对他颇为满意,便建议李让收高季昌为义子。尽管高季昌仅比朱温小五岁,却成了朱温的干孙子,这身份关系似乎有些尴尬。

然而,朱温对这个“干孙子”相当优待。他安排高季昌在自己手下担任牙将,并派遣专人教授骑马射箭等基本技能,这些本领在乱世中既可保命也能建功立业。高季昌天资聪颖,很快掌握了这些技艺,但朱温并未将其视为武将培养,因为他的功夫尚显稚嫩,不足以担当重任。

高季昌不仅聪明机智,还富有谋略,因此深得朱温器重,常随其左右。确实,高季昌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和才干。

在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的五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挟持了唐昭宗李晔,意图通过控制皇帝来号令天下。这一举动引起了朱温的强烈不满,他迅速集结汴州大军,向西进军攻打凤翔。

起初,李茂贞并未将朱温视为威胁,几次交锋都被朱温击败。面对强大的对手,李茂贞选择了避战,龟缩在凤翔城内,无论朱温如何挑衅,他都坚守不出。

朱温对此束手无策,军中将领纷纷建议撤军。然而,朱温的“义孙”高季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天下英雄豪杰无不觊觎天子之位,主公若想平定四方,必须拥戴天子以号令诸侯。如今李茂贞困守凤翔,不久便会城破,何必退兵?”

朱温听后深受触动,问道:“你有何计策?”

高季昌献策道:“李茂贞不过是想通过坚壁清野与我们消耗粮草。大王可以派遣细作入城散布谣言,声称汴军粮草已尽,士兵思乡心切。李茂贞必然会趁机偷袭,届时我们可以一举将其击溃。”

朱温听罢,拍手称快:“此计甚妙!”

高季昌找到了一位名叫马景的勇士,让他带领几个不怕死的手下假装投降。实际上,汴军已经在四周设下了埋伏,准备一举歼灭凤翔军。

马景进城后对李茂贞说:“我们因为军中缺粮,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前来投降大王。朱温已经带着主力部队东归了,现在只剩下大约一万多名老弱病残守营,今晚就会撤走。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请大王不要错过。”

不久前,李茂贞刚刚被西川的王建欺骗,失去了山南诸州,心情十分低落。听到朱温已经离开的消息,他非常高兴。当晚,李茂贞率领全部精锐部队悄悄出城,直扑汴军营地。

朱温见李茂贞上钩,立即击鼓为号,数万汴军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凤翔军顿时陷入混乱,自相践踏,又被汴军斩杀了无数人,最终逃回的士兵寥寥无几。

李茂贞刚被王建骗得痛哭流涕,这次又被骗了,忍不住喊道:“朱三和王八都是大骗子!”

朱温威胁道:“快把皇帝交出来,否则我就掘了你的祖坟!”

无奈之下,李茂贞只好将唐昭宗交给朱温,以保全性命。

朱温护送唐昭宗返回长安后,凭借唐昭宗的存在,成功实施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心中满是得意。而此次能夺回昭宗,高季昌功不可没,朱温对这位“义孙”刮目相看,并任命他为宋州刺史。

高季昌巧妙策划夺回唐昭宗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天下,江湖中人皆知朱温的“干孙子”几乎让李茂贞束手无策,尤其是那些江湖上的重要人物如王建、杨行密和马殷等人,都记住了高季昌的名字。朱温自然对他加以重用。

到了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十月,朱温击败了荆南节度使赵匡凝,收复了大片失地。

尽管朱温的主要对手是李克用,但他同样意识到王建和杨行密所带来的威胁。东面有杨行密,西面有王建,二人对朱温在南方的防线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幸运的是,朱温掌控了淮南与西川之间的关键军事要塞——江陵。

江陵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北接中原,西临巴蜀,东靠江东,南连楚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确保江陵不失守,朱温必须派遣一位不仅能力出众而且绝对忠诚的人来驻守此地。否则,一旦江陵落入敌手,朱温将面临严峻的困境。

从各个方面来看,高季昌都是最佳人选,因此朱温任命高季昌为荆南节度留后,负责驻守江陵这一要塞,并派遣驾前指挥使倪可福带领五千精兵协助高季昌防守江陵。

尽管荆州作为中南地区的重镇,但在朱温的统治下,原本属于荆南节度使管辖的八个州如今只剩下江陵一府。王建则占据了包括峡州(现湖北宜昌)、归州(现湖北秭归)、夔州(现重庆奉节)、万州(现重庆万州)以及忠州(现重庆忠县)。

与此同时,武贞军节度使雷彦恭掌控着朗州(现湖南常德)和澧州(现湖南澧县)。

江陵地理位置险要,常处于战乱之中,导致当地居民流离失所。

高季昌就任后,迅速采取措施安抚民众并促进生产,使得江陵逐渐恢复生机。

公元907年五月,朱温废黜唐朝自立为帝,随即正式任命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标志着荆南(即后来的南平)政权的建立。同年十月,朱温发布诏书剥夺了雷彦恭的武贞军节度使之职,并命令高季昌与马殷联合出兵征讨雷彦恭。

