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为告诫庶支子孙学会满足，在《皇明祖训》中特别强调“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於天子”。理由是亲王享受着仅次于皇帝的待遇，却无需像皇帝一般每天起早贪黑的日理万机，劳心劳力还唯恐天下之难治。没有压力在身，自然吃嘛嘛香，睡嘛嘛棒，生活乐无边。

明太祖朱元璋剧照

这一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对照明朝的实际情况，却相当有理。英年早逝与在位日短，是存在于明朝皇帝之身上的两大现状。在位时间最长的为明神宗朱翊钧，君临48年。最长寿的皇帝则是老朱本人，享年71岁。而宗王之中在位50年以上者，或活到耄耋之年者，不在少数。最夸张的当属吉王朱见浚，寿命超越明代所有皇帝不说，在位时间更是长达71年，与老朱的寿数齐平。

朱见浚，生于景泰七年（1456年）六月初九，为明英宗朱祁镇第七子，生母宸妃万氏。他出生时，父皇正顶着太上皇的名头，被幽禁于南内，过着形同囚徒的生活。

堂堂皇帝之所以会遭幽禁，是因为他见猎心喜执意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丧师辱国，被迫前往瓦剌留学。国不可一日无君，国有难更是有赖长君，当是时明英宗诸子幼弱，是以弟弟郕王朱祁钰顶替上来，被拥立为新皇帝，是为明代宗。随即在他的统领下，打赢北京保卫战，使大明成功度过危机，声望扶摇直上。

景泰元年（1450年），太上皇朱祁镇留学归来。然而权力对男人而言是最烈的毒药，故在东安门匆匆上演过哥俩好之后，明代宗立马恭送大哥入南内静养。在南内的七年间，日子虽然苦，却并不耽搁明英宗生儿育女，估计是想学唐高祖报复唐太宗的故智。在朱见浚之前，已有好几个子女于南内降生，他则是最后一个出生在南内的皇子。

位于南内故址的东苑戏楼

景泰八年正月，太上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改元天顺，再次君临天下。本来命运堪忧的朱见浚兄弟几个，也迎来崭新的人生。天顺元年（1457年）三月初六，明英宗下诏正式册封诸子。许是因为朱见浚出生不久，一家人就得以离开南内，脱离囚徒生活，让明英宗认为这是幼子给他带来的好运，是以册封年仅2岁的朱见浚为吉王。受命册封的正副使为文安伯张輗和礼部侍郎邹干。

成化二年（1466年）七月，明宪宗下旨给时年11岁的吉王朱见浚举行冠礼。持节兼掌冠者，也就是主持冠礼的，为太保、会昌候孙继宗；赞冠者，也就是充当司仪为之赞唱的，为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宣敕戒者，为少保、吏部尚书、内阁首辅李贤。

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明宪宗任命翰林院检讨张廉、李显为吉王府左右长史，待诏李杰、施靖为王府纪善（掌规谏讽谕），中书舍人施昂、李晟为审理正、审理副，这六人是吉王朱见浚身边的老人。此外又遴选训导张黼等二十五人充任吉藩王府官，并给吉王府的内库定名广实。如此安排，是因为“吉王年长出府故也”。

当年九月十八，吉王朱见浚正式搬离皇宫，出居诸王馆，等待之国。亲王出阁，依例都会定下岁禄额度，赐予部分岁禄及在京临时庄田，供其用度。吉王的岁禄为一万石，之国后足额发放，在京时按照前例当为每年三千石。

明诸王馆故址：北京协和医院东单院区

成化八年（1472年），朱见浚上疏奏讨青县（今河北青县）夹河地，用的理由是此地属于未开垦的荒地。结果户部奏称，经过实地调查，夹河地属于有主的粮草地，不宜赐予。明宪宗“从之”。

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成化十年（1474年）十一月，明宪宗下旨赐予朱见浚位于河间府境内的田地一百顷。

