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苹果经过推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相对和平时期，开始进入第一个鼎盛期。据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唐荃生、技师吴瑞之1939年撰写的《山东烟台青岛威海卫果树园艺调查报告》记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每逢农历三、八两日，各地果农便会将水果(主要是苹果)由产地人挑、畜驮运至烟台奇山所城内进行果品交易，当时，烟台街上收购果品的商行、货栈就有三十七家。烟台苹果在这里集中后，一部分通过陆路运往省内各地和其他省份销售，一部分装载上轮船南下，经香港转销至菲律宾的吕宋等地。烟台苹果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走出烟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据1951年福山县的果树资源调查资料记载：“抗日战争前的福山县苹果达176万余株，年产736万余斤。”
战争是毁灭一切优秀成果的机器，在接下来与日军的八年战争中，人们为了躲避战争，流离失所，造成田园荒芜，果树无人管理，烟台苹果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福山县为例，到1945年，“全县仅剩苹果5000余亩，25万株，水果总产仅为战前水果总产的12.4%。”
1949年建国后，社会开始稳定，烟台地区再次开始大面积苹果种植。1953年秋天，苹果大丰收，福山县绍瑞口村果农张成瑞在自己的1.83亩苹果园里创出了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在欢庆丰收的日子里，他和本村果农陈培田共同商定，各自精选青香蕉苹果一箱，邮寄给北京的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以表达果农对党的感激之情。随后，1958年苹果大丰收，村里选了四箱苹果派人送到北京；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村里选了青香蕉和红香蕉共8箱寄往北京；1967年12月15日，村里又选了几十箱青香蕉，由孙德良和徐守贤送往北京。孙德良回来没几天，村里就收到中办汇来的苹果钱272元。直到1968年10月，最后一次送苹果后，中央在汇款的同时，也寄来信件说，“中央今后谢绝任何礼品，请不要再送……”。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他在品尝绍瑞口的苹果时，评价苹果皮厚，有点酸涩，没有美国苹果香甜可口。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打电话询问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专家告诉总理，当时给果树施肥的有机肥一点都没有了，只能施一些低档、劣质的肥料，因此水果就不太好吃。“总理一听就明白了，在百忙之中协调从东北调配了100万斤豆饼给绍瑞口村。那个大豆饼不是囫囵个的，就像现在卖的豆粕，直接粉碎装包，一包200斤。100万斤豆饼从辽宁调到烟台。”邵瑞口村村民孙德良回忆道，豆饼在烟台港卸车以后，被直接拉到绍瑞口村大礼堂。
获得豆饼后，邵瑞口村立马开会研究，想出两条措施，一个是直接在果园开沟施豆饼作肥料。二是山上12个生产队都建立养猪场，建上化粪池。以前猪吃不饱，现在有大豆饼够吃了，猪粪尿收集进化粪池，把豆饼放在化粪池里发酵，变成了酵水，直接喂树。两条措施来保证大豆饼发挥最大的作用。秋天把刺槐叶子撸下来，加上过磷酸钙、人尿，在家里沤出来。等秋天刨园以后，把这些绿肥、豆粕、农家肥等有机肥撒在果园里，然后深翻果园，把肥料翻到地里去，翻完了以后再灌溉……，经过一番精心护理，苹果树的长势明显变好，生产的苹果也恢复了原来的口味，而且更甜、更香了。
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从这一年开始，福山苹果对北京和中央国家机关实行“特供”。在那个年代，“特供”不是金牌，胜似金牌，烟台苹果成为国内苹果界响当当的拳头产品。绍瑞口的苹果因此不光在国内名声大振，在东南亚一带也声名鹊起，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为此，国家连续七年供应邵瑞口村豆饼，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到这里拍了纪录片《苹果熟了的时候》，期间，还有前苏联、朝鲜、捷克、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农业专家来到这里参观考察。看来为了特供，花血本还是出成果的。
从1949年建国到文革前的这一时期，是烟台苹果发展的第二个高潮。烟台苹果不仅在面积、产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赢得了崇高的荣誉。然而，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以粮为纲”作为基本国策，使得大量果树被砍，果园面积锐减，苹果质量下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中，烟台苹果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就在中国举国上下“革命”如火如荼，科技人员被下放被赶进“牛棚”挨批的时候，世界其他国家正进入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许多新的苹果品种不断推出。美国在红星苹果的基础上推出了名叫蛇果的苹果系列新品种；日本开始推出红富士苹果系列品种，成为世界苹果育种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美、日这两个体系的苹果个大、色艳，极其富有商业价值，在世界各地被大面积栽培，并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
