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丘吉尔来说是其政治生涯的救命稻草。首相张伯伦虽然对丘吉尔仍然还有深深的戒心，可民众对他的支持率显著上升。
其实张伯伦在1937年上台后，就已经加快了整顿军备的步伐，他奉行的绥靖政策后来被解读为“为英国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不过他表演得实在太逼真了，竟让他的敌人、政治对手和英国民众都觉得他“只求退让，以换取和平”。
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消息传到英国，唐宁街10号的电话很快就被打爆了。两天后首相抱怨说：“反对党纠缠着让我召开议会，还有温斯顿，他是这帮人里最难缠的，几乎每天的每个小时都给我打一次电话。”
丘吉尔实际上只给他打了两次电话，还有一次是派信使给张伯伦送去了一份“向地中海派遣英国海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在希腊科孚岛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
4月13日，丘吉尔在与戴维·马杰森交谈时表示，自己强烈希望可以进入政府任职。在可能出任的职位中，丘吉尔属意即将设立的供应部，而且因为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让他得到了一半议员的支持。一周后，张伯伦在议事厅公布了供应部大臣的任命，他在宣布前故意停顿了一下，以展示自己幽默的一面，可那个人不是丘吉尔，而是同因斯基普一样平庸的莱斯利·伯金。
这件事再次证明了张伯伦的浅薄，就像当年鲍德温任命因斯基普为国防协调部大臣一样，张伯伦对莱斯利·伯金的任命向德国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使德国相信英国无意加入战争。几个月后，希特勒下令入侵波兰时，英国对德国宣战的决定让其大吃一惊。如果张伯伦任命丘吉尔为供应部大臣，1939年9月1日那天，也许不会爆发欧洲大战。
1939年5月4日，丘吉尔在《每日电讯报》发表了题为“苏联的制衡”的文章。他将波兰不愿意和苏联联合归咎于俄国曾数次入侵并瓜分波兰领土。丘吉尔实际上在拉偏架，两国最近的冲突发生在1920年，当时波兰在同意“寇松线”的情况下，又越过布格河占领了苏联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
将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8世纪，沙俄与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了波兰，最终导致其灭国。这也是丘吉尔强调的那段历史。不过将历史时针再拨到17世纪，也就是波兰最强势的那段时期，波兰人占领了莫斯科长达两年之久，而且还在莫斯科西郊一次性屠杀了9000人。
不仅是波兰与苏联，欧洲中部和东部很难找到一块土地一直属于某个现代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四处扩张之路，所以就形成了“每一块土地都能从历史上找到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根本谈不上谁是正义谁是丑恶。
不能说丘吉尔在故意挑拨离间，他的话更多强调的是波兰人为什么不想和苏联人联合，而不是想做一个历史法官。
不仅是波兰，首相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也对苏、英、法结成三国同盟持怀疑态度，而且实际上还打算拒绝，宁愿与波兰保持密切关系。5月9日，丘吉尔在下议院爆发了。他说：“陛下的政府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忽视我们的国防问题，它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其所代表的军事力量，它向我们承诺，波兰和罗马尼亚将得到保护，却完全没有去做技术层面的考察研究。现在它又要拒绝并抛弃苏联那不可或缺的援助。它几乎是在所有方面都以最差的情况把我们带进战争。它辜负了我们的信任，而且我还要说，它辜负了自己同胞对待它的大度慷慨。”
丘吉尔随后前往剑桥的谷物市场发表演讲，他提醒人们，他们可能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了。在谈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时他说：“他们的侵略之路如果继续走下去，就不可能不引发一场大规模毁灭性战争。屈服于他们的侵犯，就等于把人类切去一大部分交给他们统治。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反抗他们都是危险的、痛苦的和艰难的。在现阶段，向任何人隐瞒这些绝对的事实都是没用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可能付出的代价，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的情况下，去继续这一事业。”
丘吉尔一方面敦促政府与苏联结盟（这是公认的制衡德国最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开始考虑西欧在战争来临时将如何应对。6月，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给国内发去了电报，声称欧洲大战已无可避免。在回复记者关于美国大使的言论时，他说：“假如肯尼迪先生所说的悲剧真的发生了，那我宁愿牺牲在战斗中，也不愿意因为害怕而屈服。到那时保护和维持英语民族伟大遗产的责任，就会落在你们美国人肩上，就该轮到你们来以帝国思维思考问题了……”很显然，他在拉拢美国人。