成化十年，19岁的吉王朱见浚成婚，王妃为金吾左卫指挥使张通之女。这意味着他离之以国为时不远。

成化十三年（1477年）八月，吉王之国在即，明宪宗命礼部制定相关礼仪制度。两天后，礼部呈上《亲王之国礼仪》，仪制悉如崇王朱见泽，也就是延续德王朱见潾之国的那一套。获得明宪宗核准。同时按例赐予吉王淮盐岁三百引。

不过在之国之前，朱见浚还有两件事情要忙活。一是吉王府仪卫正王瑀受人牵连而被治罪，按理应当调任他处。一为王府内使杨传因为私忿，命人将对方活活打死，刑部因此缉拿其家人，杨传惧而避往他处。这两件事不解决将影响他之国的进程，是以上疏为他们求情。最终处理的结果是，王瑀留任，杨传杀人案则以出银十两给死者家结案。

九月，吉王朱见浚之国仪式正式启动。

初七，朱见浚赴昌平天寿山，祭扫长陵（明太宗）、献陵（明仁宗）、景陵（明宣宗）、裕陵（明英宗），向历代先帝辞陵。十九日，朱见浚入宫，在奉先殿拜别列祖列宗。二十日，朱见浚在奉天殿向皇帝大兄陛辞。

湘江长沙段风光

随即，吉王夫妇率领吉藩所属开赴通州，在此登船沿运河浩浩荡荡地一路南下，过扬州之后转入长江，溯江而上渡洞庭入湘江，在长沙府城外靠岸，入城祭祀本藩社稷、山川诸台，并接受本地文武官员的朝贺。

据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二月的相关记载，为满足吉王之国，朝廷共动用船只多达七百余艘。当然这个规模并非明代亲王之国的巅峰，弘治年间兴王朱祐杬（音yuan）、岐王朱祐棆（音lun）之国，各动用船只九百余艘，车辆数千，可见一次藩王之国耗费有多大。

“德、秀、吉、崇、徽五府，皆英宗皇帝之子，宪宗皇帝之弟。彼时之国，船亦多不过七百余艘，军校无车两，宫人无廪给，而各府亦远涉江湖，从容至国。”（《明孝宗实录》）

南京，是大明的留都，更是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长眠之地。吉王之国走水路之国，南京正处于路线上。因此礼部认为藩王之国道经南京，不去谒拜孝陵实在不像话，要求吉王在南京暂停，以祭扫长陵的礼仪赴孝陵辞陵。明宪宗从善如流。

吉王朱见浚因此成为永乐朝以后，少有的能亲赴南京祭祀孝陵的藩王。

明孝陵

吉王府是在襄王朱瞻墡迁国湖广襄阳府后，遗留的襄王府基础上改建而成。襄王迁国发生于正统元年（1436年），距朱见浚之国已过去40余年，王府长期处于无人居住状态，自然需要大修。事实上直到朱见浚之国，吉王府及其附属建筑的再建工程依然没有结束。他辞陛前一天，明宪宗下诏，命有司修建吉藩所属的社稷坛、山川坛、旗纛坛等祭祀礼仪建筑。他抵达长沙时，奉命修建吉王府的内府左少监唐宏、工部员外郎刘琛，还停留在长沙督造王府。

据清末学者陈运溶在其著作《湘城访古录》中称：“考明藩邸制，五殿三宫，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垣周以四门，堂库等室在焉。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说藩府占据府城十之七八过于夸张，且所谓的藩府并不单指吉王府本身，还包括下属的仪卫司等王国机构官署，及郡王、将军等宗室府邸，不过吉王府的规模宏大也是实情。

当时的吉王府，南到今解放西路一带，北迄紫荆街附近，西起三兴街，东至东牌楼街，四周围有城垣，内部以二殿三宫为主体，各种建筑鳞次栉比，妥妥地一个缩小版紫禁城。在如此宏伟的王府中住着，自是舒适惬意。

