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总要有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在战争发起者的口中自然会是“充分”且“正义”的。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从古至今历来如此。不过，至于是否确实“正义”，那就需要基于常识、逻辑和基本是非观的辨别力了。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给出了诸如阻止北约东扩、终结美国霸权、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秩序、解放顿巴斯人民、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乌克兰“中立化”等理由和目标。
在俄罗斯的诸多理由和目标中，像阻止北约东扩、终结美国霸权和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秩序的这类描述，无疑是战略性的，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为了争取盟友和支持者。而“解放顿巴斯人民”、“去军事”则是实质性的目标。
至于“纳粹化”、“种族灭绝”等提法和说法显然是想说明特别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而且，这样的理由最容易获得同情和采信。因此，顿巴斯冲突的孰是孰非也就成为了俄乌双方都在极力争夺的话语权，同时也成为了舆论场上的“争议”话题。
对顿巴斯地区冲突的“定性”之所以成为了俄乌双方乃至舆论场上的争议焦点，皆因它是衡量俄罗斯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必要性”、“正当性”的最主要因素。直白地说，谁对顿巴斯冲突的“定义”更符合实际、更有逻辑性，谁就会在这场“舆论战”中占据优势。
俄方认为，基辅当局在政治上打压俄罗斯族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去俄罗斯化”，虐待顿巴斯等乌东俄语区民众，导致顿巴斯地区与乌克兰的分离，并向顿巴斯地区发起进攻和实施“种族灭绝”。
乌方认为，趁乌克兰政治动荡，俄罗斯鼓动和支持顿巴斯地区“闹独立”，煽动和支持地方分离武装冲击顿巴斯地方政府和与乌军对抗，进而达到“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最终目的。乌军的行动是在反对分裂，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如果俄罗斯的说法“属实”，那么，俄罗斯的对乌军事行动就可能会得到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理解，甚至是支持；而如果乌克兰的说法符合法理，那么，俄罗斯就是在干涉乌克兰内政，其军事行动也就自然失去了“合法性”和“正义性”。
对于顿巴斯冲突的因果关系，俄乌双方可谓是各执一词，舆论场上更是争执不休。支持俄罗斯说法的有之，支持乌克兰观点的亦有之。直白地说，谁也说服不了谁，甚至可以说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层面。
那么，顿巴斯冲突到底孰是孰非呢？其实，只要捋一捋相关于顿巴斯地区冲突历史事件的脉络，再以常识和逻辑来分析，也就不难判断谁的说法更能“站住脚”了。
从政治层面来说，俄方认为基辅政权一直在打压俄罗斯族人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前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说起。而之所以提到“橙色革命”，是因为“橙色革命”被认为是乌克兰“转向”西方的开端和俄罗斯认为的“打压俄罗斯族人”的历史性事件。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发生于2004年的乌克兰大选期间，而在那次选举中，竞争主要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进行。出生于顿涅兹克州叶纳基沃市的俄族人亚努科维奇是乌克兰的时任总理，他的政党被认为代表乌东利益和“亲俄”。而乌族人尤先科则是乌克兰前总理，且被认为是代表乌西利益的“亲西方”的基辅精英。
在2004年10月13日的乌克兰大选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人的得票数超过50%。因此，根据相关规定，得票数排在前两位的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将参加第二轮投票选举。即便是在尚未分出胜负的情况下，就有人质疑亚努科维奇在第一轮投票中“弄虚作假”，乌克兰西部因此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
在2004年11月21日的第二轮选举投票后，乌西的部分民众、政治精英和媒体认为出口民调与选举结果出入较大，因此指责亚努科维奇控制的乌克兰政府有“作弊”行为，并因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被认为是美国背后操纵）。无奈之下，乌克兰选举委员会和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举行第三轮投票。
2004年12月26日，乌克兰大选第三轮投票举行。2005年1月10日，乌克兰选举委员会宣布尤先以微弱优势当选乌克兰总统。出任乌克兰总统后，尤先科开始推行“向西”战略，并将加入欧盟和北约确定为政策方向。
