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壹
前言
蔡老上月“走了”，去的太突然却也很平静。
“太突然”是因为从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我和他还经常碰面交流。
那时的他虽然已88岁高龄，可除了有点耳背，老人能吃能走、几乎每天下午都还独自坐地铁去八一公园“打卡”；
谈话聊事条理清晰，思维缜密，有时话题跑远，他总是无需提醒，就能自动扯回正题，没有高龄老人常见的讲话颠三倒四。
“很平静”是指他的离去相对属于“无疾而终”，
没有饱受浑身插管的“临终关怀”，
只是在家不吃不喝，静躺两天后，盍然逝去，倒也没有什么痛苦。
很平静当然还有另外一层的注解：
世事变迁，物是人非，他们曾经的风云过往早已被后人遗忘。
我和蔡松林相识也就是近几年，
年龄上他比我大一辈多，也由于他过往的那段身居高位的特殊经历，我时常尊称他“蔡老”。
可有一回，他略显正式地告诉我：
“小徐啊，你私下喊我什么都没有关系，但在人多的公众场合，最好不要叫我蔡老，
我们过去称能老的，要么是革命老前辈，要么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我这一无业游民，你这样称呼，我担不起，也会让别人听得不舒服的，最好就叫我老蔡”。
我理解他的用意和想法，但叫老蔡肯定是叫不出口的，于是尊他的意愿，在相对公开的场合改叫他“蔡老师”这一当下通用称呼。
严格来说，蔡松林不算是什么“大人物”，
但对于平凡普通，
甚至都没有机会展现人性丑陋的我来说，他的一生倒是跌宕起伏，写满传奇，
尤其是那段特殊的十年，他作为省革委会常委、省二轻局副局长，属于江西站在时代浪尖的风云人物之一，了解很多事件的背后真相，也近距离接触了很多历史大人物，
况且由于高龄的原因，加上又是老南昌，
他几乎经历了南昌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工农兵政商”在他身上都有鲜明的标签和印记，即有生命的长度，还有人生的广度。
幼年时，他有很多老南昌家庭类似，颠沛流离的抗战“逃反”经历；
五十年代中期，他已算是小有文化的师范毕业生，却从教师队伍中选择了参军入伍；
退役后原本在省民政厅已经“小荷露尖”，
得到老红军、厅长谢象晃的关注，可因为家庭原因，主动短暂下放；回来后又去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江西造纸厂；
改革开放时期的九十年代，在他出狱的几年后，赶上了“胆子要更大点”的风口，让他神奇般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但在98年的九江洪灾中，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新的世纪初，已过花甲之年的他
还远赴上海做“倒爷”，由于过去“行下的春风”——曾经帮了几名上海知青回城，结果“得到了秋雨”，在这几人的帮助下开始倒腾远洋轮船的货运指标........。
从左至右：蔡松林、东澄宇、作者老徐
我和蔡松林其实并无任何渊源，
但老徐素来喜欢“问东问西”，别人探店，我“探老”——收集老南昌民间历史素材。
由于对他大起大落，昙花几现的人生非常感兴趣，所以也就有了一些忘年的交往和访谈。
蔡松林早年爆得大名，缘于那场运动，
他一生跌宕起伏，有时运也有个性能力使然。
如果不是造化弄人，
时代把他推向波谲云诡的风口浪尖，
他大概率可当个工厂领导退休，可机缘宿命，他走出了一段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
PART贰
蔡松林很晚才知道，自己的老家竟是南昌县的望族，也即著名的三江口南街蔡家。
他原名蔡松龄，后改名为蔡松林，
家中的谱名是“蔡方柏”，与我国著名的建筑结构专家、中科院院士蔡方荫以及也曾经红极一时，省革委会常委、“大中红司”的蔡方根是同宗同辈。
蔡的祖父很早就从家乡出来，在南昌翠花街一带从学徒开始从事“打金子”行业，民国时曾任南昌市金银铜业公会第一屆执行委员。
祖父离家时，穷的叮当响，随身只带了一本家谱，也是因为这本家谱，蔡松林后来得以和家乡建立了联系。
抗战时期，蔡的祖父带领全家七口开始了老南昌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经历的“逃反”生涯。
可经过八年的敖煎，祖父因全家的生计，劳累过度而亡，一个弟弟也被饿死。
据蔡松林的回忆，抗战结束后，已读小学的他住在洗马池一带，亲眼看见一些老人家冲上去撕咬日本兵，被旁边的国军宪兵拦下。