不过朱见浚并非是个只知贪图享乐，甚至为非作歹的藩王。他就藩之后，对当地农业、商贸、文化的发展，多有建树。

橘子洲

长沙地处湘江下游，南经潇湘勾连岭南，北济洞庭直入长江，自古就是湖湘首邑、南方重镇、水陆都会，城外湘江之上帆樯如林、舟楫相连，一派繁忙景象。然而湘江府城段江岸平直，水势汹涌，又缺乏可供安全停泊的码头，故船只行经此段多有漂没。

朱见浚得知这一状况后，有心解决。他听说长沙府城外西南一带的江边，原本有一个名为通江港的港口，由于维护不善，导致港池淤塞，舟楫难以停靠，便动了疏浚通江港的想法。

成化十四年（1478年）五月，朱见浚以本府长史司等衙门无正式办公场所，王府官吏军校无处容身，上疏朝廷奏请按崇藩之例，命唐宏、刘琛为其督造。同时提出长沙水运困局，请求让唐、刘二人完成王府工程之后，接着疏浚通江港，以改善长沙的航运环境。

“又奏：‘长沙府地西临大江，水势汹涌，岸无回曲，往来客舟湾泊，多为风涛所损。闻府外西南，原有通江一港，年久淤塞，不便舟楫。今左少监唐宏、员外郎刘琛奉敕于此营造府第，工完之日，宜令督工疏通之。’”（《明宪宗实录》）

对营建王府官衙及官吏军校房舍，工部毫不推脱一口应承。可对疏浚通江港之事，工部认为这是地方官府的职责，因此不愿接手。上疏表示，唐、刘二人完成王府工程之后，应当立即回京复命，至于疏浚河道之事，当移文地方，让湖广巡抚等方大员核实之后，再命有关部门进行施工。

面对不同意见，明宪宗选择偏向弟弟，表示若没有妨碍的话，就依吉王所请，让他们顺便把河道也疏浚了吧。皇帝开口，些许小事即便有碍也会变成无碍。通江港因此得以疏浚，往来长沙的船只从此有了一个安全停泊之所。

弘治年间，吉王朱见浚上疏弹劾长沙卫都指挥杨铨，称其犯有巡视洞庭湖时超额征用军余等多起不法之事。朝廷命湖广巡抚徐恪审理此案。结果徐恪尚未完成审理，就升任南京工部侍郎，接到任命便丢下案子兴冲冲的上任去也。接替他出任湖广巡抚的樊莹，在审理途中因染病告归。

眼见案子一而再的被拖延，朱见浚再次上疏奏禀。为此，朝廷派出大理寺少卿陈璚等前去调查，结果访得吉王所言不虚。

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明孝宗做出裁决，长沙卫都指挥杨铨被降一级任用，前湖广巡抚徐恪罚俸二月。樊莹因病告归，免于处罚。

岳麓山‍

限于技术与产能，古代书籍非常珍贵，寻常百姓想要读书却一纸难求。藩王手中资源众多，刊刻书籍比寻常人要方便的多，明版古籍中就有众多藩府版本。针对这一现状，朱见浚在岳麓书院刊刻《先圣图》及《尚书》等典籍，赠予读书人。可见他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也颇为重视。此外，位于岳麓山的道教宫观云麓宫，亦是朱见浚所建。

弘治五年（1492年）六月，明孝宗下旨对吉王府进行大修。至于原因吗，乃是吉王朱见浚上疏宣称王府“年久颓敝”，也就是王府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此时距吉王府营建完工才过去将将20年，“年久颓敝”一词不知从何说起。