然而，基于乌克兰当时的现状，加入欧盟虽稍有进展，但加入北约的希望和热情却几乎在2008年的北约峰会上被德国和法国联手“浇灭”，后直到2019年2月波罗申科临下台前，才在宪法中将加入北约列为战略方向。对此，客观地说，舆论场上关于泽连斯基将加入北约列入宪法，进而导致这场俄乌冲突的说法不符合史实。因为泽连斯基直到2019年5月才成为乌克兰总统。
对于乌克兰政局在“橙色革命”后的演变，其基本脉络是：在尤先科当政期间，因为亚努科维奇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尤先科随之于2006年7月7日提名亚努科维奇为乌克兰政府总理，并于8月4日获得议会批准。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获胜，成功当选乌克兰总统，此后一直干到2014年2月。
从乌克兰以上的政治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俄罗斯族人亚努科维奇一直活跃在乌克兰政坛。即便是在2004年总统选举失败后，仍然可以担任乌克兰总理，而且于2010年成为乌克兰总统。
代表着乌东利益的亚努科维奇政党不仅可以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获胜，而且还能够在2010年成为执政党，代表着基辅政权。再者，从乌克兰的人口比例上来说，乌克兰族在乌克兰总人口中的占比是77%，而俄罗斯族人的占比只有17%。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族人的支持，亚努科维奇显然不可能获胜。所以，基辅政权在政治上打压俄罗斯族人和顿巴斯的说法，似乎难以逻辑自洽。
至于基辅政权在语言和教育问题上“去俄罗斯化”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历史事实、实际操作和通常惯例来分析。比如，对于语言问题，乌克兰的《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语言为乌克兰语，保障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使用和保护。
应该说，在2014年乌克兰“政变”后，基辅方面确实有在语言上突出乌克兰语的想法和举动。比如，乌克兰议会于2014年2月23日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的文件。其描述是：向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提供地方语言的地位。显而易见，具有规范官方语言的意味。
还比如，又是乌克兰议会，它们在2017年1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语言的“5670法案”，即在教育、电视节目、电影引进的配音等语言使用上实行“配额制”，即乌克兰语的比例要达到多少。
直白地说，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搞的这两个文件和政策，确实具有在客观上降低俄语比重的意图。毕竟，由于历史原因，乌克兰人使用俄语的比例远大于俄族的17%比例。
但是，分析“语言”这个问题时，当也不能忽视两个现实存在的因素。一是乌克兰议会的“图谋”并没有得逞。比如，乌克兰宪法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裁定乌克兰议会《关于国家语言政策基本原则》的文件与宪法不符。二是民族国家突出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似乎也是国际惯例。
姑且不论乌克兰在文化层面“去俄罗斯化”正确或错误，但在法律上“未得逞”却是事实。而且，在主观上突出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本也“无可厚非”，毕竟，苏联已经解体，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已经成为“过去时”，以此上升到战争或武装冲突的程度，值得“推敲”。而且，直到顿巴斯冲突爆发前，“亲俄”的亚努科维奇都在代表着基辅政权。所以，基辅政权“迫害”俄族人的说法同样值得“推敲”。
下面再来讨论一下最关键的顿巴斯武装冲突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成为了俄罗斯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最充足“理由”和舆论场上讨论“最激烈”、“争议最大”的话题。因为，俄罗斯宣称是乌克兰挑起了顿巴斯冲突，且在冲突中对顿巴斯俄族人进行了“种族灭绝”。但乌克兰方面却断然否认。
2010年2月，俄族人，出生于乌东顿巴斯地区，在乌东走上仕途，凭借乌东俄族的政治基础，战略上“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在竞选时和上任后，亚努科维奇均曾明确表示，奉行与欧洲和俄罗斯皆友好的平衡战略，继续尤先科政府时期的加入欧盟进程。
然而，至2013年12月3日时，亚努科维奇的态度却急转直下，毫无征兆地宣布暂停与欧盟关于确立乌克兰欧盟“联系国”地位的谈判进程。这迅速引发了乌克兰精英及乌克兰部分民众的规模性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乌东及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族人也举行了“反抗议”活动。而亚努科维奇也离开基辅前往乌东地区“助阵”。随之，乌克兰一场政治动荡彻底爆发。
自2013年底到2014年2月底，被称为“广场革命”的这场乌克兰政治动荡愈演愈烈，在不同战略选择的“对抗式”抗议活动中，顿巴斯地区的俄族民众（乌克兰说是分离武装）于2014年2月6日占领了顿巴斯地区的部分政府大楼和机构。