蔡的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当时给人做保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蔡松林从南昌法院前小学毕业后就去读了吃住全免的高安师范，毕业后分在南昌县渡头乡的小学当老师。
1956年，蔡松林的人生经历了第一次转折。
当时因为福州军区征兵的干部住在他们学校，蔡经常与这群军人一起打篮球。
一来二去的熟络后，领队的军官很看好他，
于是在他们的鼓动下，蔡松林决定参军入伍，去了原福州军区31军的炮兵部队，参加过著名的“金门炮战”。
有师范毕业的文化背景，加上自身的综合素质，蔡松林原本在部队中应有一番作为的。
他也一直憧憬着走职业军人的道路，可后来扩散到部队的反右运动，中断了他的梦想。
他参军入伍后，正是因为文化优势，
很快就做了炮兵连的指挥班班长，他们那个连驻扎在一个小岛上，全连官兵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条件普遍困难，包括蔡自己家里有事时，也要靠战友接济帮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蔡松林当年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大家成立一个战友互肋会。
每个人每月捐赠一元钱，作为互肋基金。
谁家里有困难时，自我申请，经全班战友一致通过，报互助会同意，给予10元左右的困难补助。
他的这一互助活动事先得到了连长和党支部同意和批准，不仅解决了不少战友的燃眉之急，也加深了战友之间的感情和团结。
为此“发明者”蔡松林还多次得到营、团首长的表扬。
可在部队开展反右运动以后，这一互助行动却被人扣上“对党、对军队不满，是一种变相攻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右派言行”的帽子。
蔡的结局可想而知，原准备长期的军队生涯就此被迫中断。不过蔡松林在此时也显露出他性格中的倔强和胆大，他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不断向上据理力争。
幸运的是，部队各级领导中很多内心也知道蔡是被冤枉，于是对他的这段经历并未做出正式的组织处理，也未放进档案，并且还在他的退伍鉴定评价上写了不少好话。
于是蔡的人生又得以反转，
退伍分在了江西省民政厅。
为此蔡松林的父亲当年颇为自豪，
逢人便说：“哦屋里老大在省政府上班”。
PART叁
蔡松林在民政厅先是分在“肃反办公室”（也是在这里认识了后来的爱人刘黄鸣），
后来又去了民政厅接待室，这是当年负责接待全省优抚对象上访与问询的窗口单位，业务归属于民政厅的优抚处。
如果说蔡松林的综合素质
在部队基层连队优势明显，但在各方面人才济济且有很多老资格干部的省民政厅，他本没有什么显山露水的机会。
可有一次偶然的机遇，在省人委召开的会议上，本来作为民政厅一个小干事，列席会议的他，竟敢站起来公然“顶撞”省长邵式平，
并且最终还能得到邵省长的表扬。这让蔡松林在民政厅“一战成名，小荷露尖”。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五、六十年代，省人委每周四的下午，都有一个固定的省长接待日，由省长邵式平到民政厅的接待室亲自接待上访和反映困难的群众。
有段时间，邵式平发现每次接待的群众都是弋阳、横峰、贵溪的，并且都能打着和他有着转弯抹角，千丝万缕的关系旗号。
起初他对于能够见到到家乡以及周边的群众，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还觉得很欣慰，
可长期以往都是如此，邵式平同志自然心生疑虑，于是在那次蔡松林参加的会上，他对此事雷霆大怒，对下面开会的人痛批：“我是全省的省长，不是弋阳的省长，这是怎么回事，民政厅的人来了没有”。
邵式平同志当时脾气很大，
气场压得下面噤若寒蝉，与蔡松林同行的民政厅优抚处的处长赶紧低头，更是不敢吱声，但邵省长仍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
蔡松林回忆当时的情景依旧是历历在目，
他说我当时也是年轻，血气方刚，又觉得我们民政厅实在是冤枉，于是再也忍不住，就冲动地站起来说，“我是民政厅的”，
邵省长起初气呼呼地厉声问道：“你是民政厅做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当时感觉自己也豁出去了，就鼓起勇气继续说道：“我是民政厅接待室的干事蔡松林。
您刚刚说的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负责把接待群众的情况，汇总材料报送给办公厅，由他们再送给您，至于选择谁让您接待，那是办公厅的决定，和我们民政厅不相干.........”。
其实在我站起来对话期间，
省人委办公厅的领导不断示意我不要再讲了，坐在旁边带我参会的优抚处处长也悄悄拉我的衣角（意思是你少说两句）。
