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晚上，山东省公安厅干部科科长突然找人前来谈话，对方是一位名叫高振普的年轻办事员，时年18岁。

高振普

高振普出生于山东济宁，1954年从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省公安厅。干部科科长之所以找他来，是因为当时中央警卫局来这里调干部前往北京工作。原本，省公安厅推荐的五名人选里并没有高振普，但由于其中一人政审不合格，遭到中央警卫局否定，才让小高进行顶替。

当干部科科长将调往北京做卫士的事告知高振普，并表示已经给他开好介绍信后，这位青年并不清楚卫士具体是做什么，但老实的他没敢问。

就这样，高振普在次日一早乘坐火车前往北京。来到首都后的第二天，他便和其他人一起，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岗前培训。

当培训结束后，高振普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局做服务员。对这份工作，他一开始有些想不通，觉得自己这么远来北京怎么就做这个。后来，得知自己是在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服务，为重大会议和活动进行保障后，高振普便转变了思想，感到自己的工作很光荣，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好。

彼时，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建成，毛主席会见外宾、宴请外国元首都是在中南海。不仅如此，中央很多会议也在中南海许多地方召开。因此，对高振普等服务人员的培训十分严格。

就这样，高振普尽心尽力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几年后的1961年5月，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机遇。

这一天，警卫局领导找高振普谈话，说周总理那里要他去工作，让他先去试一试，如果可以就正式调过去。

周恩来

听了这话，高振普是既激动又紧张。这几年的工作里，他与周总理有过接触，对这位敬爱的领导人十分钦慕，如今有机会能为他工作，自然是天大的好事。然而，早在高振普五年前刚来警卫局进行培训时，他便被老同志告知：周总理办什么事都很严肃认真，在他面前不能出一点差错；不仅如此，你的一举一动，总理都能看透你的心思。

在这种喜悦里带有忐忑的心情下，高振普前往警卫处进行培训，来学习掌握警卫知识。两个月后，他正式被调到周恩来身边。

刚去到那里，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找这位初来乍到的新警卫谈话。邓大姐语重心长地说道：“总理的两个警卫员，一位送农村去锻炼了，一位最近检查身体时查出了毛病，暂不能工作，所以身边很需要人。这些情况成元功（周恩来卫士长）都向你讲了吧？总理很忙，需要你们在生活上多帮他。”

高振普当即向邓颖超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工作，多多向成元功同志请教，尽快熟悉工作环境。邓大姐勉励他道：“只要用心，很快就会熟悉的。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总理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你来这里工作也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我身体不好，也在工作，咱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经过这番谈话，高振普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一下放松了许多。邓大姐如此亲切随和平等待人，让这位年轻人如沐春风。

很快，高振普就切身体会到周恩来夫妇的平易近人。他们都不准许身边的工作人员称呼自己“首长”，有人初次见到总理这样称呼他时，总理马上纠正道：“这里没有首长”。不仅如此，当周恩来在院子里散步时，见到哨兵对自己敬礼时，当场说道：“我经常在院子里散步，见到我就不要敬礼了，咱们都是同志嘛。”

周恩来和邓颖超

而对于自己交办的事，周总理不准许冠以“指示”二字。这背后有深远的道理：“指示”是命令，命令是必须执行的；总理之所以不把自己说的话当作“指示”，是因为他想让办事的人有所思考，不要成为冰冷的机器。

就在高振普在西花厅工作了几个月后，1961年11月的一天，周总理前往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准备上车时，他转身对高振普说：“在中南海开会，你不要跟去了，在家学习吧。”

留在西花厅的高振普，想到当时中央有要求，开会时不招待茶水，想喝茶需要自费，便马上给会场工作人员打去电话，请对方给周总理准备一杯茶水，茶钱以后再付。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总理的关心。

等周恩来开完会回来，在他吃饭时，将高振普叫了过去，问他：“今天开会我喝的茶是哪里的？”

“是我叫服务员给你的”，高振普回答道。“钱给了吗？”周总理又问道。“已叫服务员记账了，下次一块给”，这位卫士说道。

周恩来一边继续吃着饭，一边对高振普说：“现在已经规定，中央开会不招待茶，今天的茶可以不给我要，我一次不喝茶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会场也没卖茶。”

对周总理这番话，此时来西花厅工作不算太久的高振普一时没有领会意思，便解释起自己的心意：“您昨晚睡得那么少，喝点茶，可以提提精神。”

可让高振普没想到的是，自己这几句话却让周总理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在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很艰苦，我少喝一杯茶又算什么？”

直到这时，高振普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想到，一杯茶水会让总理如此看重。就在小高有些不知所措之际，一旁的邓颖超向丈夫解释道：“小高来咱家不久，对你的情况还没完全了解，不要批评吧。”