有明一代，南北两京十三省中，湖广布政司是接收藩王最多的一个。截止弘治年间，不算已经绝嗣的藩王，在国的藩王有武昌府楚王、荆州府辽王、武冈州岷王、襄阳府襄王、蕲州荆王、长沙府吉王、德安府岐王、安陆州兴王、衡州府雍王九家，此外还有一个与大宗别省而居的郡王，迁国澧州的蜀藩华阳王。这么多宗室的开支都要湖广承担，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何况，兴王朱祐杬之国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市）的时间为弘治七年（1494年），岐王朱祐棆之国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市）的时间为弘治八年（1495年），雍王朱祐枟（音yun）之国衡州府（今湖南衡阳市）的时间为弘治十二年（1499年）。在他们之国前，王府都必须开工营建。因此吉王府获准重修的同时，兴王府、岐王府也次第开工营建。亲王府的修建耗资靡费，三座王府同时开建，湖广方面表示压力山大，难以承受。

长沙吉王府大致范围

弘治七年（1494年）二月，湖广巡抚韩文上疏朝廷，指出同时营建三座王府，每年单单为解决工匠吃饭，就耗资四万三千二百两白银，本省财政实在不堪承受，希望暂且将荆州府抽分木植料价的七成划归湖广，以作补充。

此议遭到工部的强烈反对，因为荆州府的抽分木料为工部的囊中之物，主要用于建造漕运船只，及打造直供大内的各种器皿，哪个都不能停。

可韩文所言也是实情。早在弘治五年，时任湖广巡抚谢绶就以“方盖造王府故”，请求免除湖广境内武昌、汉阳等十一府知府朝觐，获得明孝宗恩准。连知府觐见皇帝的路费都要克扣，可见湖广方面已经窘迫到何等地步。

明孝宗体谅湖广、工部各自的难处，最终表示不动用荆州府抽分木植，改命将广东官盐暂调衡州、永州等地发卖，每引收银二分，以助修造三处王府之用。

然而直到弘治十年（1497年），三座王府之中只有兴王府得以完工。眼看着雍王府又要开建，湖广方面文武官员顿时急了。

当年六月，安陆州城头的旗杆在大雨中被雷霆击碎。七月十六日，吉王府大门端礼门上的吻兽及位于其后的金柱头，也被迅雷击碎。加之长沙府往年还出现过所谓的“草木之妖”。这一切成为地方大员祭出天人感应，以对抗皇命的绝佳征兆。

当年九月，镇守湖广总兵官镇远侯顾溥上疏朝廷，宣称湖广本地突然出现“草木之妖”，闪电专劈王府，不劈其他地方，是因为大肆修建王府，使当地百姓承担的劳役及税赋太过承重，以致民怨沸腾，上干天和，老天才降下灾异警告世人。因此，他请求皇帝“仰畏天变，俯念小民”。顾溥在奏疏中将重修吉王府当成典型，疯狂吐槽：

“吉府房屋造自成化初年，今仅二十余年，初议修补价银不过七八千两。王少之，奏遣内外官员一依崇府式样修盖。于是，前后宫殿，两廊各门，房屋墙垣，展大鼎新，计用过物料百数十万，银米亦余数万，岁拨夫匠三万余。兴工四年，止成急修房屋七百余间，其余工程漫无纪极。”（《明孝宗实录》）

吉王府与长沙府城位置关系图

明孝宗对此还算重视，命工部核查各王府修建内容，确属急需修建者，继续营建；可以暂缓者，暂行停止修建；该缓而不愿缓者，参照郡王、将军事例，审计出所需用料的价值，拨给相应费用，让他们自行修建。

湖广巡抚沈晖对皇帝和稀泥的做法相当不满，于当年十一月上疏朝廷，以天人感应为准绳，要求皇帝体念百姓疾苦，重视上苍警示，停止用工用役，拨给银两让吉王动用本府力量，自行修缮王府。

“甲辰……巡抚湖广都御史沈晖奏：‘吉府修建府第几四年，工尚未就。近者，震雷击碎州城旗竿，及本府端礼门脊兽并后柱意者，天厌土木之繁兴，念小民之疾苦，故发此变异以警动之。谓宜暂止工役，或令有司量给银价，俾本府自造，庶几少苏民困，以回天意。’” （《明孝宗实录》）

