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堂之上一蟹不如一蟹？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此人不去，咱们要反腐倡廉，整肃纪纲，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王爷贴告示拒收红包，但手下人挡住门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但大人您这个钱呢，可是不能省。”

到了这里，如果是你，会选择信谁呢？

一

敢怼慈禧老太太？

庆亲王奕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和硕庆亲王永麟之孙，在宗室中支派较疏，因此直至光绪二十年，才得以晋封为亲王。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奕劻入值军机处，至此掌握晚清政柄近三十载。“庸碌而又好货”，这是清人笔记中对他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当时即有“庆记公司”之诨号。

慈禧太后宠信的岑春煊向来瞧不起奕劻，屡于入对时面劾奕劻“贪庸”。其自著的《乐斋漫笔》记录了主臣二人一段让人绝倒的对话：

慈禧问：老岑你经常说说奕劻贪，到底有没有凭证啊？

岑对曰：纳贿之事，惟恐不密，一个给一个收，岂肯以凭据示人？

慈禧又说：说来说去，还是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岑春煊比较倔强，居然当场将老太太怼了回去：奕劻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是执掌国政之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以上人当受人骗来自解？此人不去，咱们要反腐倡廉，整肃纪纲，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话说到这里，连慈禧这么厉害的角色，也只好打个呵呵了……

还有一次，慈禧觉得岑春煊与奕劻都是自己倚重的大臣，所以想私下调停一下二人的关系，因此借岑来京，问其到京后曾谒庆王否？岑对曰没有。

慈禧说：你俩都是我的腹心，都是为朝廷办事，还是要和衷共济啊，怎么不去拜见一下，说几句话呢？

没想到岑春煊很干脆地回答说：俺倒是想去，但去不了啊。庆王府的规矩是要收门包的，“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也。”

岑春煊过于直白的话让慈禧备感尴尬，又只得乱以他语而罢……

二

王爷贴出拒收红包告示，你信不信？

去庆王府拜见，都得向门丁奉上“门包”，这事儿都传到太后那里去了？

人言藉藉之下，奕劻也挺不住了，亲自写了一个贴子，贴在门口，内容是本府严禁收门包，否则严处云云。

然而实际又如何呢？

据《凌宵一士随笔》所记：某官员外往为江西提学使，去王府两次拜谒均未能见到庆王，以为可能碰巧赶上其无暇，第三次再往，王府的守门人乃向他暗示需要送门包。

这位官员指壁间所粘贴曰：“王爷既有谕，吾何敢送门包？

结果门丁笑眯眯地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但大人您这个钱呢，可是不能省。”

如果说以上记载都是传言，未足尽信，那么《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所记就是铁证如山了。

施肇基入民国后是有名的外交家，于清末初入外务部任职，因为庆王是首席军机大臣，没有他点头，人事这一关肯定过不了。

所以，在任命文件下达之后，施肇基特赴庆王府表示感谢。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次拜见：

余得（外务部）右丞时，初次见庆王，送贽敬二千两，门包双份，各十六两，一给男仆，一给女仆。此在当日，已为极薄之礼仪。

此份贽金，余本不愿送。唐少老（即时为外务部左侍郎、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告余，庆王开支甚大，老境艰难，内廷对之诸多需索，难以应付，余之送礼，在得缺之后，非同贿赂，且为数甚少，当时丞参上行走且有送至一万两者。余乃勉强为之。

“贽敬”系以红包先置于袖内，在临行辞出之前，取出放于桌上，曰：‘为王爷备赏。’王爷则曰‘千万不可’。然后辞出。

……

唐绍仪宽解施肇基，任职文件下达之后再送礼，不算贿赂云云，当然无法自圆其说，但他的一番话也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

一是奕劻收红包的价码得到部级衙门左丞、右丞、参议等缺，可能需要白银一万两；

二是奕劻其实也并非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连他自己也经常要被内廷的大太监们勒索。

以唐绍仪外务部左侍郎的身份，此时也算部级官员，谈论奕劻收受贿赂恬然不以为怪，可见这于当日真不过是小菜一碟。

在施肇基笔下，当时送礼的场景也真是好笑。红包放在了桌上，王爷说千万不可啊……

正如庆王府门丁所言，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

三

王爷“识大体”？

这样一个人物，位置又偏偏这么高，盖棺定论遂成为一个难题。

可能正因为不好评价，所以《清史稿》为奕劻作传，居然只有一份履历，而不见一字褒贬。

至于私家记载，据大拿阅读的资料，讥议奕劻的人当然很多，主要是指责其贪财纳贿，但也有名人对此不以为然。

唐文治，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唐氏在晚清时做过官，并一度跟随奕劻之子载振出访英国，与奕劻有近距离接触。在其文集中有一篇《记和硕庆亲王事》，值得喜欢晚清史的人留意。

唐文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沉痛：“晚近以来，是非不明，其号为清流者，毛举细端，罔知大体，辄曰某也弱，或曰某也贪，乃究其事实，则又不能办一事，而弱与贪有十百倍者，乃转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人心日益迷谬，而用人者亦颠倒敷衍，万事掣肘，而莫知其由。”

翻译一下，唐文治的大意是说，有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自居清流，对实际办事之人紧盯琐细，动辄说某人才能有限某人十分贪鄙，但要他做事却一事都不能成，而真正的大奸大贪之辈，躲在后面不做事，却常常又被轻轻放过，如此是非不明，办事之人被锁住手脚，国事还堪问吗？

唐文治发了这番感叹之后，列出了奕劻的优点，即“达时务”、“识大体”。

这两大优点倒并非完全是唐文治的阿谀之词，有两件大事可以证明，一是慈禧在百日维新之后欲废光绪，当时权贵几乎是一边倒，而平日对慈禧唯唯诺诺的奕劻却敢批其逆鳞；二是义和团起，满大臣几乎尽阿慈禧之所好，个个唱灭洋的高调，奕劻却能保持清醒，实为难得。

大事之外，唐文治在文章中还举了一个细节：因为唐文治视力欠佳，在奕劻面前报告事宜，常常为看不清奏牍中的内容而苦恼，奕劻就每次将奏牍高举起来，用手指明相关之处，让其看清楚后再回话。

一个进入暮年的重臣，对一个年轻属员如此谦和，也难怪唐文治有知遇之感了。

看来，办大事的人，达时务，识大体，才是最要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贪渎大臣都能得到历史学家的“识大体”的评价，是不是也说明，朝堂之上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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