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观察富裕群体的行为，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那些热衷于炫耀自己财富的往往是刚刚富起来的所谓“新钱”，而那些已经富了很久的“老钱”往往十分低调。
心理学上的补偿机制决定了人往往越缺什么，就越要炫耀什么，刚刚获得大量财富的新富群体才从匮乏阶段走过来，贫穷的生活并未走远，为了证明自己已经与贫穷挥手告别了，他们恨不得让全世界都自己有钱了。
而对于那些已经富裕很久的“老钱”们来说，贫穷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词汇了，贫穷的记忆已经模糊，富裕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通过炫富来找补以往贫穷带来的伤害。
人越缺什么，就越要炫耀什么，这是人性的通病，很少有人能够免俗。
太平真君十一年，北魏朝堂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案，司徒崔浩因在修史过程中“暴扬国恶”，而被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族，崔浩所在的清河崔氏，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因此倒了大霉，因此案被杀的高门大族子弟达千余人。
“国史之狱”是一个理解北魏历史的极佳案例，透过它可以清晰地看到北魏一朝社会矛盾的主线，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全面剖析这起北魏第一大案。
让一个修史工作演变为血流成河的惨案的最表层原因是人性中的那个臭毛病：越缺什么就越要炫什么。
从“国史之狱”中涉及到的一个个顶级贵族和所谓世家大族的表现，我们悲哀地发现，人性的这个弱点是不分阶级的，因为缺乏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有很多方面，富裕之人同样可以在其他方面匮乏，而一旦这种匮乏得到补偿，人性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这一点，高低贵贱，莫不如此。
二元帝国北魏是由拓跋鲜卑部入主中原建立的包含着游牧和农耕两种模式的帝国。
帝国中央的核心统治集团是随道武帝拓跋珪起兵的“代人集团”。
“代人集团”的核心成员是当初随道武帝拓跋珪起事的游牧部落首领，北魏建国之初，是妥妥的游牧民族部落联盟模式，各部落首领权力极大，作为魏王的拓跋珪不过是这一部落联盟的首领，对这些游牧部落的首领约束力极为有限。
皇始三年（398年），拓跋珪携击败后燕称雄华北之威继皇帝位，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拓跋珪积极推动“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国策，将原本自成体系的各部落首领变成国家官员。
但动人利益如杀人父母，如果拓跋珪不拿出足够的利益进行交换，那些手握重兵的部落首领又岂会乖乖接受从“创业者”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
为了安抚各交出兵权的部落首领，拓跋珪给出两个交换条件：其一是这些部落首领都将分到大量土地，从而成为土地贵族，其二则是这些部落首领，以及其家族成员可以拥有进入核心权力圈的优先入场券，北魏初年，朝廷中央的核心岗位绝大多数由这些交出兵权的部落首领担任。
这次交易是“代人集团”建立的核心条件。
北魏初年，帝国内部的第一等级的贵族，一定是由鲜卑军事贵族组成的“代人集团”。
但随着北魏帝国入主中原，农耕区的汉人成为了其主要统治对象，而想要在中原农耕区建立有效统治，就得去联合一个群体：世家大族。
这些汉人大家族通常以诗书传家，历经百年而不衰，凭借对文化资源的垄断，成为了地方上的实力派，谁要想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统治，都得寻求和他们之间的联合。
垄断了文化资源，在地方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汉人世家大族，是北魏朝堂的第二等贵族。
鲜卑部落首领组成的武人贵族，和汉人世家大族组成的文化贵族之间有合作，但也有竞争，很多时候，二者的竞争关系要压倒合作关系，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贯穿整个北魏王朝的核心问题：胡汉矛盾，从国史之狱，到孝文帝汉化改革，甚至那场导致北魏崩塌的六镇之乱，其背后都是胡汉矛盾这一核心问题的具体体现。
汉人世族进入北魏中央的权力系统的过程比较曲折，道武帝拓跋珪在击败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政权后，开始吸纳部分曾服务于后燕的汉人世家子弟，但此时的汉人世家子弟的身份更多是道武帝拓跋珪的幕僚。
随着北魏完成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转变，“文治”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被吸纳进来的汉人世家子弟也在增多，且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在事实上增大了。
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事实上”三个字，因为汉人世家子弟的权力膨胀并不是直接的，他是伴随着北魏王朝皇权的扩张而扩张的。
汉人世家子弟的权力是依附于皇权的，或者说是皇权的延续，北魏帝国的皇帝不断进行集权，而依附于皇权的汉人官员权力也一并扩大。
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了，我们在历史上经常会说哪一个群体的权力是皇权的延续来着？没错，就是宦官。