从1861倪维思来到蓬莱，开始引种美国水果，到1871年倪维思在烟台芝罘推广水果种植，尤其苹果，此后，通过各种途径引入道烟台的苹果有早黄、伏花皮、翠玉、丹顶、凤凰卵、六月鲜、伏金星、青香蕉等品种。经过一代代的改良发展，到1980年左右，衍生出的烟台苹果品种多达400多个，其中以青香蕉、红香蕉、红玉、金帅和国光最负盛名，这些品种不仅在烟台扎根，在全国各地也被广泛栽培，不过相对于国际上苹果品种日新月异的更新换代，中国的苹果品种早已远远落后世界了，中国生产的苹果也被挤出国际市场。
1966年中国开始从日本引进富士苹果，不过并没有大面积推广。1980年春，中国农业部组织有关专家赴日本考察时，有选择地引入了长富2、秋富1和长富6等几个着色好的富士品系的苗木和接穗，在国内苹果主产区的多个试点进行系统观察和研究，发现它们生长良好，极其富有商业推广价值。很快红富士开始在山东、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天津、河南、江苏、安徽、甘肃等省市推广，几年就代替了晚熟品种国光，如今富士系苹果在中国已经发展了近百万公顷，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产销量最高、商业价值最高、种植最成功的一种苹果品种，现在国内最畅销的苹果都是富士苹果的不同种类，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相反，美国的蛇果引进中国，果实尽管看起来鲜艳夺目其实这不是它的本色，许多这种苹果颜色是经过洗涤，抛光，打蜡以后颜色才非常美观。蛇果的品质无法跟富士苹果相媲美，尽管外观很漂亮，但是皮厚、果肉粗糙、易面，甜度欠佳，最终被淘汰，没有像富士苹果一样在中国大面积栽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烟台地区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拥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将苹果视为第一经济作物，纷纷在承包的老果园里精心侍弄老果树，其他土地上栽上新苹果树苗，烟台苹果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潮。被认作“摇钱树”的苹果树，开始在烟台各县铺开，青香蕉、红香蕉、国光、金帅……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被国人记住。当时，一斤“小国光”能卖三四毛钱，不少农民“转身”争做果农，成为最早一批“万元户”。
1979年，烟台苹果出口量有一万余吨，但是果树品种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脚步。进入八十年代，日本红富士、美国蛇果竞相占领国际市场，市场变化速度远超果农想象，而烟台地区依旧是以前的老品种，果形、口感、甜度、质量无法与新品种的苹果抗衡。到八十年代中期，烟台苹果出口量仅剩数百吨，基本被挤出国际市场。烟台苹果出口出不去，国内又大量积压，苹果又一次走到了盛衰兴亡的十字路口。最终，果农们意识到果树新品种的重要性，所以大家通过各种关系，从国内、国外引进了许多苹果新品种，将老的苹果树高接换头，新栽的都采用国外新品种，主要是红富士，也有种植美国蛇果的，不过很快就淘汰了。
这场烟台苹果砍枝换“头”的第一次“品种革命”仅用了7-8年时间，至1992年，烟台苹果就由原来的青香蕉、红香蕉、小国光等老品种转换成红富士等新品种。这场苹果更新换代引领全国果业发展之风，奠定了烟台苹果此后长达三十年的持久辉煌。当然，由于当时过于心急，许多引种的品种没有经过试种就大面积推广，最终许多品种都有很大缺陷而被淘汰，像世界一，果实虽然巨大，但是座果率极低，优质果不多；北斗，成熟时落果严重；乔纳金果实成熟后容易返糖。苹果是个要耗费多年时间等待才能够获得收益的产业，从栽种到获得收益，需要6-7年时间，前面全是投入，一旦种植的品种出现缺陷，只能重来，造成种植的农户多年没有收入，甚至负债累累。
从园艺学上讲，北纬33度左右至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均适宜栽种苹果。烟台地区因为倪维思的到来而占尽先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烟台苹果早已名满天下，成为一个著名品牌。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北纬33度至40度附近区域的人们纷纷开辟了果园，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纷纷来到烟台地区引种苹果苗。于是许多培育苹果苗的人大发横财，不过这些苗木良莠不齐，给许多地方的苹果种植、水果质量埋下了严重隐患。