高季昌派遣其大将倪可福协同湖南军队将领秦彦晖进攻朗州。察觉到危机的雷彦恭向位于淮南的杨渥求援。新近成为吴王的杨渥意图展示实力,派遣泠业、李饶率军救援,然而他们在岳州(现湖南岳阳)遭遇了湖南名将许德勋的阻击而失败。

在梁朝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四月,吴王杨渥被权臣徐温废黜。新上任的徐温想要展示自己的权威,看到高季昌势力较弱,便决定首先对付他。淮南军沿着长江向西进军,试图攻打石首(今湖北石首),但被高季昌成功击退。

徐温不相信高季昌有如此能力,再次派遣大将李厚率领一万五千水师沿江进攻江陵。尽管江陵地域狭小、兵力薄弱,但在绝境中的人们往往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高季昌亲自率领战舰,在马头(今湖北公安西北)与吴军展开决战。荆南军奋勇冲击敌舰,箭矢如雨,最终大破吴水师。

荆南虽小却不弱,高季昌的表现超出了徐温的预期,不得不撤军。意识到自己实力不足的高季昌明白必须扩充军队并培养智囊团。同年十月,高季昌得知前唐进士梁震因不愿屈从朱温而返回四川老家,路过江陵。高季昌非常高兴,请求梁震留下来辅佐自己。

然而,梁震连朱温都不放在眼里,更不会轻易接受高季昌的邀请。高季昌再三恳求:“先生才华出众,天下皆知,既然不愿意为梁朝效力,又何必投靠王建?不如留在江陵,指导我。”

梁震虽然不情愿,但担心高季昌会做出极端行为,只好同意留下,并提出条件:“我可以留下为您出谋划策,但只做幕后工作,不公开露面。”

高季昌欣然答应,对梁震表示:“您不嫌弃江陵地方小,也不介意我的愚钝,我一定听从您的建议。”

于是,梁震以“前唐进士”的身份,在高季昌背后提供策略支持。

尽管梁震内心深处确实看不起高季昌,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毕竟在他看来,凭借自己的才能,在更大的地方谋个高位并不难,而在江陵任职确实有些委屈了他。不过,他还是选择了暂时留在此处。

尽管江陵位于多个重镇的夹缝之中,但由于荆南属于梁朝的领地,因此其战略上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高季昌与朱温之间的关系犹如祖孙般亲密,朱温对高季昌颇为关照,并默认了荆南实际上享有半独立的地位。

在梁乾化二年的六月,朱温因过度沉溺于乱伦之事,被其孝顺的儿子朱友珪杀害,成为“大行皇帝”。不久后,朱友珪又被朱友贞所杀,朱友贞继位为帝。

由于高季昌之前与朱友贞几乎没有交集,不清楚这位“叔父”的为人是否可靠。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高季昌积极加强城池防御,建造了五百艘战舰,招募士兵入伍,修理兵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

与此同时,为了改善荆南地区的生存环境,高季昌开始与其他势力如王建、徐温等人暗中接触。尽管朱友贞对此有所耳闻,但鉴于北方李存勖的强大威胁已经让他焦头烂额,无暇顾及高季昌的小动作。毕竟,那块巴掌大的地方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于是便任由高季昌行事。

这两年来,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高季昌信心倍增,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他认为王建年事已高且昏庸不堪,是个容易对付的目标。

在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的春天,高季昌大规模建造战船,逆江而上,意图夺回被王建占领的原荆南治下的巴东各州。蜀国夔州刺史王成先率领军队前来迎战。

高季昌命令士兵点燃敌舰,当时江面上风势强劲,火势迅速蔓延,烈焰冲天。然而,蜀军招讨使张武暗中派遣水军潜水使用铁锁将荆南的战船固定住。

更糟糕的是,风向突然转变,火焰反而烧向了荆南的舰队。荆南的船只无法移动,最终被烧毁殆尽,许多将士被迫跳江逃生。

高季昌惊恐万分,急忙跳上一艘小船,用牛皮蒙住自己以求自保。蜀军一炮击中小船尾部,导致小船开始下沉。他无奈之下再次跳到另一艘小船上,丢下五千多具己方士兵的尸体,拼命向东逃窜,好不容易才返回江陵。

高季昌悲愤交加,忍不住感叹:“这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他的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出于扩张领土的愿望,但显然选错了对手和时机。荆南的实力远不及周边的吴、蜀、楚三国,且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徐温、王建、马殷都是雄才大略之人,治国有方,用兵如神。高季昌此时挑战他们无异于自找麻烦,能够全身而退已是万幸。

要知道,王建是一位极具谋略的人物,手下名将云集。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性,他心知肚明,绝不会让高季昌轻易得逞。因此,高季昌此次进攻注定失败。

在被王建打得脸部肿胀之后,高季昌暂时收敛了许多。他周围的那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随便动哪一个都会惹出麻烦,因此他只能选择低调行事。