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这时缓和了语气，语重心长地说：“就是因为他刚来，我要告诉他，并不是批评他，是提醒他注意。”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又对高振普说：“我给你们规定几条，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在我这里工作，为我办事，要先征得我的同意；要把你们和我联系起来；要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要和政治联系起来；要和全国人民联系起来；要时刻想到六亿人民。”

高振普马上向周总理表示，自己会把他的话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今后一定注意。就这样，小高将总理这番话报告给了成元功，这位卫士长很快组织众人座谈，并制定了开会和离京外出都自带茶叶等具体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振普发现周总理不仅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身居总理高位的周恩来，在饮食方面十分节俭。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并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从原来的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颖超则由25斤减至13斤。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那三年里，他从没有吃过自己喜欢吃的蹄髈，每月的粮食也没有超过定量。

而在穿的方面，周总理一样决不允许奢侈浪费。高振普刚到西花厅时，发现总理的皮鞋已经换了前掌，鞋面也十分陈旧，便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什么时候买的，怎么这么旧了还不换新的。成元功告诉他，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已经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可总理一直不让做新的。

不仅是皮鞋，周总理的袜子也都是穿了好多年，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工作人员补一下，补好后几乎看不出来。他穿上觉得还不错，就更不同意给自己买新袜子了。

就在高振普前往西花厅工作的那一年，周恩来从上海手表厂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时间一长，手表不仅出现老化，走时变得不太准，原有的夜光也不亮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

看到这一情况，周总理的另一位卫士张树迎和高振普商量，等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于是，1972年当周恩来去上海时，这两位警卫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便请上海方面有关同志帮忙挑选了一块。

等这事办好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决定等周总理开完会后再向他报告。可没想到的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开口，周恩来就把两人叫去，询问手表的事。在张树迎说明了事情经过后，总理虽然没有发火，但还是批评他们为什么没有事先问自己一下。就这样，在他的要求下，这块表又被退了回去。

在这些优良品质之外，周总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主场作战的中国队成绩优异，获得男女单打双料冠军，在国际乒坛一鸣惊人。

这届赛事结束后，周恩来热情地接见了运动员代表和国家体委有关负责人。为了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以及对他关心支持体育事业的感谢，有关方面将赛事使用的一张乒乓球台送给了这位国家领导人。

面对这一满怀心意的礼物，周恩来表示自己心领了，但乒乓球台不能收下。后来，体委有关人员请总理办公室人员去做工作，说明这球台不只是给总理一个人的，而是送给办公室所有同志打球用的。周总理这才接受了这份礼物，并把它摆放在自己办公室隔离的房间里。

从此，周恩来打乒乓球就很方便了。有时候工作时间长了，他就打会儿球休息放松一下；有时晚上工作困了，就打一会儿提振一下精神。

周恩来打乒乓球

那些年里，周总理的秘书、警卫和医务人员都曾陪他打过球。由于周恩来早年右臂受过伤不方便，大家便主动适应这一情况，经常把球送到他的正手位，便于其进行抽球、吊球、扣杀等操作。

随着高振普陪周总理打球次数的增多，他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总理锻炼的打法。当总理精神很好的时候，这位卫士除了各种喂球外，还会不时来一个“硬球”；当总理工作中间进行休息时，高振普除了往他正手位喂球外，有时也往中间送，让总理稍稍挪动脚步，但角度一定不能过大，防止他不小心摔倒；而如果是在晚上打球，就需要把球送到总理最舒服的位置，让他不用移动就能比较轻松地回球。有了高振普这些良苦用心，周恩来在打球时很好地放松了精神，达到了放松休息的目的。

就在高振普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十年后，1972年5月，在一次化验中，发现这位万人敬仰的国家领导人身体出现了异样。谁能想到，这时候的总理由于常年操劳，已经罹患了凶险的癌症。

即使疾病缠身，周恩来依然顽强坚持工作，直到两年后的1974年6月1日才住院治疗。虽然医务人员竭尽全力，但无情的病魔还是不停吞噬着他的身体。

1976年1月8日这一天，当张树迎向高振普交班后，这位跟随周总理十余年的卫士像往常一样，守在他的病床前。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们

谁能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病房的电铃突然响了。大家纷纷跑来这里，只见监护器上的心跳数字持续下跌……

在医生们实施了一系列抢救方案后，周恩来于当天上午离开了这个世界，令无数国人深感悲痛。高振普等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敢相信这位敬爱的领导人就这么走了，病房里一片哭喊声……

几天后的1月12日，邓颖超将张树迎和高振普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们中央已经批准，由你们执行撒周恩来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邓大姐这样嘱咐道。

就这样，1月15日晚，这两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警卫接过骨灰，将其先后撒向了四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