1939年7月，丘吉尔把自己关在查特韦尔庄园，他完成《英语民族史》大部分手稿，并建成了他的防空洞。那年夏天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上出现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只写着“丘吉尔值多少钱”，这是广告商比伯出资做的。他对《广告周刊》说：“我更急于做的事情是使人们考虑让丘吉尔复职，而不一定非要宣传他的政策。”
众多媒体都建议让丘吉尔回到政府工作，英国每所大学也都派出工作人员向张伯伦提出申请，可只要战争没来，没人能说服首相接受内阁中出现这样的破坏性力量。张伯伦夫人给丈夫的意见是：“邀请丘吉尔进入内阁无异于政治自杀。”其本人对妹妹说：“战争拖得越久，（丘吉尔进入内阁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这似乎是温斯顿那帮人从未意识到的。”
在1939年8月2日的一次辩论中，丘吉尔提出议会应该在8月21日重新召开会议，而不是政府所希望的10月3日，因为他认为希特勒正在准备入侵波兰。他警告议会议员说：“从但泽到克拉科夫的波兰边境沿线都集结了大量军队，所有的工作都在为快速推进做准备。布雷斯劳周围有5个德国师处于高度机动状态，波希米亚的公共建筑正在被清空，以便为伤员提供驻地。”
遗憾的是张伯伦仍然下令让下议院放假了，他本人则前往苏格兰钓鱼。
8月8日，在对美国的广播中，丘吉尔以讽刺幽默的口吻，谈到德国将有200万人在9月进行“军事演习”的公告：“毕竟独裁者必须训练其军人。当丹麦人、荷兰人、瑞士人、阿尔巴尼亚人，当然还有犹太人随时都可能跳出来，抢走他们的生存空间时，从审慎的态度上讲，他们几乎不能不这么做。”
还是在8月，当英国人三心二意地跟斯大林谈判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在经过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番谈判后，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其秘密条款中规定苏联将得到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东部（寇松线以东）的领土。
利用议会休会期间，丘吉尔和议员路易斯·斯皮尔斯访问了法国马其诺防线。斯皮尔斯注意到丘吉尔的脸上没有了笑容。当他和法国野战部队司令阿尔方斯·乔治共进晚餐时，后者宣称“再强大的军队也无法穿越阿登高地”，而丘吉尔则摇摇头说：“记住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型武器，一种威力巨大的装甲，这无疑是日耳曼人正在集中力量研发使用的武器。对这种装甲部队来说，森林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提供防空掩护。”
在丘吉尔离开之后，乔治对斯皮尔斯说：“你们的政客甚至比我们的还搞笑。”
8月24日，也就是苏德签署条约的第二天，丘吉尔收到议会的召回通知。当他走进议事大厅时，所有人都相信他担心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了。
一周后，德国入侵波兰。
9月1日，张伯伦在战争爆发后组建了由6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丘吉尔时隔近十年回到内阁担任不管部长。由于英国驻柏林大使亨德森警告说，希特勒计划随后将立即对伦敦发动空袭，所以张伯伦下令疏散儿童到乡村，他因此没有宣布对德国开战。同一时间，法国出于对空袭的恐惧，也建议不要发表任何声明。
9月2日晚7时45分，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演讲：“如果德国政府同意撤回部队，陛下的政府则愿意承认，一切都回归到德国军队越过波兰边境以前的状态。”张伯伦发言结束后，工党副党魁格林伍德起身代表工党发言，他说：“38小时前发生了一起侵略事件，我不知道当英国、法国所代表的一切以及人类文明都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究竟还要准备摇摆多久！”
如果在之前，丘吉尔一定会起身附和，可他现在是内阁成员。当晚，与丘吉尔亲近的艾登、布思比、布拉肯、桑蒂斯和库珀在会后拜访了丘吉尔。根据库珀的记载，大家对“张伯伦的无所作为都感到莫名其妙地愤慨”。布思比想让丘吉尔第二天攻击张伯伦，并“取代他的位置”，但丘吉尔明智地拒绝了，因为他知道保守党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张伯伦。
他在午夜之后给张伯伦写信，敦促他做出进一步努力，让自由党人加入政府，尽管工党已经提出分手。他的请求未得到回应。那天晚上，他还打电话给法国大使查尔斯·科尔宾，表示如果法国背叛波兰，就像背叛捷克斯洛伐克一样，那么他这个终生坚定的亲法派，从此将对法国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当科尔宾试图提出宣战的“技术难度”时，丘吉尔反驳道：“如果一颗德国炸弹落在一个波兰人头上，我想你会说，对于波兰人来说，这就是技术难度，一个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
9月3日11点15分，两小时的最后通牒到期，张伯伦用广播宣布英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接着伦敦上空响起空袭警报，丘吉尔“以身作则”式地拿上医药箱前往避难所，同时也不忘带上一瓶白兰地。空袭警报解除后，他立即驱车前往议会。在那里他收到张伯伦的一张便条，让他会后去找他。
张伯伦在议会重申了宣战的消息，并希望看到希特勒主义的毁灭。前一天还在指责首相的工党副党魁格林伍德在随后表达了宽慰之情，他说：“悬念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已经结束了。”
