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中，有一陆姓姐姐平生嗜书，所看之书怕是我数倍不止，前几天聊起胡适来说道，此人大名鼎鼎，但却从未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没读过胡适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比如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想当年这首歌也是风靡一时，人人会唱，但极少有人知道这就是胡适的作品，记得当时大陆在作者一栏上只说是台湾校园歌曲。

这位姐姐对胡适的感觉其实就是胡大师在国人心中的印象，都知道他的大名，但却不知道他是哪方面的大师，都知道他学富五车，但又不知道他有什么学术成就；共产党将他批倒批臭，然而国民党似乎也不喜欢他，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胡适就如同这带着兰花草的山中人，将兰花在一片空地中种上后，却并不去精心呵护，又心有旁骛地做其他事去了。他在很多领域有开创之功，却难有其很高的成就，比如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这类学术著作，都只有上半部而没有下半部，以至于被当时很看不起他的黄侃讥为太监。不过这黄大师的嘴也太损了点哈。

不过，看不起胡适的人那是多多，在当时的北大几乎成了时尚风潮，胡适26岁便是北大教授，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声名，那些老教授当然是有些看法的，比如那十三个博士贯身的辜鸿铭就嘲笑胡适那英语就不是英语，那叫美语，而且是美国的俚语，乡下的，土得掉渣。

号称“两脚书橱”的陈汉章也瞧不起胡适，说他没学问，并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公开讽刺胡适。这也难怪，胡适似乎是样样通，门门不精，各个学科都有他的影子，但却不知道能给他的冠以什么“家”，就如同他的同乡后辈，史学家唐德刚讲的那样，他仅仅是一味甘草，可以入药，可是你说它在这副药里有多大作用，这个就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岁就在北大当了教授，这北洋政府还真给他面子，一个月二百多大洋的薪水那是相当地阔绰，当年毛主席也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一个月也就八块大洋；而且两人还有过交集，尽管胡适只比毛主席大两岁，但在当时地位的差别那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毛主席对此时的胡适是相当尊重和仰慕的，在讨论问题时经常说的话中有“胡适先生也是这样看的”，毛主席在北大时也曾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当然，后来就没人提这事了。

胡适对毛主席有两件事上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一是当时毛主席主办《湘江评论》时，胡适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在自己主办的杂志上转载，扩大了影响；二是当时毛主席曾想出国勤工俭学，后来还是觉得留在国内为好，为此还曾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支持他留在国内。并且还写了一篇《非留学篇》，此文对毛主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作为学者，胡适的确是乏善可陈，自己也没有一个固有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在哪个领域能有拿得出来立足的成果，他似乎对政治和局势的关心高于学术，而且他对局势判断的预见性往往得到后来证实是正确的，比如对抗战时的一些预言，都被后来证实是完全按照他的设想所取得的结果。

胡适不是以才情立世，他的才情远不如陈寅恪或郭沫若这一类人，而且在创作上也非他长项，我们现在看他写的那些白话诗，那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

这在学术上对胡适来说可谓是硬伤，过早成名给他带来了负担，写任何作品都变得小心翼翼，早期那一点才情也被包裹得紧紧地，不敢有任何造次，以免被后世笑话，这也严重束缚了他的创作灵感，以至于他在学术上乏善可陈。

胡适的一生经历了大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大清时他还小，所以他主要是生活在北洋和民国这两个时期，而民国又分为在大陆和台湾，期间还包含了大陆对他的批判这一特殊时期。

他留学归来后，首先是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聘为北大教授，可他却并不买账，经常同政府戗，一会儿发个文讽刺当局，一会儿又写首诗号召大家一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弄得北洋政府很是头痛，硬的不敢为，软的他不吃，给他发个最高荣誉的嘉禾勋章吧，胡适还登报拒绝，北洋当局那真是叫一个尴尬，对他是无可奈何。

及至民国，这是最考验人的时候，国共两党时而合作，时而分裂，如果你是一个专注学术的学者，如陈寅恪和沈从文一般倒也无所谓，但偏偏这胡适是个对政治很热衷之人，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表现就显得很令人瞩目了。

胡适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同国民党走得比较近，但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说的那种走狗文人，而是显示着一种貌合神离地神情；他对共产党也无恶感，是处于那种不评论的状态；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很是复杂，是属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好也好，不好也不好的关系。

