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全真道成为金、南宋、元三朝争取的对象。1219年，南宋与金廷先后遣使召请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处机，丘处机均未赴召。同年冬，丘处机在成吉思汗的钦差大臣刘仲禄等陪同下，万里西行，一言止杀，开启了全真派的巅峰时刻。

电影《止杀令》

据《元史·世祖本纪》载：成吉思汗大营设在今阿富汗阿姆河南岸，丘处机感慨于“十年兵火万民愁”，遂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因此丘处机“对以敬天爱民为本”之策；对成吉思汗关心的“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并宣扬“天道好生”，直陈“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丘处机的壮举与坦诚，赢得了铁木真的敬重，遂下止“杀令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

五星聚，传统上认为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运行到某一星区，将预示着一种新的国运。成吉思汗说，那时候我就想下禁杀令，但军务繁忙忘了下诏了。

除了止杀，成吉思汗亲见丘处机不顾73岁高龄，奔波于救助难民的路途中，又放生大量战俘奴隶，令蒙古人深受感动。因为在成吉思汗看来，所谓英雄，就是攻城劫财、杀其男人占其妻女。

元太祖铁木尊称丘处机为“长春真人”，勅建燕京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命其“管领天下出家人”，就连蒙元故都和林城也修建了道观“三灵侯庙”。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乃马真皇后、定宗贵由、定宗海迷失皇后亦沿其旧制尊崇道教。

成吉思汗推崇全真道，是因为天下尚未平定，需要利用道众充当国师、宣教团，收揽民心。但作为汉化程度最低的游牧民族，一旦政权稳定，势必利用宗教之争，实施制衡。

佛道之争从佛教进入中国就从没停止过。除了民间辩论，国家出于利用教团之目的，也会主持所谓辩论，这些国办辩论，都是预先“编排”好的，辩论只是走个过场。

南北朝时期，论辩加剧，北魏孝明帝曾召释、老二家在大殿辩论，北魏是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所建，游牧民族通常信仰自家神祇，辩论的结果不言自明。

隋文帝杨坚信道，道家赢；隋炀帝杨广信佛，佛家赢；唐高宗信佛

，却不能忍心国教衰落，所以敕召僧人静泰、道士李荣入洛宫辩论，却不言输赢。

武则天虽然倾向于佛教，但她依然下令说：“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再有妄议者，“先决杖，即令还俗。”

由此不难得知，辩论的输赢，不在于佛陀与老子孰高孰低，其意义在于统治者将要向社会传达了什么。

距离丘处机万里西行30年之后，元朝政府对全真道的态度急转直下， 1258年8月，元宪宗蒙哥命忽必烈亲王主持辩论，就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图》《老子化胡经》及其他“谤佛”道书进行辩论。

请注意：道佛两家是就“谤佛”的相关道书这一议题进行“有罪推定”——这不是辩论会，而是审判会。

这场辩论的阵容可谓强大：僧人300余，道士200余，群臣，以及儒者200余，还有来自元上都的蒙古贵族。

辩论由抑道崇佛的忽必烈主持，蒙元政权的西域国师：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等人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

结果不言而喻，最后元朝政府下令：“汉人则兴汉人之教，蒙古必兴蒙古之教，岂可使汉人的经书胜俺蒙古的，凡有一书一字见，疾烧毁，勿留人间。”随后剥夺了全真道管理天下教派的权力，并在燕京并各地筑焚经台，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道经和印版销毁。

美国明道大学校长张绪通在《从“化胡”到“化全球”》中写道：“蒙元政权对道教经籍的总集《道藏》毁禁地非常彻底，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大劫，永难弥补。”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蒙古人作为第一等级，又将被征服的地区民族，按其先后顺序，依次分为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四等人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元史》记载：“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

对于佛教，《元史译文证补》卷29记载：“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百年之间，朝廷之上，所以隆奉敬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

对于道家经籍，“敢有收执片纸只字者，勿赦。”

在各级官府中，做官长的一律是蒙古人，北方的汉人和南宋时期的汉人为副官长，其实就是打小工。因为在蒙古人看来，官长是主人，其余都是奴隶。

这从元朝的跪拜礼便可窥其一斑。中原历代王朝，君臣议事要么都坐，要么都站，元朝的君臣关系即是主奴关系，因此大臣上朝实行蒙古族的跪拜礼，这一朝礼，被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政府所袭用。

随着元朝政权的稳定，信奉萨满教并借助喇嘛教制衡道教和汉传佛教的忽必烈，岂能坐视全真道势力的日益壮大，为了维护与西域、吐蕃政权的关系，以及蒙古贵族的利益，打压全真道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而这一时期的全真道对蒙元政权依然抱有幻想，“参政意识”不减，屡次上书阻止忽必烈对南宋的战争，因此被藏传佛教“国师”趁机进言，诬告全真道仗着元太祖、元太宗窝阔台之势霸占佛寺四百八十余处，侵夺贵族利益。

事实上，全真道借着“管领天下出家人”的机会，的确抢占了不少土地和寺庙，这与蒙藏联合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冲突，也损害了蒙古贵族的权益。

对于立足中原的蒙元政权来说，打压全真道，既符合蒙元政权发展蒙藏关系的政策，也符合蒙古贵族的整体利益。因此，才会发生以打击《老子化胡经》“谤佛”为由，将道家经籍焚毁的文化惨案。

我们只知道道家经籍为《老子》《列子》《庄子》等，其实《管子》《墨子》《孙子兵法》《淮南子》《黄帝内经》都属于先秦道书，而所有这些，只是华夏道文化冰山一角。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光是记载先秦至西汉的道家著作就有1198卷，道教产生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三教发展高峰期，葛洪《抱朴子内篇》共约1200卷，陆修静增编1900卷，周武帝宇文邕时期增至8300卷。

唐宋五代时期所增经书应该不是个小数目，焚经之祸发生后，这些卷帙浩繁的《道藏》全部佚失。

现存《道藏》是明成祖朱棣永乐4年（1406年）编修的《正统道藏》，加上校正增补，以及明神宗万历35年收录的各类道书共计5485卷，那失传的8300卷还有面世的可能吗？

元代焚毁的道书，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君八十一化图》《老子化胡经》等“谤佛”之书。

老子化胡的说法，后人皆以为是晋代的王浮所为。实则东汉明帝时就已有此说法，并且持此说的是佛家。

华夏自古就有“华夷”之辩，佛教初来中国，必然依附于黄老，于是，推广佛教的“老子化胡说”便顺势产生。

所以，佛教被纳入方仙道管理，“时人混老子佛陀为一人”，汉桓帝还将黄帝与老子、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将沙门与方士并称，魏晋之后两家皆可称为道士。

汉桓帝时，上层接受了佛家说，襄楷上书云：“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乃能成道。”

《后汉书》也有关于楚王刘英“老子、佛陀”尊为一神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期，“化胡说”的佛家之说，被道家采纳，内容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魏国郎中，史学家鱼豢《魏略·西戎传》：“《浮屠》所载……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

西晋惠帝时，才轮到道家的祭酒王浮《老子化胡经》的出场。

《化胡经》只有一卷，记述的也是老子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化胡人之事。后人陆续增广改编为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