相比之下,汴梁的朱友贞显得软弱无力,尽管他长期受到李存勖的压制,但高季昌也没有胆量对这位“叔父”动手,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朱友贞的对手。

到了梁龙德三年(923年),河东军攻入汴京,朱友贞选择了自杀。高季昌与朱友贞的关系并不好,所以对于朱友贞的死亡并没有太多感触,只是简单地更换了新的统治者。于是,他向李存勖表示臣服。

得知李存勖的祖父名为李国昌后,为了避讳,高季昌改名为高季兴。由于李存勖并不了解高季兴的真实情况,便暂时安抚住了他。高季昌的手下建议他前往洛阳觐见李存勖以避免可能的祸端,然而他的首席谋士梁震坚决反对:“梁唐两国仇恨长达三十年之久,大王您作为朱友贞封的渤海王,是梁朝的老臣,掌控着重要的领土和强大的军队,堪称一方诸侯。如果现在去朝见,恐怕有去无回。”

尽管如此,高季昌并未将此事看得过于严重,没有采纳梁震的意见,独自一人前往洛阳。

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十一月,高季兴前往洛阳,作为首位前来朝见的重要地方大员,李存勖对他自然礼遇有加。

在一次宴会上,李存勖问道:“卿能来朝,朕心甚慰。如今朕欲平定天下,卿素有谋略,为朕分析一下,应当先攻打吴国还是蜀国?”

高季兴一直渴望收复荆南旧治下的各州,因此力劝李存勖优先攻打蜀国:“两相比较,蜀国较弱,况且王衍年幼昏庸,幸臣们又在朝廷中图谋私利,国家实力远不如王建时期。依臣之见,应先攻取蜀国,然后顺江东下,攻克吴国易如反掌。”

李存勖听后拍手大笑:“卿真乃良谋!”

高季兴在洛阳逗留了一段时间,观察到李存勖统治下的中原地区政局动荡,宦官和外戚势力频繁干预朝政。

他预见到若李存勖继续这种治理方式,迟早会引发混乱。

洛阳城中的宦官们听说高季兴富有,纷纷前来索要钱财。起初,高季兴还愿意给些面子,但这些人的贪婪无度让他感到愤怒,逐渐产生了离开洛阳的想法。

然而,李存勖并不想让高季兴轻易离开,还希望能挽留他多待些时日,以便继续品茶谈天。

郭崇韬进谏道:“陛下刚刚平定中原,四方前来朝拜的唯有高季兴一人。如果我们强行扣留他,将会理亏于我们,今后谁还敢前来朝见?不如放他回去,从长远考虑更为妥当!”

李存勖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意高季兴返回江陵。

高季兴惊出一身冷汗,生怕李存勖改变主意,一出城便策马狂奔,并对随行人员说:“此行有两大失误,一是贸然来到洛阳,差点被困在此地;二是虽然皇帝同意让我回江陵,但这同样是个错误。”

抵达襄州(今湖北襄阳)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设宴招待高季兴。

高季兴不敢多饮酒,仅浅尝了几杯,便于夜间趁众人不注意,迅速离开,急匆匆地返回江陵。

回到江陵后,许多人前来探望。高季兴紧紧握住梁震的手,连连叹息:“真后悔没有听从你的劝告,差点陷入险境无法脱身!”

当大家询问朝廷形势时,高季兴笑道:“我原本以为李家英武豪迈,但今日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之辈。李存勖刚占领河南,便自夸天下是他用双手打下来的。灭梁岂是他一人之功?如此骄傲,让功臣们寒心。再加上宫廷中妇人干政,沉迷于酒色,李存勖的日子不会长久,我们无需惧怕他!”

于是,高季兴在江陵安抚流亡至此的梁朝士兵,安定百姓,大力建造战舰,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因为高季兴是首位前来朝见的诸侯,李存勖对他的待遇也算优厚。

在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三月,李存勖授予高季兴尚书令的职位,并封他为南平王,这也正是“南平”这一称号的起源。

然而,在这里我更倾向于将江陵政权称为荆南,这个名称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且是官方正式的称呼,若使用南平,则容易与福建的南平混淆。

高季兴上次未能成功夺取巴东诸州,心中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再次尝试。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月,李存勖派遣大军进攻蜀地,高季兴闻讯大喜,留下长子高从诲镇守江陵,亲自率领水军沿江西进,目标直指施州(今湖北恩施)。

蜀地出战的是张武,当他得知高季兴再度来袭时,采用了同样的战术,横锁长江以阻挡荆南军队。这次高季兴吸取了教训,派水军先行砍断铁链,以便继续前进。

遗憾的是,高季兴的手下没能完成任务,未能砍断铁链,导致荆南的舰船被铁链缠住无法动弹。蜀军趁机发起猛烈攻击,荆南水师再次遭受惨败,高季兴不得不故技重施,乘坐小船逃回江陵。此时后唐军队已经深入蜀地,张武见形势不利,选择投降魏王李继岌。