要说好，他先是被派为驻美国大使，当他去世后。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评价够高吧。

要说不好，那也有很久的渊源了，早在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就打报告想请胡适来当校长，呈到蒋介石那儿时，被蒋一口否定，骂胡适是“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更有甚者，胡适逝世，蒋在日记中是用“胡适暴卒”四字记述，他对胡适的评价是：“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这就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胡适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八字原则，即：“国家诤臣，政府诤友”，所以，胡适是个并不受国民党喜欢的人。

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则去了美国，往日风光不在，日子过得很是局促，后来蒋介石为了笼络士心，招胡适去了台湾，给他封了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但胡适还是本性难移，经常给蒋介石难堪，所以，两人的关系实际上并不融洽。

但是，让胡适没想到的的是，当他还在美国时，大陆就开展了对他的批判，时隔三年后的1954年，轰轰烈烈地批判他的运动再次开始，还出版了八卷本的批判文集，这厚厚的八大本估计是没人看完过，只有一人是仔细地全部拜读，他就是胡适。

为何毛主席要发动对胡适的批判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建国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这也需要有一个反面人物当目标来检验学习成果，作为士林领袖的胡适，“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此等角色。

可能胡适自进入北大当教授被讽刺漫骂开始就养成了好脾气，他从来都是乐呵呵地笑对人生，当他一页页地看着那些连篇累牍地批判文章时，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觉得这文章写得没道理，“哪儿有这种说法嘛，我都替你们着急”，他就是这样地坦然面对，不气不恼，一笑而过，其心胸气度非常人可比。

他就是这样一个好性格之人，即使是离开大陆去了美国，“插标卖首”之时，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打打小麻将，写些小文章，一生是诗意陶然。

胡适的思想其实是渗透于我们现在生活的各个地方，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到罢了，比如他坚持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他就是对所有认为和思想，自己如果没有研究过，统统属于怀疑之对象，对此，如果国人早些知道并践行，也许就没有那不堪回首的十年。

胡适在史学上的观点说简单些就是“没有证据，我啥都不信。”从而也就形成了学术上著名的古史辨派，这在现在考据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去伪存真，这也是现代科学方法论在学术上的墨规。

胡适对现代中国影响之大，远超很多人想象，且不说当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主席，即使是改革开放时有关“唯一标准”的践行，不都是来自胡适所提倡的实证主义的滥觞。

胡适的理论其实是来自杜威，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思想的播火者。水平未必堪称一代宗师，但绝对是开辟了一条道路的先驱。是伟大的“二道贩子”，是在恰当的时候介绍给中国人恰当的学说。

胡适的一生是很难以描述的，这并不是他太复杂，他是个很透明的人，他有着很多的粉丝，但他内心却又是很孤独的，他说他自己如一头独往独来的狮子，有别于众多人云亦云的狐狸，这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我觉得他却真是一头狐狸，这并不是说他也是人云亦云，而是缘自于英国学者柏林说过的一个比喻，他把所有的学者分成两类：有一种人他知道很多事情，这叫狐狸；还有一种人他像刺猬，他可能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胡适表面上就是这样一只狐狸。他无所不通，没有他不涉及的学问，但他的本质却又是一只刺猬，因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就是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不盲从于任何主义，这点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缺乏的智慧。

最后说一下被当时和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的胡适热点，这就是他的婚姻和爱情观，但评价之角度不同，争议也是多多，但好像是男性以羡慕为主；女性则谴责居多。

胡适的婚姻是遵从母命，在他已是北大教授时，同家乡一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女人成婚，婚是不离的，因为夫人江冬秀实在是太彪悍了；但他可以是在外彩旗飘飘，家中却红旗不倒，他情人无数，中国的，外国的，广为人知的，地下秘密的真是不少，红颜知己韦莲司、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烟霞洞佳人曹诚英、上海的罗曼蒂克徐芳等等，甚至还有民国女神陆小曼。

胡适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争议中度过的，他看得很淡，对一切都以宽容的心胸来面对一切；然而，他心中的自我就是坚信，他毕生不随从，不管你是世俗傍流还是普世价值，抑或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信仰，他都只有在认真探索后才形成自己的思想。

现录下一段他墓前镌刻的碑文作为结语吧。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