明孝宗从其所请。

明代，长沙府先后建立过四个藩国。朱梓的潭国和朱橞的谷国，或因绝嗣或因谋反而被除国。按照惯例，他们遗留的产业应当被第三个在此建藩的襄王朱瞻墡（音shan）继承。然而襄国只是远迁襄阳府，被没有绝嗣，未知其在长沙周边的田庄是否被收回，最终由吉藩继承。可不管怎样，重亲情的明宪宗必然不会亏待朱见浚这个弟弟，之国时被赐予的庄田少说也有数百顷打底。据《国朝献徵录》记载，朱见浚在世之时，吉藩“得赐名鸡鹅食田十三万亩”，也即一千三百顷，这可是非常值钱的南方田地，非北方可比。

即便如此，朱见浚依然在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奏讨不断。

成化十八年（1482年）十二月，赐予淮盐一千引。弘治九年（1496年）七月，增给吉王两淮食盐岁七百引，使吉藩每年拥有一千引淮盐的进项。嘉靖四年（1525年），赐予湘潭县商税门摊。嘉靖五年（1526年），赐予湘乡、醴陵、安化、攸县四县税课。

以上为朱见浚的奏请完全得到满足的，更多的时候，因为相关方面的反对，奏讨只得到部分满足，或者干脆被否决。

湘潭湘江风光带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朱见浚上疏奏讨湘潭县税课局，及湘潭、湘阴两县河泊所课钞。户部对此并不买账，皆因湘潭县并未设置税课局，一旦同意吉王所请，必然会在当地设局征税造成扰民，至于湘潭、湘阴两县河泊所，课钞不下二万贯，可这部分经费属于给官军发俸禄的军费，不可轻动。不过兄弟开了口，明宪宗也不好完全驳他面子，故下旨将湘阴县河泊所课钞赐予吉藩，但有时间限制，只给三年。

弘治二年（1489年），眼见湘阴县河泊所课钞即将到期，朱见浚上疏朝廷，请求大侄子将湘阴县河泊所完全赐予吉藩，作为永业。户部再次站出来反对，不过这次收效甚微。明孝宗改以湘潭县河泊所税课相赐。

眼见大侄子好说话，朱见浚竟起了得陇望蜀之意，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闰十一月，再次上疏奏请湘阴县河泊所课钞。这下户部算是被惹毛了，直接搬出“祖宗旧制”压人。明孝宗表示妥协，拒绝叔王所请的同时，下令各藩不许再奏请税课。

弘治十年（1497年），朱见浚上疏表示本地出产的红米太过粗糙，难以下咽，请求将禄米更换成白米。可因湖广亲藩众多，为与民休息，湖广巡抚早就宗室禄米一事讨要过旨意，要求各王府的岁禄“俱收土产之米”，不许索要白米。别家宗室没意见，就你吉王要闹事，显得你金贵是吧。然而明孝宗非常体贴自家七叔，下令将吉王岁禄的一半，也就是五千石改成白米发放。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六月，吉王妃张氏薨逝，安葬于长沙府城东南方的善化县关山。关山位于今湖南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境内，包括其周边的凤凰山、大智山一带，是吉王家族墓地所在。亲王坟园自然需要有人守护，而关山离长沙近四十里，运送米粮不便。故弘治七年（1494年），朱见浚以“守坟官校无以给衣食”为由，上疏朝廷，请求赐予近坟无粮地，供他们自给自足。明孝宗下旨赐予五顷。

此举遭到湖广巡按御史田奫（音yun）强烈反对，强项的表示吉王妃坟园周边没有可供拨给的无粮田。明孝宗只得收回成命。

嘉靖四年（1525年）十月，朱见浚上疏奏讨衡州府税课司商税盐号门摊，并要求增加吉藩每年食盐的供应量。这次户部说话很难听，斥责他“陈请无厌”，要求不予理会。明世宗从部议。