自由党领袖辛克莱第三个发言，他之后轮到丘吉尔。他大度地赞扬了张伯伦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工作。随后他把这场战争性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说：“这不是一个要为但泽或波兰而斗争的问题，我们斗争的目标，是要把全世界从纳粹暴政的瘟疫中拯救出来，保卫对人类来说最神圣的一切。这不是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也不是帝国的扩张战争，更不是一场争夺物质利益的战争，这也不是一场要阻挡任何国家的阳光与进步之路的战争。从本质上看，这是一场在坚不可摧的岩石上建立个人权利的战争，也是一场确立和恢复人的地位的战争。”
有人感受到这才是一位真正的战时领袖的演说，而张伯伦的演说则不是。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更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一区别。会后丘吉尔到议长席后面的办公室找到了张伯伦，后者宣布任命他为海军部大臣。
丘吉尔非常乐意接受这个职位，不过他可能并不清楚张伯伦的用意。这项任命是戴维·马杰森提出的，他认为“比起任由他（指丘吉尔）在政策上来回晃悠，给他一份工作会安全得多”。
当天下午，海军理事会收到丘吉尔发来的指示，他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去海军部报到。理事会随即给各舰队发出电报：“温斯顿回来了！”一些舰长，比如指挥“凯利号”驱逐舰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感觉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而另一些舰长更多地把它理解为一种警告，一颗能量火球即将向他们飞来。
在去海军部之前，丘吉尔先参加了下午5时召开的第一次新内阁会议。成员包括：首相张伯伦、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大臣汉基、陆军大臣贝里沙和海军大臣丘吉尔。上述人中，除了丘吉尔都曾是彻底的绥靖主义者，这也预示着内阁还是没有从心理上准备好打仗。
下午6时，丘吉尔回到了1915年他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他在海军部待到第二天凌晨，一直在熟悉舰队的位置。他让人把北海的海图拿来，看到图他说：“我上次用的就是这些图。”他还要来一张他以前用过的八角桌，是办公室管理员制作的。
他还收到了一封议员凯姆斯利的信，信中说：“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强烈地反对你，我只想说这些。你一再警告我们德国的危险，你是对的……请不要想着给我回信—你实在太忙了。在英国这个危险的时刻，我们都很高兴你能担任这个职务。”
丘吉尔写了回信，接受了他的道歉，并补充说：“我当然认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应该在这样一场痛苦的斗争中公平地对待彼此，对我而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丘吉尔执掌的英国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它拥有12艘战列舰、6艘航空母舰、56艘巡洋舰和180多艘驱逐舰。
不过德国人没有那么客气，他们在丘吉尔刚刚抵达海军部时，就用潜艇击沉了正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雅典”号客轮，船上112名乘客溺水身亡。其中包括28名美国人，而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宣布他们对这场战争持中立立场。
与第一次担任海军大臣时一样，丘吉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海军作战参谋部，下辖两个庞大的作战和规划部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当然这并非英国海军的风气和20多年相比已经焕然一新，在资深的海军将领詹姆斯上将看来，丘吉尔对海军非常在行，尤其是他随后部署的具体任务让他印象深刻。诸如组建搜索部队以追捕海洋上的德国突击队、设计舰船打击潜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设置水雷拦河坝、修改护航系统等等。
与此同时，他宣布废除1935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议》，对现有的能够对抗德国8英寸口径火炮的舰船加装新武器，暂停所有遵照该协议在建的军舰，让造船厂集中精力建造驱逐舰，来对抗德国U型潜艇的威胁。他还要求减少驱逐舰的吨位以保持其灵活性，命令所有船只都安装雷达，并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要求所有商船都配备武器。为了给驱逐舰上的船员更多的休息时间，他还改变常规，取消了每次舰船受损都要接受强制军事法庭审讯的规定。
丘吉尔历来重视情报工作，在他的过问下，海军作战情报中心迁到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一角的附楼，他还特意让后勤部门把这座小楼的通风口垃圾清理干净，以便让电报员们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下专心工作。同时他还坚持“所有军衔的人在服役的每一个领域都有晋升为军官的机会”。他对希特勒令人难以置信的早期职业生涯表示了肯定：“如果一个电报员可以晋升，为什么一个油漆匠不可以呢？很显然，在德国，油漆匠晋升也不难（希特勒在早年落魄时干过清扫工和油漆匠）。”