在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一月,唐军攻占成都,王衍被迫投降。当时,高季兴正在家中用餐,听闻李存勖真的擒获了王衍,他大惊失色,筷子都掉在地上:“我真是乌鸦嘴,没事去劝李存勖攻打蜀地,接下来恐怕就要轮到我了。”

一旁的梁震安慰他说:“您不必担心,朝廷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迹象,虽然李存勖占领了蜀地,但很快就会陷入内乱,江陵可以安然无恙。”高季兴听了这话稍微宽心了一些。

实际上,即使高季兴没有建议李存勖攻打蜀地,客省使李严和枢密使郭崇韬也会劝说李存勖伐蜀。因此,伐蜀与高季兴的关系并不大,也不需要为此过分自责。

然而,高季兴心里确实对李存勖有所顾虑。自古以来,统一战争往往先从蜀地开始,然后顺江东下攻取吴地。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都是这样实现统一的。

高季兴心想,如果李存勖真的能够完成统一大业,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但他对李存勖一直保持恭敬的态度,相信对方不会对他下手。

后唐军队占领成都后,魏王李继岌搜刮了大量财富,总计四十多万财帛。

考虑到山路运输成本过高,他决定选择水路将这些财物运往洛阳。

高季兴家底并不丰厚,对这批财宝觊觎已久,但由于这些财宝属于李存勖,他不敢贸然行动。

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四月,洛阳爆发了一场兵变,李存勖被杀,李嗣源继位称帝。

当这一消息传至江陵时,高季兴欣喜若狂:“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些财宝本就不该送给李嗣源,它们本来就不是他的!”于是,他下令处决了护送财宝的使者,并将四十多万贯的钱财全部据为己有,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

然而,这笔巨额财富既不属于李存勖或李嗣源,也不属于高季兴或王衍,而是来自普通百姓的血汗钱。百姓们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被视为“卑贱”,只能被那些劳心者统治。历史上无数风云人物在堆积如山的白骨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名声与荣耀,但他们所谓的荣光却充满了血腥与残酷。

作为一位身处乱世的小政权领袖,高季兴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因此,对他来说,必须牢牢把握三个关键点: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智谋。尤其是智谋,身边没有几位得力谋士是万万不行的。梁震作为高季兴的首席军师,深知人才对于这个小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于是向高季兴推荐了陵州(今四川仁寿)人孙光宪。

孙光宪不仅文才出众,还擅长谋划策略。由于他是梁震所推荐,并且确实才华横溢,高季兴便任命他为掌书记。

高季兴企图从马殷那里捞取一些好处,孙光宪劝阻道:“主公您错了!荆南地域狭窄,百姓生活困苦,我们现在应该致力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积攒力量,再做打算。如果现在攻打楚国,必定会被他人趁虚而入,大事将败!”高季兴恍然大悟,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未能从马殷那里获取利益后,高季兴又觉得李嗣源是个容易对付的目标,在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六月,向李嗣源上书请求:“我需要养活的人太多,而江陵这个地方太小,不足以满足需求,请陛下宽容,把夔州(今重庆奉节)、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划给我吧。毕竟陛下您统治着广袤的土地,这点地方对您来说不算什么。”

然而,李嗣源并不愿意割让这些土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但高季兴像粘胶一样紧追不舍,多次恳求李嗣源开恩。

李嗣源被逼到了绝境:“朕纵横江湖数十年,还从未遇到过像你这样难缠的人物。”不过考虑到荆南百姓的生活状况,李嗣源最终还是给了高季兴一个面子,但他提出了条件:“土地可以给你,但是刺史必须由朝廷任命。”

高季兴一听便泄了气:“这不就是耍我吗?自己任命的刺史,实际上地盘还是归你管,这跟没给有什么区别?”

于是,高季兴将李嗣源派遣到各州赴任的刺史全部驱逐回去,并派自己的家族成员去镇守这三个州。

高季兴的行为愈发嚣张,这让李嗣源几乎气昏过去:“真是太可恶了,这是什么样的人啊?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真以为朕好欺负呢?”

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三月,李嗣源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北路军统帅,东川节度使董璋与副使西方邺为西路军统帅,楚王马殷为南路军统帅,三方共同讨伐高季兴。

面对李嗣源的军事压力,高季兴急忙向淮南的徐温求援。徐温派遣水军前来救援,因为江陵对于淮南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一旦失守,淮南将面临巨大威胁。

刘训率军抵达江陵后,高季兴选择坚守不出,加之天降大雨,唐军士兵大多染病,连刘训自己也未能幸免。

李嗣源随后派遣枢密使孔循前来督战。孔循先尝试劝说高季兴认清形势,不要自寻死路。然而,高季兴并不买账,回信中言辞激烈,几乎把孔循气个半死。

孔循愤怒之下下令攻城,但高季兴不仅口才出众,作战能力也不容小觑。尽管大唐军队声势浩大,却始终无法攻克江陵这座孤城,最终只能撤退。

楚王马殷表面上出兵响应,实际上却在岳州按兵不动,静待时机以获取最大利益。江陵本应作为对抗南方诸强的战略要地,如今却与中原政权决裂。高季兴行事果断,不仅截获了湖南进京的贡品,还扣押了马殷的使者史光宪,并派人前往广陵向吴国称臣。