所有奏讨之中，朱见浚最看重，最孜孜以求的当属蒸湘水利、锡坑湖塘等处的钱货。蒸湘水利、锡坑湖塘等处位于衡州府境内，原本归属明宪宗第八子雍王朱祐枟所有。正德二年（1507年）朱祐枟薨逝，雍国因无子被除国。

朱见浚因衡州府与长沙府相邻，管理较为方便，是以在侄子去世后就惦记上了其遗留的这片产业。当年十一月，他上疏奏讨蒸湘水利，同时要求湘潭县税课。工部、户部部议之后，给出给予吉藩管理三年的建议。

南岳衡山

结果，这一提案遭户科给事中张弘至等封驳。他们认为吉王受到的赏赐已经太多，且这种奏请完全与制度不合，因此要求不予理会的同时，治吉藩承奉、长史等官辅佐不利之罪，治户部尚书顾佐等人不能秉公办事、讽谏皇帝之罪。明武宗得奏，出来和稀泥，下诏历数吉藩承奉、长史之罪，然后给予赦免，至于顾佐等人则直接不予勘问。

正所谓财帛动人心，即便王府官因此受到惩戒，朱见浚依然不肯罢手。

正德十年（1515年），朱见浚以修盖府第为由，再次上疏奏讨蒸湘水利，这次没什么反对声浪，故在工部部议之后，同意将蒸湘水利的钱货赐予吉藩三年。

“（正月）庚申……复赐吉王湖广衡州府蒸湘湖塘水利三年。蒸湘水利，雍靖王所遗也。吉王以邻境，尝以为请。既许之，以给事中张弘至等执论而罢。至是，以修盖府第复请。工部议覆。诏给赐三年，后仍旧。”（《明武宗实录》）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在吉王的奏请下，再次将蒸湘湖塘水利所得赐予吉藩三年。用的理由吗，依然是修缮王府。

嘉靖元年（1521年）五月，朱见浚又一次以修缮王府为由，奏请将蒸湘水利所得赐予本藩。

吉王府于成化年间建府，弘治年间有过一次大修，正德年间又开始翻修，几乎是每隔20年久修缮一次。且本次修缮一修就是六年，年号都已经换成嘉靖，可依然没有完工的迹象。你这吉王府敢情比北京的紫禁城还金贵是吧。

工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行文地方抚按进行勘查之后再行定夺。实际上第二次即将届满时，朱见浚有过奏讨，只不过被明武宗所拒，估计其中就有工部的功劳。可此时的明世宗，正围绕着“大礼议”问题，与杨廷和等朝臣斗得不亦乐乎，急需各方支持，故力排众议准许吉藩再征收四年蒸湘水利的钱货。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初八，吉王朱见浚薨逝。明世宗接到讣告，下旨为其辍朝三日，遣崇信伯费柱赴长沙致祭。他2岁封王，享年72岁，在位长达71年，是有明一代在位时间最长的藩王，也是明英宗诸子中最长寿的一个。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学习历史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人具有多面性。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事物普遍存在矛盾，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因素。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深入人物所出的历史背景，去正确认识人物的矛盾，再运用两分法进行分析，如此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贾谊故居

诚如老朱所言，朱见浚享受着仅次于皇帝的待遇与特权，故在享乐一事上可谓是穷凶极欲。为获得舒适的居住环境，在位期间三次大修王府，平均间隔仅仅20年，且每次一修就是数年。为满足口腹之欲，不顾祖制，不顾朝廷禁令，也不管地方百姓的承受能力，执意要求用白米充当岁禄。为了搞钱，无休止地向朝廷奏讨各种利益，即便被拒绝，依然会锲而不舍的再三奏讨，整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然而他在国期间，疏浚通江港，刊刻书籍分发给读书人，修建宫观，弹劾不法官员，为长沙的经济、文化事业贡献良多。且除却贪婪之外，并无多大恶迹，在朝廷眼中属于标准的贤王，这也是他被赐谥曰“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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