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考核作为一种对抗，结果不是一定程度地激化矛盾，就是为了回避矛盾，上级干脆采取敷衍了解的办法，于是考核又变成了走形式，让下属轮流坐庄当受处罚的人。

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绩效考核能否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这一讲，我们就来谈谈，同样是法家人物的诸葛亮，他和商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通过对演义和史料中诸葛亮考核管控模式的分析，我们将挖掘出，考核成功的秘密，其实在于，单纯的目标管理和考核是不足的，上下级的信任关系的建立，这种生态建设是考核能否实用有效的前提。诸葛亮与商鞅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这里。

诸葛亮是儒家读书人眼里的“贤相”，其实他的实际执政，是赏罚分明的法家模式，我们熟知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跟他跟从前的商鞅的相似之处。但是结局不同：商鞅被绑上了车裂的车子，而诸葛亮信赏必罚，用法严苛，但蜀人上下无不服气，被他处罚的人都洒泪给丞相点赞。

具体来讲，诸葛亮也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蜀科》，也杀了彭羕、马谡等几个高级官员，废掉李严、廖立、费诗、向朗这些违反法纪的人的官位。但是据《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说，被他处罚过的人，都不怨恨。

（我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惩罚过的人的反应，作为附文，供你参看）

《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初，蜀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孔明之副，尝以职位闲散，怏怏不平，怨谤无已。于是孔明废之为庶人，徒之汶山。及闻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之，亦大哭病死，盖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后元微之有赞孔明诗曰：“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

诸葛亮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做绩效考核的秘密，在我看来，就是：只有赤诚之心，才可以诛人。

我们总说“内法外儒”，也就是骨子里用法家的赏罚考核来管控督导，而表面上做做儒家的教化。但好的领导者应该是内儒外法，内怀诚心、公心，对外搞赏罚才能叫人心服。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就是自己修好身心，而不是责怪别人。所以，即便是法家，有效的前提，也是先行儒术。

可以说，诸葛亮是内儒外法的典范了。

演义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也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当时，马谡在街亭指挥不当，导致严重后果，诸葛亮当面告诉要处决马谡。马谡于是哭泣说：“丞相把我当儿子看待，我也以丞相做父亲。我的死罪难逃，愿丞相未来照顾我的儿子，我也就死而无恨了。”诸葛亮挥泪说道：“我和你义同兄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必多嘱。”

这还不是更主要的，随后，“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

以上内容不是《三国演义》的虚构，而是完全来自史料《三国志》的。这里面我们感觉到了，诸葛亮并非有意和马谡过不去，他对马谡之死是真心的痛苦。马谡则也是被处罚而心服口服。我们因此得到启示：上级诸葛亮和下属先建立了袍泽情谊，义同兄弟，彼此信任，都知道对方是为公家服务，在此基础上，再推出上下级之间的绩效考核，才能避免考核中的猫捉老鼠游戏或者敷衍了事，抑或激发矛盾。很多企业的绩效考核推行无效，不是考核本身不对，而是没有前期上下级的信任关系建立。而诸葛亮对马谡等被处罚的官员，之前都是建立了良好的师友情谊。儒家主张的“先教后诛”，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论语》：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说：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诸葛亮的“声教遗言，公诚之心，形于文墨。”又说：至今四川地区的民众，称述诸葛亮的，“言犹在耳”，就像后人做《甘棠》的诗歌咏召公，郑国人唱歌感谢子产。诸葛亮刚死时，级别不够立庙祭祀的，蜀地百姓就私下按时节在道路边祭祀诸葛亮。刘禅随后同意顺民意给他立庙，但是立庙在成都，有“逼”昭烈皇帝刘备的宗庙这种顾虑，于是下诏在汉中的沔阳——也是诸葛亮北伐的基地，给诸葛亮立庙。

随后，曹魏十五万大军吞蜀战役打响，统率钟会命令不得在诸葛亮墓附近砍柴，并前去诸葛亮的庙里祭拜。

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下诏说：“诸葛亮在蜀地，尽其心力。（虽然曾经是敌国），天下的善的一样的，因此他的孙子要给官做。”

诸葛亮虽然权力远大于刘禅，但是对刘禅做到了他说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图私逼主的任何行为，死时家无余财，这种诚心，不是法家能教出来的。

到了唐朝，杜甫一句话“两朝开济老臣心”，说出了诸葛亮的自律和精诚报国、辅佐君主的款款之心。这不过是总结时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以及看了诸葛亮文集后的感慨。位高权重，却赤诚公亮，是诸葛亮征服唐朝人的原因所在。

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在这个时代，《三国演义》还没有问世，但诸葛亮已经被当时的士大夫百姓推崇，原因就在于诸葛亮作为一个贤相，他在信赏必罚的同时，又“开诚心，布公道”，水平超越了商鞅，成为了可以和管仲媲美的千古贤相。

后来，明朝的方孝孺写文章，讲治国就是要一个“诚”字，他历数前代用法术绕来绕去地补窟窿，但每朝每代又遭遇新惹出的危机，终究不如有一颗“至诚”的心。方孝孺固然是纯的儒家的，虽然他没有提诸葛亮，但诸葛亮似乎正他那篇《深虑论》的正面代言人。（注：方孝孺文中说：古代的圣人，知道后世会发生变乱，不是智虑和法术所能禁止的，于是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只是积累自己的至诚。”

儒术是法家的根基，把二者正确、完美地整合一体，大约诸葛亮、张居正、曾国藩这些历史名臣，是做到了。

历时两千年的儒法之争，似乎我们可以通过诸葛亮的实践，得出一个公道的结论了。

在当代，不论是为国家服务，还是为企业服务，总也脱不开儒术和法家模式的探讨。换句话说，是生态管理还是目标管理的议题。诸葛亮这里，给出了呼应和回答：生态建设是目标管理的基础。内儒外法，是如今各层级管理者应该思索的议题。修身总是排在了治什么的前面，生态建设也排在的目标引导的前面。

立德也被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时期的叔孙豹排在了立功的前面。

“两朝开济老臣心”，当你离开一个企业或者岗位时，如果得到这样的评价，这是可以无愧于天地人世间的。

当然，诸葛亮不是完人，晋朝人也挑剔过诸葛亮，说他“言教太碎”“叮咛周至”，就是下命令、做指示、下教令，太啰嗦琐碎和重复。这从《出师表》上也能看的出来。但这种“碎碎”地唠叨叮咛，不也常是慈母对儿女的说话方式吗？而慈母和严父只是人为设定的概念上的对立，实际总是合为一体的。怀了慈母心，做的是严父事。这一点，显然商鞅先生是不及的。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