邵省长仔细一听，顿时就明白了，会场的气氛开始缓解........。
又让蔡松林万没想到的是：
会后，邵式平省长专门叫上与蔡松林同行的优抚处处长，对他说：
“你回去要跟你们厅长谢象晃说，刚才这个年轻人小蔡不错，敢在我面前讲真话”。
据蔡松林回忆，由于这件事，
他得到了老厅长谢象晃的关注和欣赏，有段时间还经常在厅里的大会小会上公开表扬他。
蔡松林这里倒是“一举成名”，但此时，他的未婚妻刘黄鸣却从“天堂跌到谷底”。
蔡是工农子弟，普通家庭出身，而他未婚妻家里却背景显赫。
刘黄鸣的父母均为革命烈士，
家里有三个姑姑全是抗战干部，
建国后，三个同为“王姓”的姑父又同在河南、北京、江西身居高位。
收养他未婚妻的三姑“刘抗”是江西省轻工厅的厅长，三姑父“王真”则是省委工交（工业交通）部的部长。
1959年，在中央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蒙冤被打成“反党集团”，此后不久，江西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王真则也“依葫芦画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江西分团”。（1962年，王真被平反，调到国家经委任局长）
王真被撤职查办后，下放到南昌钢铁厂。
刘黄呜的姑妈以及她本人也均受到牵连。
于是刘黄鸣从省里的民政厅下放到赣州兴国县崇贤公社（这其实也是老厅长谢象晃刻意地保护性安排，因为崇贤公社是谢厅长的老家——蔡松林语）。
蔡松林和刘黄鸣当时并未结婚，当时很多领导劝诫蔡与未婚妻划清界限。
可在朴素的良知下，蔡松林反而决定在那时举行婚礼，按蔡的说法，“在这个时候抛弃别人，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出这种事”。
他的这一毅然举动，颇有点类似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江德福”。
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此“顶风作案”，
自然谁也“保不了”他，蔡松林也为此被下放到清江县民政厅下属的“荣军疗养院”。
没曾想因祸得福，蔡松林回忆，
因为是去搞“一种三养”（种地种菜，养猪、养鸡、养鸭），经济困难时期，他还能有吃有喝，竟比在南昌的生活条件要好的多。
PART肆
蔡松林下放不久，一直比较欣赏他的老厅长谢象晃就想让他回民政厅机关。可因为种种原因，他谢辞了老领导的关怀。
其实说穿了还是“屋里有人”，在当年普通人调动工作极其困难的年代，他们还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选择。
1963年，在刘黄鸣三姑父王真的问题平反后不久，蔡松林两口子就调入省轻工厅下属的江西造纸厂。
蔡在厂里的供销科当副科长，妻子在厂办公室，掌管厂里的大印。
蔡松林夫妻能一块安置到当年待遇福利比较好的江西造纸厂，自然是得到他爱人三姑刘抗的蒙荫，时任省轻工业厅人事处的魏荣处长和造纸厂党委书记石其森、厂长衣国洪都是刘抗的老部下。蔡松林对此也毫不讳言。
他对这种平静的生活感觉很惬意。
过去工人阶级老大哥，大工厂的地位很高，
公务员体系远不及现在这样让人趋之若鹜，而对蔡松林来说，工厂比机关更安稳，况且两口子又可以在一起。
按照大多数当年国企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往后就是日子缓缓，按部就班地等退休终老、到时儿女顶替、几代同厂，其乐融融地在厂里的生活区含饴弄孙。
可平静安稳的日子过了不到半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据蔡松林回忆：
由于造纸厂是全省运动的重点试点单位。省委从九江地委和省轻工业厅，抽调了五百多个干部组成的“社教工作团”，浩浩荡荡进驻厂里。
当时，江西造纸厂是全国八大纸厂之一，
担负着供应从人民日报到江西日报等新闻单位的新闻纸生产任务。职责重要，需求量大，技术性强。
社教工作团一进驻后，立即接管了全厂党、政、生产、销售工作一切权力。将全厂200多位党、政、科技干部，全部“挂起来”，接受审查。
由于工作团都是外行，全厂生产供应很快就处于瘫痪停产状态。造成各大官媒新闻纸断供，纷纷告急。这样一来就惊动了顶层的新闻出版等领导机关，纷纷问责...........。
于是上至书记石其森、厂长衣国洪，下到很多普通干部都受到冲击，遭受许多不公正的对待.........。
蔡松林夫妻二人也受到莫须有的牽连。
后因中央下发了社教运动的【后十条】和【二十三条】后，这次整肃得以很快结束。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按照蔡松林的讲述和理解，