时任第一海务大臣（这个职务往往由海军资深将领担任）达德利·庞德与丘吉尔是老相识，他曾在一战期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的助理。丘吉尔和庞德有旧怨，不过他们很快就建立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43年10月庞德去世。
海军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航线及运输船队的安全。9月4日，他交给理查德·皮姆上尉一项任务，用48小时时间把整个地图室准备好。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皮姆和他的小组在老图书馆四周的墙上拼上了巨幅世界地图，然后用彩色别针标出了全球每一个重要的英国、盟国、轴心国或中立国舰船、潜艇和飞机中队的位置。
丘吉尔在称赞了皮姆等人的工作后，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于是众人将护航指挥官的名字、他们正在面临的天气情况以及每个船队启航日期、运载的货物都一一标注上。他们的工作让英国海军每天的动态都一目了然，让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决策者能随时修正行动计划。
丘吉尔和克莱门汀又搬到了海军大楼。他每天早上7点都会穿着晨衣来到地图室，对头一天晚上的报告进行总结。他也经常会在白天回来，或是在那里开会，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在睡觉前他会再来一次。有一次，丘吉尔发现皮姆手脚并用地在地板上画着一幅大地图，他的海军帽倒放在身边。丘吉尔从兜里掏出一枚6便士硬币，扔了进去。
如果说丘吉尔一下子就从一位老议员转变成了一名专业海军人士，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在他入职海军部的第三天，一项名为“凯瑟琳行动”的进攻计划摆在了海军将领面前。该计划试图“强行开辟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在那里保持一支海军力量”。其目的是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或许也可以影响中立的苏联的政策。
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并没有立即反对这项极其危险的计划，他用专业的分析让丘吉尔明白“凯瑟琳行动”将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诸如冬季冰雪带来的危险，英国舰队在缺少驱逐舰护航的情况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同时他让参谋部门把行动分解成几个阶段，以此来减少一旦付诸行动将给英国海军带来的损失。
该计划经过4个月的讨论，最终由丘吉尔自己下令无限期搁置。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仍不无沮丧地指出：“海军的各类高级官员，如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和第三海务大臣布鲁斯·弗雷泽都对该行动计划表示强烈支持，而事实上他们和庞德一样反对该计划，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少将也是如此。”
有趣的是，在丘吉尔担任首相后，海军的风气也传染给了陆军、空军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付一位60多岁还每天冒出新想法的老头儿，英国将领们不得不这么做，毕竟丘吉尔算不上是一位军事家。
重返府给丘吉尔提供了机会，去修补已遭破坏的关系，建立有价值的新关系。国王乔治六世和丘吉尔的关系并不好，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丘吉尔对乔治六世哥哥（爱德华八世）的忠诚，其二是乔治六世本人也是一位绥靖主义者。
他们的关系得以修补凭借的是丘吉尔的君主主义思想，无论在私下和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一直用“我们高贵的国王”称呼他。国王曾经服役于海军也是他们修复关系的另一个因素，乔治六世和丘吉尔逐渐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友谊。不过在战争的第一年，国王在性情和政治观点上与哈里法克斯勋爵更接近，而哈里法克斯夫人是王后的侍女之一。
丘吉尔一上任，就开始定期给张伯伦写信，在头6周就写了13封，内容涉及战争的方方面面。比如如何将飞机的月产量提高到2000架，如何在两年内装备55个陆军师，以及如何确保炸药和钢材的供给不会与飞机生产相冲突。首相抱怨丘吉尔的信太长了，而且他还说：“我当然知道他写这些信，是为了在他以后要写的书中进行引用。”
另一个重要关系来自大西洋彼岸。9月11日，罗斯福给他写来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写道：“正是因为你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相似的职务（罗斯福在一战时始终担任海军部副部长），我才想让你知道，我多么高兴你又回到了海军部。我想让你和首相知道的是，如果你愿意亲自与我联系任何你想让我知道的事情，我将随时欢迎。”
丘吉尔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他以“海军人”作为代号，在接下来的5年里给罗斯福发过1161条信息，得到了788条回复。在罗斯福的余生中，他们平均两三天就会有一次交流。