徐温目前还不想与李嗣源彻底翻脸,因此拒绝了高季兴的请求。但他更绝的是,直接扣下了高季兴送来的礼物,让高季兴自行解决困境。

这一举动差点让高季兴气疯,失去了淮南方面的援助,高季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六月,后唐军队的西路指挥官西方邺部率领水师在江上大败荆南军,高季兴刚刚骗得的三州又被李嗣源夺回。

与此同时,马殷这边也没有闲着。当他得知史光宪被抓后,愤怒不已。到了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三月,马殷亲自前往岳州(今湖南岳阳),派遣大将袁诠、王环以及他的儿子马希瞻等人率领水师北上。

楚军擅长水上作战,实力本就超过荆南军。在这次战役中,马希瞻巧妙地设计,在刘朗浦(今湖北石首境内,即刘备迎娶孙权妹妹的地方)大败了荆南水军。

楚军顺流而下直逼江陵。高季兴见势不妙,立刻表示愿意讲和,并迅速将史光宪送还给马殷,请求马殷给他一个面子。

尽管马殷要消灭高季兴并不困难,但他意识到这样做会失去一个战略缓冲区。因此,为了湖南的战略利益,他最终选择罢手,返回长沙。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马殷再次与高季兴交战。这一次,高季兴终于找回了些许“军事家”的风采,在白田之战中击败了楚国岳州刺史李廷规。

马殷意识到继续战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决定停止战争。而高季兴因得罪了李嗣源和马殷,急需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此时,吴国的权臣徐温去世,其养子徐知诰开始掌管淮南地区的事务。

高季兴于是再度向吴国称臣,出于战略考量,徐知诰同意接纳高季兴,并封他为秦王。高季兴年事已高,一生辛劳,总算为子孙留下了一份虽不算丰厚但足以维持生活的家业。

不久之后,高季兴病倒,将军事和政务大权交给了长子高从诲处理。

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十二月,这位在刀尖上行走了一生的“老狐狸”高季兴在江陵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江陵作为南方各大镇向中原政权进贡的必经之路,高季兴时常利用这个地理位置进行劫掠。每当其他镇写信谴责或出兵讨伐时,他便被迫归还所掠夺之物。因此,周边的各大藩镇都对高季兴不屑一顾。

尽管荆南政权如同微不足道的小跳蚤,却在梁、唐、晋、契丹、汉、周、宋、前蜀、后蜀、楚、湖南、吴、南唐等多个大政权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了五十多年,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江陵地区地少民贫,且处于四战之地,为了生存,高季兴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如偷鸡摸狗、拔蒜苗等。各镇的领袖们虽然鄙视高季兴,但如果他们处在他的位置上,或许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高季兴去世后,长子高从诲继承了他的位置,并派遣使者前往吴国报丧。吴国的实际掌权者徐知诰让傀儡皇帝杨溥封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然而,高从诲并没有特别看重吴国,他认为与吴国这样的偏安政权合作还不如投靠李嗣源更为有利。

于是,高从诲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对策。他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金陵离我们太远,一旦有事,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如转向臣服于唐,唐主仁厚,必定不会追究过去的恩怨。你们觉得如何?”

众人纷纷表示赞同。最终,高从诲决定投降后唐。

在天成四年(公元929年),高从诲分别致信楚王马殷和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请求他们向李嗣源传达自己愿意称臣的意愿。同时,他还派遣押衙刘知谦前往洛阳进贡,并支付了三千两银子作为“保护费”。李嗣源性格宽厚,即便不看僧面也会看佛面,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

通常情况下,李嗣源并不轻易发动对外战争。既然高季兴已去世,过去的恩怨也应随之结束。

到了七月,李嗣源正式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在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二月,李嗣源再次加封高从诲为勃海王。

与他的父亲不同,高从诲并不依赖掠夺来积累财富,而是精于处理各种外交关系。

鉴于荆南国力较弱,其外交策略主要是通过示弱来与大国周旋,尽量避免军事冲突。这种做法虽然牺牲了一部分尊严,但却为国家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在当时形势下的无奈但必然的选择。

经过高从诲的努力,荆南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提升,他感到轻松许多。高从诲以其聪慧和机敏著称,善于运用策略,并尊重贤能之士。

听闻楚王马希范追求高品质生活,高从诲心生羡慕,对身边的人说:“马希范真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

他期望周围的人能附和他的想法,从而允许他自己也能过上奢侈的日子。

然而,孙光宪站出来反驳道:“大王的想法有误,我们与湖南的情况不同。马家的挥霍无度,不关心百姓疾苦,迟早会自食恶果。中原皇帝宽厚简朴,善于治理民众,大王应当效仿唐朝的做法,而不是追随马家那些公子哥的行为。”

