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5点多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从睡梦中惊醒。他急忙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杨正泉

这一年，杨正泉36岁。他是山东肥城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之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并一步步成为副台长。

工作经验丰富的杨正泉放下话筒后，心不禁怦怦直跳。他从对方的声音语气里感觉到，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那一年，突然发生的大事很多：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可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怀着忐忑的心情，杨正泉立即赶往局长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局长邓岗不在，几位副局长坐着，纷纷低着头一言不发……

见到这样的情景后，杨正泉不禁怔住了，他扫视过每个人的脸，却依然无从得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终于，一位副局长抬起了头，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告诉他：“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说到这里，这位副局长说不下去了，发出了阵阵啜泣声。

“啊！”听到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杨正泉全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呆呆地站在原地，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与此同时，他开始回想起一幕幕往事，毛主席这几年明显衰老了：1972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他起坐都需要有人搀扶；后来，又进行了内部传达，说毛主席以后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这段日子以来，杨正泉脑海里不断浮现这些不祥之兆，但他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没想到，这一天竟然真的到来了……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又开了口，“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

杨正泉很快得知，邓岗局长之所以不在这里，是因为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的报道工作，要等他回来后再布置安排。

等杨正泉走出局长办公室后，立即陷入思考：这么重大的事情，台里很多工作要做，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台长杨祚铭患病在家休息，台里只有杨正泉和另一位副台长张冬兴主持工作。

思前想后，杨正泉决定将此事告知张冬兴，打电话把对方叫了过来。两人经过商议，向杨祚铭报告了此事，请其来主持工作。这期间，他们看到了中央发出的相关通知，得知毛主席是因为心脏病医治无效，在9月9日0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杨祚铭来了后，三人关起门来制订报道的准备工作。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电台的工作千头万绪，并不是播音员念念稿子那么简单。当然，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许多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流程，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相关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

然而，这一次是毛主席逝世，意义自然更为重大，需要用最高规格。可由于没有先例，三人只能参照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安排。

毛泽东

就在他们进行紧张筹划之时，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开完会回来了。他告诉杨正泉等人，中央已决定当天下午6点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当中央电台方面将拟定好的播出方案向邓岗进行汇报后，他表示了同意。

出于保密的需要，直到当天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人们得知这一噩耗后，都感到极其震惊，有的人不禁泣不成声……

作好相关布置工作后，身为播出总指挥的杨正泉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做到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其次，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将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进行清理、封存，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也一律封存，这次使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第三，为保证工作正常运行，临时成立录制组和节目审查组，各自负责相关工作。

很快，众人纷纷分头进行准备，早已没了吃午饭的心思。不久，大家又接到中央的通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播出时间由原本的下午6点提前到4点。不仅如此，中央已经将这一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毛泽东

由于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众人便进一步加快了工作速度，并最终如期做好了一切工作。当天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耿绍光（夏青）用低沉肃穆的声音播报道：“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后，全国民众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人们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自己的心声。

不仅如此，国际社会也对毛主席的离世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中央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知名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也接连发表讲话、发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按照计划，《告各族人民书》将进行多次播放。这期间，全国无数听众一直守候在收音机旁，听了一遍又一遍。

毛泽东和朱德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告各族人民书》播放到第三遍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只听哀乐播完后，出现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播报声……

这个时候，中央电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木然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惊恐的同时不知所措……

作为播出的总指挥，杨正泉率先清醒过来。他意识到现在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正常的秩序，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再继续出差错。于是，杨正泉这样说道：“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

看到众人重新投入工作后，杨正泉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邓岗局长进行汇报。很快，张冬兴副台长和台里其他人都跑来了这里，他们急切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

与此同时，台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许多来自天南海北的听众纷纷对刚才的差错进行询问、质问、抗议和谴责，并强烈要求追查事故责任者。

而这一边，当杨正泉安排完工作后，赶紧前往邓岗那里进行汇报和做检讨。可当时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对他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

于是，杨正泉之后向杨祚铭台长就此事进行了汇报。当天晚上，邓岗召开了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谈到这一事故时，邓岗在办公室里踱起了步，提高声音说道：“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

杨正泉当场表示：“责任由我来负。”邓岗又说，公安部门已经来人进行过调查，看是否有坏人破坏。听了这话，杨正泉的压力更大了……

当晚11点多，杨正泉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第二天上午，他又向中央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组织给予处分。这之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里写了检查报告，局里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

与此同时，中央电台所处的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将此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其严厉的处分。

当杨正泉作出深刻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应该不是有意的，让他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可也有人对他十分不满意，要求立即作出严肃处理。

作为当事人，杨正泉对这些声音都很理解，并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他知道中央电台过去出现差错，都需要层层检查层层处理，更何况此次如此重大的事故……

毛泽东

9月9日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杨正泉接到了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0多个电话，其中大部分是询问当时的广播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认为是地方台错转了“敌台”，也有人认为是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才造成这一失误，还有人认为这是有敌人进行破坏，要求彻底追查。

随后的几天里，继续有电话、电报涌向杨正泉。这里面不仅有普通民众，还包括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除此之外，一些流言也开始流传。有在外地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同事给台里打去电话，询问道：“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直到听到他本人的声音后，才放下心来。

那段时间里，杨正泉出于内疚和各种压力，几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幸好，最终组织上没有对他进行处分，杨正泉之后继续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

那么，这一重大播出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多年之后，杨正泉详细回忆了这件事，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原来，9月9日当天，当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给中央广播事业局打去电话，指示道：“哀乐太长了，要缩短一些。”不仅如此，他还要求马上就改。

此时，台里的工作人员正忙着《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的录音制作工作，而第三遍《告各族人民书》又即将开始播出，想改哀乐已经来不及了……

为了应对这一突发情况，工作人员只好从之前用过的哀乐里拿了一盘。巧的是，那正是周恩来逝世时用过的。

毛泽东

不仅如此，这盘录音带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本来，哀乐应该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可之前负责录音的人员为了省事，将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录在了哀乐后面。不仅如此，这盘录音带原本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可之前每次审听时都只听到哀乐放完为止，没有听到后面的“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处，为后来这一事故的发生造成了隐患。

“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杨正泉痛心疾首地回忆道，“这一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许多引人深思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