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日这天，正随同上海代表团在北京参加会议的潘汉年，突然找到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向对方报告了自己一些历史问题，并对自己一些行为作出了检讨。

陈毅（中）和潘汉年（右）

当陈毅听完潘汉年的交代后，不禁感到事情非同小可。很快，他将这些情况写成材料，在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处……

这一年，潘汉年49岁，正担任上海副市长。当时的他之所以会主动交代这些事情，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

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1925年前往上海，任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同年11月，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投身革命事业。

同为投身革命事业，有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有人用文字宣传革命思想，潘汉年便属于后者。1926年底，他在郭沫若的邀请下前往南昌，进行《革命军日报》的编辑工作。后来，这位文笔不错的革命者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0年，中共中央下令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与思想斗争，由潘汉年出任左联主席团团书记。他积极参加左翼作家的活动，发行了多个刊物批评当局，提倡共产革命。

与此同时，潘汉年开始参加情报工作。1935年8月，他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苏联货轮于第二年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同年，潘汉年在共产国际学习了新编密码的相关知识方法。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他将其完全掌握。到了1936年8月，潘汉年几经辗转，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陕北保安。在那里，他向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汇报了自己之前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双方合作抗日的谈判情况。

两个月后的10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西北军事形势上十分有利，这次谈判一直没有取得进展。

就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很快，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同南京方面接洽协调。他积极与宋美龄、宋子文等联系沟通，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汉年不久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上海沦陷后，他又撤往香港，在那里与廖承志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与此同时，潘汉年继续从事着情报工作。1939年秋天，汪精卫政权特工机构头目李士群，通过秘密途径向中共方面表示了建立联系的想法。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后，派人前往李士群家里建立联络。

到了1941年12月，当日本对英美等国宣战后，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来获取对方有价值的情报。后来，双方继续保持着接触。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1943年4月，为了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的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潘汉年前往上海进行情报工作。到了那里后，潘汉年很快找到李士群手下胡均鹤，请求与这位汪伪特务头子见面。

当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前往南京李士群的家中后，得知对方外出，正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汪公馆……

于是，胡均鹤又带着潘汉年前往汪公馆。在那里，他不仅见到了李士群，还在对方的安排下与汪精卫进行了会面。

据资料描述，在这场神秘的会面中，汪精卫向潘汉年表示，希望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而对于此事，潘汉年当场予以了断然拒绝，可谓既有礼有节，又针锋相对，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信念的原则立场。

汪精卫

这之后，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返回上海。在那里，他和李士群又见了两次面，并以商人胡越明的身份，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

同年4月初，潘汉年返回了淮南根据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当他向饶漱石汇报自己之前的工作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刺探到的日伪军暂时不会大规模“扫荡”的情况，并没有提及自己会见过汪精卫一事……

而另一边，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一事被国民党情报人员知悉。很快，有关传闻四起，对共产党的形象打击很大。

听到传闻后，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进行核查，他依然没有交代。到了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了解其工作情况。这一次，潘汉年再次选择了隐瞒此事。

得到潘汉年的亲口否认后，毛泽东相信这些传闻都是子虚乌有，并给饶漱石发去电报，里面有这样的内容：“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

毛泽东

在此之前的1943年9月，李士群由于误食了半只有毒的牛肉饼，在自己苏州的家里暴毙。于是，他和潘汉年的情报战就此结束。随着汪精卫1944年11月离世，那场神秘会面里的当事人又少了一个。

后来的潘汉年在1945年4月参加完中共七大后，留在延安进入中央社会部工作。第二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前往香港并参与组织了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从上海转往香港，再从香港转移到中共解放区的行动。

不仅如此，那段时间里，潘汉年还参与策动了国民党当局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两系统进行投降，并参与组织了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港机构和人员的投降行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潘汉年

就在潘汉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之际，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国内酝酿。这场风暴的主角有两个人——有“东北王”之称的高岗，和潘汉年的老上级饶漱石。

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第二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两人由于个人野心和权力欲膨胀，开始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权力的活动，高岗还公开向党要权要官。

当毛主席发觉此事后，于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到了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次会议，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进行了出席。除他之外，上海代表团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以市长陈毅为团长。

当潘汉年看到印发的关于饶漱石及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后，意识到这两人的问题已经和自己联系上了，因为他就是上海公安、政法工作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

不仅如此，在大约半年前，当年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见证人之一，也是此时唯一在世的见证人胡均鹤已经被逮捕。

抗战胜利后，为汪精卫政权做事的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了十年徒刑。到了1949年初，他和许多其他服刑犯一起被放了出来。

胡均鹤

重获自由后，胡均鹤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通过老相识潘汉年加入共产党的队伍。终于，他托人联络上了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对方要他前往丹阳去找饶漱石和扬帆。

于是，1949年4月，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加入了他们。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平常身着军装时常露脸。此时的他，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并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上海当地中统和军统人员的名单。不仅如此，胡均鹤还先后提供了一千多条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四百多名对方潜伏下来的特务，破获了对方上百部电台。

然而，由于胡均鹤特殊的经历，对于如何使用他这样的人物，党内一直存在着分歧。到了1951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被停了职。而胡均鹤本人也被免去情报委员会主任职务，脱下了军装。

当胡均鹤悻悻地回到家后，对妻子赵尚芸感慨道：“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则依然心存希望：“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几年后的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北京向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想到的是，当胡均鹤抵达北京后，立即被扣押了起来……

对这些事情，潘汉年自然是知晓的。自从胡均鹤被抓后，他一直为此忧心忡忡郁郁寡欢。如今，看到饶漱石和扬帆纷纷被组织上处理，潘汉年明白自己也已牵涉其中。

1955年4月1日这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没交代过的历史问题。考虑到入狱的胡均鹤很有可能向有关方面交代自己当年同汪精卫会面的事，心理压力很大的潘汉年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自己将此事和盘托出。

潘汉年和妻子董慧

于是，第二天4月2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进行面谈，向对方坦白了自己1943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的始末，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检讨。

陈毅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便将其写成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处。毛主席看完材料后大为震怒，他没有想到，潘汉年竟然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隐瞒了这么多年，直到现在才因为形势被迫交代……

“此人从此不可信用，立加逮捕！”毛主席作出了这样的批示。于是，在上海代表团不知情的情况下，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前往北京饭店将潘汉年秘密逮捕。

虽然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组织好材料，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进行了报告，认为潘汉年不属于内奸，但他依然接受了长时间的审查。

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道：“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就这样，潘汉年在被关押七年后，于1962年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审讯，并于次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十几年后的1976年1月，他又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党籍。

1979年，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的陈云开始联系当年的当事人，为证明潘汉年的清白组织材料。经过相关复查调查后，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红头文件，为潘汉年公开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