高从诲的脸色顿时变得像萝卜一样红润,回应道:“孟文说得对,向善者学习好的做法是明智之举,反之则不然。”

高从诲虚心接受建议,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亲近贤士,减轻赋税,放宽刑罚,使得荆南地区的民众得以稍稍安居乐业。

至于荆南的首席谋士梁震,在被高季兴强行挽留后,至今已近三十年。尽管未能在更大的舞台上担任宰相一职,但高季兴对他言听计从,尊称其为前辈。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梁震对高季兴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虽然高从诲为人宽厚,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是时候退出江湖了。梁震平静地对高从诲说:“我侍奉武信王已有三十年之久,本当继续为您效力,但如今我已经老了,恳请允许我回到乡野安度晚年。大王聪明好学,一定能守护家族的基业,我也就无憾了。”

高从诲十分不舍,再三挽留,但梁震去意已决,最终高从诲只好同意。

梁震并未离开江陵,而是在郊外建了几间草庐,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有时,高从诲会邀请梁先生入府商议事务,梁震则骑着黄牛,披着鹤氅,缓行于江陵市中,见到他的人都感叹他宛如仙人下凡。

北宋时期,苏东坡与僧人佛印的交往广为流传,相比之下,梁震与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诗僧齐己之间的友谊却鲜为人知。

梁震和齐己私交甚笃,齐己曾作诗赠予梁震:

“慈恩塔下曲江边,别后多应梦到仙。时去与谁论此事,乱来何处觅同年。陈琳笔砚甘前席,甪里烟霞待共眠。爱惜麻衣好颜色,未教朱紫污天然。”

这首诗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对梁震归隐生活的赞美。

尽管荆南的首席军师已由孙光宪接任,但高从诲、孙光宪与梁震之间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并未因此改变。梁震感念高氏家族的厚恩,决定终老于江陵;而孙光宪在江陵也已居住了十多年,即便换到其他地方,也不一定能获得比在高氏手下更高的地位。

诸葛亮虽为天下奇才,但如果他选择辅佐曹操,顶多只能与荀彧等人平起平坐,绝不会有在刘备麾下的辉煌成就。

对于江陵君臣的善政,司马光给予了高度评价:“孙光宪能够见微知著并敢于进谏,高从诲听到正确的建议便能采纳,梁震功成名就后懂得急流勇退,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若能做到如此,何至于亡国败家丧身?”

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誉为“千古第一明君”?

除了他卓越的才能外,关键在于李世民善于听取意见,并且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将高从诲君臣的行为与南汉及闽国的君主们进行对比,其差距显而易见。

尽管高从诲的人品尚未达到恶劣的程度,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也没少做些投机取巧的事。当然,他的行为并没有石敬瑭和杜重威那样过分,只是想借此机会捞取一些利益罢了。

在某种程度上,生存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高从诲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只能在各路豪强之间争夺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周围的四大强国如果真的认真起来对付荆南,任何一个都能轻易击败高从诲。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四月,高从诲首先与江东的徐知诰建立了联系,写信建议徐知诰顺应天意,登上帝位。虽然徐知诰并未立即称帝,但高从诲此举赢得了徐知诰的好感,至少确保了江东不会轻易找他的麻烦。

不仅如此,在“千古一帝”石敬瑭夺取皇位之后,高从诲迅速上表表示祝贺。石敬瑭看到有人比他还孝顺地对待耶律德光,心中十分高兴,于是派遣翰林学士陶穀前往江陵出使。

高从诲拍马屁总是不遗余力,他特意在江上摆开战舰,请陶彀登上望沙楼饮酒,并趁机大肆吹嘘:“请陶大人转告圣主,淮南和两川地区对朝廷的威严早已不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恳请朝廷早日发兵平叛。我已整备兵马,等待王师南下,愿为圣主效力。”

陶彀回到汴梁后,将高从诲的“忠诚”转达给了石敬瑭,石敬瑭听后十分高兴,赏赐给高从诲一百多匹马。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非常宝贵的战争资源,而荆南地处水乡,马匹稀缺,高从诲仅凭一番夸夸其谈便得到了这些珍贵的礼物,真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然而,高从诲觉得这些马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友谊”。在协助石敬瑭平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的叛乱后,他认为自己立下了大功,于是请求石敬瑭将郢州(今湖北钟祥)划归荆南节度使管辖,但石敬瑭对此并未理会

到了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的十二月,石敬瑭的“义父”耶律德光打败了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

高从诲见形势变化,再次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向耶律德光表达了效忠之意,并按惯例获得了耶律德光赏赐的一些马匹。

耶律德光以为高从诲是个忠诚之人,却不知高从诲在向自己献媚的同时,也在暗中与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交好,甚至怂恿刘知远登基称帝。

高从诲提出的条件是,若刘知远能统一中原,便将郢州封给他作为回报。那时刘知远的皇位还未稳,为了暂时安抚高从诲,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后来,当刘知远攻入汴梁后,高从诲前来索要承诺的郢州。然而,刘知远早已将此事抛诸脑后,并未兑现诺言。高从诲愤怒地指责刘知远是骗子,认为自己得不到郢州就无法实现野心。

此时,“一代名将”杜重威在邺都发动叛乱,高从诲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出兵攻打襄州(今湖北襄阳),结果却被汉山南节度使安审琦打得落花流水。不甘心失败的高从诲转而进攻郢州,却再次遭遇惨败,狼狈撤退。

高从诲被刘知远欺骗,几乎濒临破产,心中满是委屈,最终与刘知远决裂,转而向南唐和后蜀称臣。他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找更多的靠山,另一方面则是贪图这些大国的财富。毕竟,只要向他们行礼,就能获得丰厚的赏赐,这种划算的交易,何乐而不为呢?

