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们崇信灵魂不灭，认为死后的生活与在世的生活并无大异。《荀子·礼论》有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体现了古人“事死如生”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思想观念得以使距今上千年的先人生活，如画卷般呈现在众人面前。

历史上，长沙国和南越国毗邻，长沙自春秋战国以来便受楚国统治，而南越则是秦朝时期将领赵佗创立的藩国，两者是楚汉与越民族政治、文化和贸易往来的桥梁。马王堆与南越国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皆反映着西汉初期达官显贵的精神、物质追求及艺术审美情趣。

马王堆与南越国出土的漆器在颜色运用上体现出浓烈的楚文化，他们均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的漆艺风格。楚漆器以红、黑为基本色调，如马王堆出土的漆器多以黑色为底，红色为衬，用灰绿、黄、褐、金等进行纹样点缀，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土的南越漆器亦以红、黑为主，辅以青、黄、金等色。

西汉时期以红、黑为主的色调，一方面是技术原因，黑色、红色的漆在当时易得到，故在漆器装饰方面多以红、黑为主;而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原因：红色是中华民族群崇拜的颜色，具有吉祥与富贵的寓意,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黑色被认为是代表天地本源的颜色，深沉博大、内敛含蓄，红黑搭配既庄重沉稳，又充满美好的期盼。

马王堆出土器物装饰纹样精巧柔美、妖娆多姿，装饰线条柔和、造型优美，收笔处多以圆弧曲线为主，富有神话色彩，体现出楚汉地浪漫情怀。装饰造型的构成多以重复、连续、对称、旋转此类规则形式为主，各基本结构单元不产生变形。

南越国出土器物的装饰纹样造型构成与马王堆装饰纹样构成类似，除了有重复、对称此类规则的构成手法外，亦具有不规则的构成手法。这种非规则性的造型在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中最常见，玉器造型以各种神兽造型图案的叠加或单个神兽造型构成。

除此之外，其漆木屏风的纹样及一些漆器装饰纹样的整体构成是通过各个单元简单、微妙的变形，进而形成新的单元，利用看似一样实则不同的单元组成整体，这种非规则性的构成形式给人一种节奏与韵律的动态美。与马王堆不同的是，南越国出土器物纹样线条尖锐，尤其在神兽的眼角、嘴角、爪尖处线条粗犷锐利，具有一种原始艺术中的威严、力量意识。

这与南越国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南越国存在时期较短，该地区原始部落民风彪悍，还未完全开化，因此南越整体呈现一种原始的古拙淳朴的民风民俗，为更好地显示统治者的政治愿望，其艺术表现相对来说也会更加具有威慑力。

长沙国人民长期受楚汉文化影响，楚汉的浪漫情怀深深流淌在血液中，其柔和生动的线条带着更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是愉快、乐观、积极和开朗的。

马王堆与南越国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装饰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其纹样图案根据内容可概括分为花草图案、云纹图案、动物图案、人物图案等四种。

工匠从花草、云纹、动物等原始自然形态中提取要素特点，摆脱纯自然的束缚又不失其本质特点，进行二次创作、美化，用归纳手法来获取自然形态，使其带有美好寓意的同时不失灵动、巧妙之感。

这些图案不仅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还具有祈福消灾驱邪避邪的作用，如云气纹有飞升成仙的韵味，花草类自然纹样体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热情，对自然的敬畏。

马王堆的动物图案多以龙、凤为主，还有虎、蟾蜍等动物造型，极具楚国色彩，画面各段上有蟾蜍、龙、鹤、羽人、怪兽等形象，生动饱满，体现了楚人的传统习俗，亦是古人愿死者死后灵魂不散的美好祈愿。

而南越的动物图案还有犀牛、蛇、蟠龙等南越特有的动物造型，它不仅体现了南越国百姓追求艺术的创新，还彰显了南越国特有的政治独立性。

南越王汉墓出土的漆木屏风，屏风顶由独具汉文化色彩的双面兽形饰和朱雀作装饰，底座是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集成一体的蟠龙托座，充分显示出越文化的特色，还有不同于他国的螭虎玉印，龙钮金印带有明显的割据独立性质，并且此金印以游龙为钮，很可能融入了当时百越地区越人以蛇为图腾的风俗文化。

马王堆出土的随葬器物主要有帛画、帛书、九百余支简牍、兵器、乐器、漆器、木俑、等共计三千余件随葬器物，其中漆器数量居多，且大部分保持完整，漆器纹样依旧精美绚丽，漆器木胎的制作继承先秦时代斫、雕、挖、凿制器方法，并加以改进，运用轮制成器的方法，还出现了在夹纻胎器上锥画花纹和镶嵌金银的新工艺。

南越国出土最丰富的南越王墓共出土文物达一千余件，其中铜、铁、陶、玉器数量居多，由于岭南地区气候潮，大部分漆器难以保存，只有极少数器物保存较为完整。研究发现南越的漆器艺术不仅仅单纯地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漆器制造技术，在此基础上还开创了属于南越自己的金色用法、在铜器上施漆画等新的漆器工艺。

与马王堆具有明显不同的是，南越王墓出土了木船模型及一些海外舶来品，如镂孔熏炉、原支大象牙、犀角模型、部分琥珀珠饰，以及乳香药物、圆形银盒和金花池饰等等，就连刻画象牙的材料亦被证实为外来之物，圆形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本土以往的风格不同，装饰材料不但有来自本土的玉、铜、陶等，还有外来材料的补充。

早在西汉岭南地区便与外域进行了往来，南越国的装饰艺术特征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外域文化渗入了南越国的手工业制造,并融入南越文化中，为中华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

器物承载的“道”和“礼”是无形的，但可以通过有形的器物来体现，两地出土的随葬器物均极为华丽、精致，奢华的色彩、巧妙的造型、精细的纹饰不但表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更是当时物质文化丰富、国力强盛、思想较少受到束缚的体现。

国立强盛使得当时整个社会氛围较轻松、愉悦，物质生活有保障，为艺术审美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时代环境。

从龙凤纹、云气纹、花草纹等图案的广泛应用与器物纹饰的设计因子中，不难发现汉人对器物纹样和色彩的象征作用的重视,他们将自己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对神灵的崇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器物的装饰图案上,希望能够达成心愿、获得幸福。尽管两者装饰艺术特征有所不同，但其艺术性的本质追求依旧是相同的。

这是古人“事死如生”“灵魂不灭”“以美娱神”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思想与神明崇拜一直延续并扎根在他们的心中，融入生活及艺术创作中，呈现一种出神秘、浪漫的艺术精神。

不论是南越王墓还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物都有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影子，尤以南越文物为突出。如南越王墓的凤鸟纹玉器、圆雕玉舞人、漆木屏风等，便是楚汉越文化融合的典范，而原支大象牙又是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融合的典型案例，南越王墓道中又有与楚墓中的“镇墓兽”相似的两个“偶人”，这也正是楚人丧葬礼仪的又一反映。

一切文化或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具有一定的政治路线，不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器物造型具有不同的寓意体现，如南越王墓出土器物因需满足南越王的政治愿望，故其线条纹饰亦有震慑人心的寓意；而马王堆汉墓出土器物在这方面的体现则更接近于富贵人家的日常生活，其器物造型则较为柔美、精巧。

马王堆与南越国同期的装饰艺术各有千秋，其装饰艺术特征上有共性，也有个性。这些共性体现了人们对早期社会呈现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的认同，而个性则体现了中华大地不同民族生活文化、民风民俗的复杂多样，更体现了古代人民将艺术、生活、政治融会贯通的智慧，这是既有民族性、地区性，又有时代性的艺术。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