从倪维思开始一直到1985年左右，烟台地区的苹果嫁接时砧木都选用茶果（一种野生海棠）或者海棠，尤其茶果嫁接的苹果树，根系发达，长势旺盛，优质果多，不容易生病，尤其果树腐烂病，因此寿命长，容易丰产稳产。海棠嫁接的苹果树也可以，但是跟茶果比还是逊色。不过从1985年开始，不但山东各地都开始大规模种植苹果，外省许多地方也都大规模种植，用来培养苹果嫁接砧木的茶果、海棠种子供不应求。茶果树主要生长在胶东地区人迹罕至的山地森林中，像栖霞的牙山，成年树木不多，这种树花叶像海棠，果子比黄豆大一点，褐色，种子与苹果种子类似但是小，采摘很困难。
海棠种子主要用八棱海棠，种子当时也不多。为了解决砧木种子问题，许多苗木生产者开始到果汁厂收购苹果种子育苗，苹果种子培育出来的砧木长势不错，嫁接苗木也比较容易，树苗看上去似乎跟茶果与海棠嫁接的苹果苗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种苗木种植到大田，毛病就逐渐显现出来，根系不发达，没有主根，抗风性差，容易患腐烂病和轮纹病，不容易出产优质果，树的寿命也不长，这也是许多省份购置到这种类苹果苗木建设果园遇到的麻烦，也是许多地方果树虽多，就是没有优质苹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致命原因。时至今日，中国大量的苗木公司依旧只关注经济利益，培育的苗木过于业余，并不关心客户买去栽培后的后果，以致许多苗木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对一个国家的水果产业提升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随着中国许多省份种植苹果，还从烟台地区找来很多技术人员进行辅导，几年后，这些地区苹果开始结果走向市场，价格比烟台地区的便宜，立刻就对烟台苹果的传统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烟台市的苹果发展也进人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阶段。到2000年，全市果园面积、苹果产量均比1978年增长了6-7倍。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1997年，中国的苹果面积和苹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而单产仅居世界的第65位，只是新西兰苹果单产的约十分之一。尽管中国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增，可是经济效益和质量却差强人意。以1996年为例，这一年，中国苹果的出口量和出口价值，分别居世界的第11位和第10位，而出口量仅为法国（世界第一位）的约五分之一，出口价值仅约为其的八分之一，就连新西兰的苹果出口价值也是中国的五倍之多。
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果农对苹果只求产量、不顾质量，管理粗放，苹果质量不高。还有尽管有些地区可以种植苹果，但是受气候、土壤条件限制，无法出产优质苹果，最终苹果只能当次品处理掉，成为果汁厂的原料或者白白烂掉，果农损失惨重。在国际市场上，欧美的苹果进超市、论个卖，中国的苹果放地摊、论堆儿卖，已是中国人抹不去的心痛。1997年，泰国的超市上，日本生产的红富士100泰铢一个，约合4美元。而烟台出口的红富士，一公斤还不到一美元，其他地方就更别提了。日本的高档精品果约占总产量的30%-40%,而中国的高档精品果仅占总产量的1%。
在这里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一亩盛果期的苹果园到底能有多大的产量？苹果产量受很多条件限制，土壤肥力、水肥管理、植株的密度、气候的变化、大小年的影响等。在烟台地区，上好的土地，一亩地36棵的密度，15-30年树龄，水肥条件良好，管理得当，长势中庸的盛果期红富士苹果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5000公斤），而且是它的上限。一旦苹果树突破这个上限，基本就产不出较多优质果，而且果树过于劳累，第二年容易空树，得不偿失。有经验的果农都会在苹果坐果后进行疏果，控制好果实在树上的密度和数量，不可以使树负担太重，这样可以长出更多的优质果，同时防止大小年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苹果产量的上限。普通果园，亩产2500-3000公斤就不错了。
现在经常会看到各种报道，一亩地的小麦是13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000公斤，双季稻亩产可以达到1600公斤，玉米可以达到1700公斤，这种数据可信吗？禾本科的粮食亩产真的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产量？显而易见，这纯属不切实际的造假。禾本科植物在生长时它们会受到土壤、气候、肥力、病虫害和管理水平的多重因素影响，它们都会有一个产量上限，基本不会突破这个上限。像小麦，它会受光照影响，一亩地分蘖的数量是一定的，产量就会有一个上限，一般山地150-250公斤是正常产量，水浇地400-600公斤是它的正常产量，基本不会突破这个上限。
玉米一亩地种植的株距行距是固定的，过疏过密都会影响产量，这样一亩地玉米的棵数是固定的，结的玉米棒子也就有一个固定的数量，所以它的产量就是固定的，与小麦产量相仿佛，水浇地亩产500-600公斤是它的正常产量，不会突破最高产量。水稻其实和小麦一样，都是受生长空间限制，会有一个产量上限，许多报道在试验田里亩产1000公斤的水稻，农户种植发现只有400公斤的产量，所以400-500公斤是一亩水稻一季的真实产量，说其他的都是夸大其词或者科研欺骗。
让人们富起来，中国苹果、大樱桃的始祖——倪维思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