周边的大国发现高从诲如此“识趣”,都忍不住大笑。他们觉得自己财大气粗,随便赏给高从诲一点小钱,看他出丑的样子也颇为有趣。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高从诲渐渐意识到,与中原皇帝相比,这些周边国家的赏赐实在少得可怜,自己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不够用。

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还是回到中原的怀抱更有利,既安全又能捞到更多好处。毕竟,刘知远已经去世,新上任的刘承祐不过是个年轻人,比较好糊弄。

于是,在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六月,高从诲派遣使者向刘承祐请罪。刘承祐并没有过多计较,两国因此重归于好。

高从诲以“人尽可夫”闻名,名声逐渐恶化,江湖中人给他起了个绰号:“高赖子”。

高从诲对此毫不在意,他只在乎眼前的金钱利益。石敬瑭这种人,竟然敢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义父,相比之下,自己也没什么好羞耻的。

要在圈子里混得好,无非两种选择:要么德才兼备,要么臭名远扬。默默无闻是挣不到大钱的。高从诲算是一个一流的“炒作高手”,明白这个道理。既然已经声名狼藉,那就随它去吧,反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这些年,高从诲也折腾得差不多了。到了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十月,高从诲在江陵府病逝,享年五十八岁,长子高保融继承了他的位置。

尽管高从诲和他的父亲高季兴都是五代时期有名的“活宝”,但高从诲的文化素养较高,为人也比较谦逊。在他的治理下,荆南这块小地方相对稳定。虽然他有些荒诞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完全抹杀他的贡献。毕竟,“小国寡君”,不能对他要求过高。

高保融担任荆南节度使的时间并不长,后汉便宣告终结,随后郭威建立了后周政权。面对这一变化,高保融深知无法与新政权抗衡,因此对后周表现得极为恭敬。

在高保融的前任——他的祖父和父亲时期,自朱温建立的后梁灭亡之后,他们对中原地区的政权态度摇摆不定,贡品时有时无,甚至几年才向中原朝廷进贡一次,并且还曾与李嗣源、刘知远等人发生过矛盾。

然而,当柴荣成为后周皇帝时,由于后周国力日益强盛,军事上屡战屡胜,统一了大片疆土,高保融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敷衍了事,而是每年都按时向后周进贡。

柴荣性格宽厚,看到高保融如此顺从,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过去,在后梁时期,曾经派遣五千精锐士兵驻守江陵,军饷由后梁提供。而后梁被灭后,为了安抚高季兴,后唐每年会给予一万三千石盐作为补偿。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补偿逐渐停止供应。

柴荣在平定淮南之后,获得了泰州盐场的控制权,于是决定每年向荆南地区提供一定数量的食盐,以满足其日常需求。此外,因为在柴荣攻打淮南的过程中,荆南也派兵参与“协助”,所以柴荣额外赏赐给高保融一万匹高品质丝绸,这让高保融大赚了一笔。

对于柴荣的慷慨赏赐,高保融感激万分,一心想要报答柴荣的恩情。于是他写信给后蜀的皇帝孟昶,建议孟昶认清形势,向后周称臣。但是孟昶认为自己身为大国君主,没有必要向曾经出身低微的柴荣低头,因此拒绝了高保融的好意。

高保融性格有些迟钝,处理事务的能力有限,因此荆南的军政事务大多由他的同母弟高保勖负责。尽管如此,高保融在荆南的生活倒也惬意,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家畜,家庭和睦,生活富足,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荆南一直把中原政权作为外交的核心,因为中原的实力最为强大。到了赵匡胤称帝时期,高保融更是频繁向宋朝进贡,一年内三次献礼。

实际上,荆南向中原进贡的价值远不及中原回赠的丰厚,但大国君主讲究的是气度,看重的是这份忠诚与敬意,而非区区财物。

在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八月,高保融去世后,由于其长子高继冲年纪尚小,无法胜任重任,于是由他的弟弟高保勖接任荆南的统治者。

高保勖是高从诲最宠爱的儿子。每当高从诲心情不佳或发怒时,只要奶妈抱着年幼的保勖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立刻平息怒火,面露笑容。

因此,荆南的百姓给高保勖起了一个绰号:“万事休”。这个绰号形象地表达了他在父亲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家庭氛围的影响。