虽然这次四清运动在很短时间就结束了，但造成了厂里干部、工人队伍的分裂。
这为日后波及程度更广更深，持续时间更长的运动“种下了因果，埋下了祸根”。
PART伍
对于直接影响了蔡松林人生轨迹的那场运动，他自然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据蔡松林的回忆，运动初期，江西造纸厂因为过去一年多社教工作团的整肃，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谨言慎行，只谈生产，不论国事，大字报栏长期处在“开天窗”的状态。
六六年的七一前，市里、厂里一再动员，要求各单位各部门都要贴大字报，要敢于揭批，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迎接“七一”。
可大字报贴些什么内容，
他所在的供销科支部上下都没底。
于是思前想后，依据四清工作组给彼时主持工作的某位领导（属于“洗澡未下楼”）的组织结论意见书，批评了诸如公车私用，原材料进出贪腐质疑，还用大字报标语喊出“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口号。
可大字报一贴出，他们就后悔了。
其它部门无非抄写些外面主流的标语口号，
并没有联系实际，更不敢向自己单位的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
对比之下，他们大字报内容虽然立刻轰动全厂，但却显得格外刺眼和“大逆不道”。
厂里于是立刻组织“反扑”，
为此蔡松林和科里另外二人很快就被打成江西造纸厂的“三家村”，每天挂上十多斤的夹纸板，游厂批斗示众，还被关押“牛棚”一个多月。
多年以后，蔡还颇为感慨，
他当时被批还可谓“枪打出头鸟，祸从口出”，
而悲催的是他科里的那个同事，只是因为毛笔字写得好，蔡和另外一人就鼓动他来抄誊大字报，结果也无端受牵连。
直到那年八月份，
【十六条】公布后，他们才得以解脱。
受此屈辱，素来性格胆大，倔犟要强的蔡松林，从此走向了导致他最终身陷囹圄的道路。
经过几经斗争和联合，蔡松林所领导的江西造纸厂【破阻力兵团】诞生，并在1967年2月初夺取了厂里的党、政大权。
短短半年，在那段波谲云诡的时代，
他从一名阶下囚却阴差阳错一跃成为江西造纸厂的“总勤务员”，继而在1968年当选为省革委会常委，排名在“三结合”的群众代表中，仅次于洪都工人诗人万里浪。
时代的聚光灯
毫无征兆地照向了只有30岁的他。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让蔡松林记忆深刻。
那是1967年底，蔡松林作为省革委会筹备组的成员进京，受到总理和康生的接见。
当名单介绍到他时，康生竟抬眼扫了下蔡松林，突然问了一句让人摸不着用意的话：“你是干部嘛，不是工人啊！”。
蔡松林一听，非常紧张，
他当时是22级的副科级干部，虽然行政级别几乎最低，但也是干部身份，不是工人，
而当时已内定蔡作为工人群众代表进入省革委会常委。所以回答康生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问题是很容易掉进坑里的。
此时的蔡松林已不再是民政厅那个冲动无畏的“小蔡”，他深晓在这种场合，面对“康老”的质疑，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哪句话回答的不好，就可能带来无妄之灾。
于是他只好硬着头皮保持缄默。
幸好此时总理或许是不希望这种例行的接见时间拖得太久，就拦下了这个话题，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也算群众组织代表嘛！”，于是康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接见后，感觉逃过一劫的蔡松林，仍心有余悸，于是来到“程政委”的房间，
坦陈自己这个常委还未被正式任命，就被康生盯上了，今后还怎么干？他想辞掉这个常委职位，一心一意回到自己厂里去。
蔡松林回忆，程世清听后非常生气地说：
“这都是中央定下来的事，你说不想干就不干！.........”。
蔡松林向我描述这件往事时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可时隔五十多年后，
我似乎还能从他的话语和神情中感觉到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几丝寒气。
都说来日方长，
可再回首，斯人已逝。
谨以此文，依据蔡松林老生前的口述，
记录下他人生的点滴和片段，留予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