“其他俱乐部”也在迎接新成员，即将赴法国担任远征军总司令的约翰·戈特正式加入。非洲南端的史末资将军也收到了丘吉尔的一封贺信，前者刚刚推动南非加入同盟国一方，并成功连任南非首相。如果不是当年羁押过丘吉尔的史末资，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极有可能把南非拉到轴心国阵营，那样的话这个同盟国重要补给基地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英国空军之父特伦查德在其他俱乐部9月11日举行的晚宴中首次提出，用法国的基地空袭德国。英国轰炸机司令埃德加·休伊特和海军元帅罗杰·凯斯则一同参加了讨论。这些在“其他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为丘吉尔提供了他能够充分利用的思想、论据和数据。
这样一个积极的战略性行动被张伯伦否决了，他根据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得来的判断。事实上德国在执行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时，最担心的就是英法出动空军轰炸德国本土。
1939年9月之后的8个月虽然被称为“假战”和“无聊战”，但是从海上来说，这场战争却没有任何虚假或无聊的成分。第一个跨大西洋的护航队于9月6日启航。丘吉尔和海军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商船在军舰的掩护下航行才是最安全的物资运输模式。
不过护航并不是生存的绝对保证：9月17日，英国6艘航空母舰之一，载有52架飞机的无畏号，尽管由4艘驱逐舰护航，还是在爱尔兰西部被一艘U型潜艇击沉。
9月21日，一项新建20万吨船舶的计划被内阁批准，在丘吉尔的计划中，英国要在每年保持110万吨的年产量。在开战的第一个月，丘吉尔出现在朴次茅斯造船厂；与庞德讨论了如何改善航母和鱼雷；与菲利普斯讨论了如何在激流中布设水雷；与利特尔上将讨论了后勤保障；与阿尔斯诺少将讨论了地下储油量。
9月26日，他在下议院完成了10年来首次述职报告。首相张伯伦首先发言，一直反对张伯伦的议员尼克尔森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人们感到下议院的信心和精神在一寸一寸地下降。在他坐下时，他几乎没有听到掌声。”
在张伯伦之后是丘吉尔发言，他用一番诙谐的语言作为开场白：“我在海军部的同一间屋子里，面对着同样的海图，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处理着同样的问题，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他咧嘴笑着，低头看了张伯伦一眼，然后说：“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怎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变化。”
尼科尔森记录道：“全场哄堂大笑，而张伯伦甚至没有露出一点儿礼貌的微笑。他看起来那么闷闷不乐。”
张伯伦最大的支持者之一奇普斯·夏侬也对丘吉尔的演讲表示了钦佩：“首相和以往一样发表了严正声明，不幸的是紧随其后的是温斯顿，他详细地描述海军部的工作，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表演和阐述。他逗得大家很开心，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这次演讲一定没少下功夫，人们注意到这与首相平淡无味的讲话形成鲜明的对比。”
夏侬说得没错，丘吉尔为这次演讲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他也是这样对待自己此后所有演讲，一遍遍重写，一次次练习。他此后在议会中以一系列近乎完美的表现，展现了他作为接班人的勇气，而这次演讲就是其中的第一次。
1939年10月1日，丘吉尔通过广播对公众发表了第一次讲话，他说：“英勇的华沙保卫战表明，波兰的灵魂坚不可摧，她将像一块岩石重新立起来，可能会被潮水淹没一段时间，但她仍然是一块岩石。”
在谈到苏联时，他说：“苏联奉行的是利己主义的冷酷政策，我无法为大家预测苏联的行动。她是一个藏匿在迷宫里的神秘的谜，但也许是有谜底的。这个谜底就是苏联的国家利益。德国如果在黑海沿岸建立自己的基地，或者占领巴尔干各国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那将不符合苏联的内部利益或安全，也将违背苏联的民族利益和历史责任。”
他最后向公众表露了对战争的态度：“只要希特勒和他那个手上沾满了鲜血，骨子里渗透着腐败的邪恶群体，还能够控制住温顺而不幸的德国人民，战争就会持续下去。”
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那天晚上9点在酒吧或家里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广播，他们也都感受到了这种力量。他的讲话让听众心中充满了战斗的精神，而张伯伦那种虽然有价值却毫无英雄色彩的措辞，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10月2日，国王乔治六世在广播中称赞了丘吉尔。10月3日在一场由艾登组织的晚宴上，有人提出丘吉尔必须成为首相。尼克尔森随即表示：“如果张伯伦拒绝希特勒可能提出的和平请求，真正的战争就开始了。公众的愤怒将爆发，成立联合政府将不可避免。很显然没有一个反对党领导人会同意加入由张伯伦、西蒙和霍尔组成的内阁，因此这三个人最终会自动下台。”
达夫·库珀和利奥·阿梅里补充说：“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