在高家的王爷中,除了演技不佳的高保融与高继冲外,高季兴、高从诲和高保勖都极具个性,闹出的笑话一箩筐。高季兴和高从诲热衷于在外事场合上耍宝,而高保勖则专注于内部捣乱,并且行为十分过分。

尽管高保勖的身体状况欠佳,但他对夜生活的热情丝毫不减。自登上王位后,他大肆兴建亭台楼阁,几乎耗尽了荆南仅存的财富,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然而他对此却充耳不闻。

高保勖还召集江陵城中的所有歌姬舞女到府邸,命令强壮的侍卫上前戏弄她们,现场笑声不断。他自己则与妻妾依偎在帘幕后观看这一场景,以此为乐。

老臣孙光宪多次劝诫高保勖要自重,但他并未听从。不过,高保勖寿命较短,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否则他可能会让高继冲面临亡国的命运。

在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十一月,高保勖由于过度放纵于声色犬马之中,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尽管他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法,但病情依旧不见好转。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高保勖开始担忧继承人的问题。于是,他向指挥使梁延嗣询问意见:“我即将离世,你觉得谁适合成为荆南的统治者?”

梁延嗣对高继冲有着良好的印象,因此建议高保勖立高继冲为继承人:“贞懿王(高保融)曾舍弃自己的儿子而选择您作为继承人,您应当感念他的恩德,将王位传给高继冲。”

经过一番思考,高保勖认为除了高继冲之外别无他选,便决定立高继冲为下一任君主。不久之后,仅担任了不到三年南平王的高保勖便去世了。

然而,对于高继冲而言,他的上位时机并不理想。此时,大宋皇帝赵匡胤正筹备统一全国,准备铲除各地的割据势力。

恰在此时,湖南地区爆发了动乱,张文表企图推翻周保权并自立为湖南之主。赵匡胤首先派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前往江陵考察荆南的具体情况。

卢怀忠深入调查后,返回向赵匡胤汇报:“荆南只是个小国,兵力不过三万,且高继冲年轻缺乏经验,陛下若要攻取湖南,必须先拿下江陵。”

在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正月,赵匡胤非常高兴,派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担任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副手,率军讨伐张文表,并私下向慕容延钊交代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慕容延钊以借道为由,请求经过江陵。高继冲对慕容延钊的真实意图并不清楚,拒绝了他的请求,只愿意提供一些钱粮作为犒劳。

然而,孙光宪深知赵匡胤的真正目的,他劝告高继冲:“自从周世宗时期,中国就显露出统一的趋势,如今宋朝皇帝更是决心完成统一大业。江陵这样一个小地方,怎能抵挡得住如此强大的军队?不如主动投降,这样至少还能保住你的富贵地位。否则,一旦战事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如此,高继冲仍然犹豫不决。毕竟,他的祖父已经在江陵经营了五十多年,即便他再不明智,也明白如果祖业在他手中毁于一旦,将来如何面对地下的祖先?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弱者的意志往往无法左右局势的发展,或者说,弱者根本就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只有实力和权力,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

高继冲想了解宋军是否真的如传闻般强大,于是派遣叔父高保寅与梁延嗣带着牛和酒前往宋营慰劳军队。

慕容延钊预料到了高继冲的举动,便对梁延嗣随意编造说:“此次南下仅仅是路过江陵,并无其他意图,请南平王不必担忧。”

梁延嗣回去汇报后,高继冲才稍微放心。随后,慕容延钊邀请高保寅留下,设宴招待,并安排人将高保寅灌醉。接着,他秘密派遣骑兵队伍抄近道疾驰百里直抵江陵城下。在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二月,高继冲以为宋军只是借道经过,出门迎接时遇到了李处耘。

赵匡胤之前已经安排好了详细的计划,李处耘按照指示行事。他对高继冲说让他在此等候慕容延钊,声称有紧急军情需先过江陵前往湖南。

高继冲显得有些天真,好不容易在外面吹了一阵冷风等到慕容延钊到来。此时,慕容延钊估计李处耘应该已接近江陵,便与高继冲一边谈笑一边向江陵行进。

当高继冲抵达城外时,他看到城墙上飘扬着宋朝的旗帜,立刻意识到自己被赵匡胤耍了。然而,此刻身处险境,他不敢有丝毫怠慢,生怕慕容延钊会立即对他下手。无奈之下,他只能进城献上印绶和户籍,将荆南三州十七县的土地拱手让给了慕容延钊。

自此,荆南政权宣告终结。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五月高季昌正式担任荆南节度使算起,荆南政权共存在了五十五年。荆南也成为宋朝开启统一大业后第一个被消灭的地方割据势力。

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些政权虽然地盘和实力都远超荆南,但却未被正史所承认,例如李茂贞的岐国(凤翔)、刘守光的燕国以及周行逢统治下的湖南等地,它们的规模都相对较大。

然而,荆南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外交环境,得以长期存在,甚至比岐、燕等政权更持久。若非高季兴占据了江陵这一战略要地,恐怕荆南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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