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坏制度比坏人更坏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狄青已经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但就因为他脸上也有金印，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妓女也敢公然取笑，向他这般劝酒：“奉斑儿一盏。”

春节期间，大拿闲翻《水浒》，又随手看了几本宋史著作。

这一翻就有点小感慨：宋代的名将们似乎都混得不咋地啊。

因为朋友们对《水浒》肯定十分熟悉，咱们就从《水浒》中的人物切入，结合宋代历史，探究一下，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吧。

一

关胜、索超们的悲剧

在梁山大军中，有这么一个独特的集团，即原为大宋王朝之将官，后由于各种原因，汇入了这支江湖组织中。代表人物有杨志、花荣、秦明、索超、关胜、呼延灼、董平和张清。

虽然在梁山内部中，这群人趣味不尽统一，也未必就组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小圈子小集团，但因其独特之出身，还是常要被人另眼看待的。

几十年前，杨柳先生那本《水浒人物论》就对这批人曾经大摇其头，分析说：“这些人的革命性是颇有问题的。不幸这种人在梁山泊中却颇占优势，……他们在宋江的提拔和安插下，在梁山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探讨江湖组织的“革命性”，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所以，若要借此研究花荣、索超们上得梁山，对所谓梁山的“革命性”带来了多大损害，也就显得十分无谓了。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群体应该要算是大宋朝将官中的精英，而当时的大宋朝又分明不是一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升平时代，边疆多事本应是这群精英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而事实是他们却汇聚到了江湖组织中。

不论他们弃朝就野各有怎样的主客观环境，初衷是什么，仅花荣索超们在梁山栖身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揣摸。

分析一下，将官群体上梁山，大致有三种模式：身受上官欺凌，怨积于心，一反了之，花荣是也；犯事被贬，有杀身之虞，不得不走，杨志是也；平盗无功，反为所陷，一劝即降，关胜索超诸人是也。

这三种模式中，都蕴含着同一个关键词：怀才不遇。

以花荣为例，本属将门之子，自己文武双全，按说把守一个清风寨是绰绰有余了，“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搅得粉碎！”偏偏又在他头上加一个正知寨刘高，“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朝廷法度，无所不坏”，花荣焉能不有愤言，又哪里会竭尽职守？

以杨志为例，“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身世显赫武艺高强，自己也已经做到了殿前制使的位置，只不过因为一次天灾，公务失手，便一下被打入另册，不得不做小伏低奔走于权贵之门；

以关胜为例，其人智勇兼长，雍容儒雅，大有乃祖关云长之风，可是却始终“屈在下僚”，若不是宋江大军攻大名府甚急，不是另一个“不得重用”的武官宣赞鼎力推荐，大宋朝哪里会想到要起用关胜？

再以索超为例，在大名府梁中书手下三位武将中，以索超武艺最高，却偏偏又以索超地位最低；以呼延灼为例，他是开国元勋的后裔，有万夫不当之勇，身居高位如高俅之流也还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可是又如何呢？他的头衔不过是“汝宁州都统制”，按张恨水先生的说法，“以清代驻军制比较之，亦仅仅一县城中千总游击之类耳”；……

有惊天动地之能，有定国安邦之志，又恰逢边疆不靖国家动荡，正是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之大好时机也。可是，这些人却仿佛明珠暗投一般，时时受到压制，很难才竟其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制约了他们？

二

比秦桧更坏的是制度！

首先容易想到的是奸臣当道、上司颟顸。

这当然是不错的，一个拥有更高权力而又品行才干俱劣的人处处掣肘，你是有力也没处使的，古人说“世未有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这只能说是原因之一，我们还不能因此就下判断，以为仅仅是在上者的个人品行好坏，就足以决定关胜索超们是否会有作为。

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北宋名将狄青的名字，因为央视曾经连续播放了《大英雄狄青》的动画片，已家喻户晓。

历史上的狄青，抗击西夏屡建奇功，被认为是和南宋岳飞并称的宋代两大名将。他似乎要比岳飞走运，因为他没有碰上秦桧这样的权奸，而是韩琦、欧阳修这样被称颂为一代名臣的人，然而其结局却和岳飞同样不幸：正因为狄青功业太著威望太高，韩琦、欧阳修等一般文臣要抑制他，终于说动皇帝将狄青放逐，一代名将竟抑郁而终！

必须说明，韩琦、欧阳修个人品行绝非蔡京一流，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人也，他们的抑制狄青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出于私心。

像欧阳修，还曾经专门写奏章对皇帝称赞狄青，然而仍是欧阳修，在狄青积功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又表示了很深的疑虑，说“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此岂国家之福？”

关胜索超们在奸臣蔡京手下抑郁不得志，这也许尚可说主要是人事的原因；狄青在君子韩琦欧阳修那里也受到了猜忌，未尽其才，这就不能仍说是人事的原因了，而应该归论到制度层面，制度立于人事之上，是决定性的。

宋朝开国皇帝鉴于五代军人专权割据的纷乱局面，更由于自己本来就是因掌兵权而被部下拥戴当了皇帝，生怕被人效仿，所以其根本制度就是重文抑武，这一点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分析，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的头上，不让军人掌握政权，这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一个家训。

在皇室的大力推动和利益诱导下，蔑视武人遂成为宋朝社会的一大特征。

于是在《水浒》全书中，我们看不到军人被百姓尊重的任何场景，一个泼皮牛二也居然敢在大街上寻军官杨志的开心。

因为不尊重军人，所以宋朝还有给士兵脸上刺金印以防其逃跑的虐政，于是我们在《水浒》中常常听到那个诅咒的声音：“贼配军！”这也是有史实为证的：狄青已经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但就因为他脸上也有金印，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妓女也敢公然取笑，向他这般劝酒：“奉斑儿一盏。”

“斑儿”，这就是嘲笑他脸上有印迹啊。

猜忌、抑制武人的制度，不尊重军人的社会氛围，再加上如蔡京高俅之流一群贪黩的上司，在这三点的作用之下，岳飞、狄青乃至关胜索超们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一切的一切，只有等到蒙元异族的铁蹄踏破金瓯时，宋遗民们去作深沉的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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