在顿巴斯多地政府机构被占领后，乌克兰议会于2014年2月22日在基辅以投票的方式罢免了已经不知所踪的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位（俄罗斯称之为政变）。尽管乌克兰议会任命了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为临时总统，但不得不说，乌克兰陷入了某种程度上的“权力真空期”。
也就是在短短的“权力真空期”和政治混乱期中，之于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问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克里米亚于2014年3月16日“公投入俄”，普京则于3月18日签署了“接纳”的法律文书。二是顿巴斯地区迅速组建了地方武装，并在当年的4月份自行宣布“脱离乌克兰”和“并入俄罗斯”。随之，顿巴斯地区冲突爆发。
顿巴斯地区武装冲突爆发后，双方是你来我往打了近8年时间，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主要是重型武器的互相攻击造成。为此，在《明斯克协议》中专门规定了哪些武器不能使用。
而从战局来看，顿巴斯地区武装反而是稍占优势。因此，舆论场和俄罗斯媒体曾将乌克兰正规军大大的奚落和羞辱了一通。不过，在对顿巴斯冲突的性质认定上，俄方却认为顿巴斯地方武装是“弱者”。
在顿巴斯冲突期间和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后，俄方宣称乌克兰军队使用“纳粹”手段，造成了顿巴斯大量俄族平民的伤亡，是在进行“种族灭绝”。而乌克兰方面则强调，乌军是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内政”，且是俄军“装扮”成顿巴斯地方武装对乌克兰领土的进攻造成了包括乌克兰族、俄罗斯族人在内的“乌克兰大量平民伤亡”。
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对于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实行“种族灭绝”的说法，联合国秘书长似乎有不同的说法。针对普京的乌克兰在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解读说：种族灭绝是一种定义明确的罪行。所以，使用这个词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规范。
而国际法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而事实上，从二战到现在，只有两起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种族灭绝”事件。一是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大屠杀以及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100万图西族人被屠杀事件。
显而易见，在顿巴斯冲突导致的伤亡平民中，既有乌克兰族人，也有俄罗斯族人，甚至有与冲突不相干的“第三方人”。比如在顿巴斯上空“飞过”的马航“MH17”客机上的298条无辜生命。而且，在顿巴斯冲突爆发前，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俄族人比例都不足40%，其伤亡的平民显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俄族人。
另据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调查，顿巴斯地区冲突导致平民伤亡的事件大多都集中在2016年前的混战时期，且大多是重型武器“拐带”造成，在重型武器被限制后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前，则只有161名平民伤亡。所以，这家德国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种族灭绝“毫无根据”。
其实，早在顿巴斯冲突期间，舆论场上就有不少疑问。比如，顿巴斯武装冲突何以在一夜之间爆发？顿巴斯地区武装何以短时间内得到了武器，甚至是重型武器？乌克兰正规军为何经常被临时拼凑的顿巴斯地方武装打得丢盔弃甲？而荷兰一家法院对击毁马航客机“责任人”的判决则使顿巴斯冲突更具了“复杂性”，也给人们在分析顿巴斯冲突的真实原因和状况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在荷兰一家法院对马航MH17案的判决中，有一名乌克兰人和2名俄罗斯公民被判“有罪”。而下令击落客机的人名叫伊戈尔·吉尔金，此人就是化名为斯特列科夫的俄联邦安全局前特工。此人被称为“斯大佐”，是俄罗斯的传奇指挥官。他不仅在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公投时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在顿巴斯冲突期间出任过顿涅茨克“亲俄”政府的“国防部长”。
综上所述，顿巴斯冲突的前因后果并不是个科学问题，也不是个哲学问题，因此，它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其实，对顿巴斯冲突的“定性”并不复杂，只要捋一捋顿巴斯冲突爆发前后以及冲突过程中的历史事件脉络，再结合俄罗斯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诉求”，也便一目了然了。当然，在不同的立场和“逻辑体系”下，结论可能就会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