这些自诩出身高贵，饱读诗书的世族子弟们，在北魏初期的生态位类似于太监，这很尴尬，但这就是事实。
由于权力不稳，宦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喜欢“专权”的一个群体，一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会咄咄逼人，不惜把事情做绝，这一点，北魏初年的世族子弟也有类似表现。
权力毒药现在，该隆重介绍一下，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的主角司徒崔浩了。
崔浩，出身顶级名门清河崔氏，其父崔宏，原仕后燕，后为道武帝拓跋珪所征辟，任黄门侍郎，草创北魏典章，后改任吏部尚书，参与制定朝廷官职、礼仪、刑律等，深受道武帝拓跋珪信任。
崔浩站在父亲的肩膀上，于道武帝时入仕，历任明元帝时期，在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深得重用。
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之初，北魏王朝仍面临着北边的柔然，西边的大夏，南边的刘宋等多个方向的威胁，太武帝本人多次御驾亲征，崔浩时常跟随太武帝身边为其出谋划策，深度参与了灭夏国和北伐柔然的决策。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崔浩的建议往往与鲜卑军事贵族集团相左，但却颇合太武帝拓跋焘心意，因此更受太武帝信任。
随着北方被彻底平定，北魏帝国的文治需求扩大，武功需求缩小，作为当时北魏朝堂上汉人世族之首，崔浩的权势毫无疑问地扩大了。
权力这东西能非常高效地异化一个人，崔浩刚刚进入朝堂时，应该是对自己生态位有一个清晰认知的，但随着太武帝对他的宠信日盛，他的一些行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
崔浩笃信道教，但当时北魏境内佛教徒甚多，崔浩向太武帝列举佛教的危害，让太武帝拓跋焘下定决心灭佛。
佛教势力过强，国家层面出手加以限制这本身没错，但拓跋焘将对佛教的打压上升到“灭佛”的程度，这其中有崔浩很大的“功劳”。
当时佛教在北魏很有影响力，甚至众多位高权重者，尤其是鲜卑贵族都笃信佛教，崔浩等汉人世族的得势，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作为帝国元老的鲜卑贵族的不满，如今崔浩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又跟他们过不去，在鲜卑贵族的视角下，这是欺人太甚。
哦，对了，是不是感觉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很奇怪，叫“太平真君”，这也是拜崔浩所赐，他不断向太武帝推销道教的好处，甚至让太武帝连年号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崔浩在手握大权后，还准备干另外一件“大事”，他要去修订姓氏录，力求以门第高低区分各姓氏贵贱，这意图可太明显了，就是要从文化领域入手，让汉人世族子弟压鲜卑贵族一头。
这种贴脸输出的方式可是太招人恨了，此时说鲜卑贵族们对于崔浩恨之入骨都不为过。
在不断以行为艺术般的方式侮辱鲜卑贵族后，崔浩又将作死的程度升级了。
太武帝一朝，柔然频繁犯边，太武帝拓跋焘时常要率军亲征，拓跋焘征战时，由太子拓跋晃来监国，拓跋焘认为崔浩有谋略，于是让崔浩辅佐太子处理朝中日常事务。
你崔浩虽然得皇帝本人信任，但你辅佐的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这朝堂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是非常清晰的，但此时的崔浩就是分不清大小王了。
当时崔浩推荐数十名汉人世族子弟担任冀、定、相、幽、并五州的重要岗位，这些人被空降后将直接就掌握了地方的核心权力。
太子拓跋晃认为这样不合理，向崔浩提出：当地已经有候补多年的官员，这些官员在已经在当地工作多年，是不是应该由这些人担任要职，崔浩推荐的这些则去填补原本候补官员升迁后空出来的职务。
但崔浩却一意孤行，一定要把自己推荐的官员们直接放在重要岗位上。
崔浩此举，打脸的可是太子，是帝国的储君，连同为汉人世家大族的高允（渤海高氏）都看不下去了，他对身边人表示：崔司徒如此肆意妄为，恐怕整个家族都要受牵连。
能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赏识，崔浩应该是个聪明人，在进入朝堂之初，他也应该是知道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的，那么晚年的崔浩，为何愚蠢到要去打太子的脸呢？
还记得文章开头的讲的那个定律吗？人长期缺乏什么，在得到它之后就要加倍炫耀，这不仅仅局限于钱，很多东西都是如此。
崔浩，这个高门出身的世族子弟，要钱有钱，要名望有名望，他缺什么？或者说以他为首的世族子弟缺什么？
答案是缺权力，北魏开国以来，核心权力一直被鲜卑贵族们牢牢把控着，崔浩等人空有名望学识，但在权力场上相较于鲜卑贵族却始终是弱势群体。
崔浩靠着太武帝的支持，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他以往缺少权力，所以他在获得权力后，一定要去想方设法去展示自己的权力，这是人性的弱点在崔浩这一世家子弟身上的体现，这一刻，崔浩这个要全方位无死角地向世人展示自己权力高门贵子，与当今社会那些以各种夸张方式炫富的暴发户们并无本质区别。
逆鳞在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主持编写国史。
修订国史是一项重要工程，在崔浩等人动笔前，太武帝拓跋焘特意嘱咐崔浩，编写国史一定要依据实录。
领导的话要执行到什么程度历来就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太武帝拓跋焘的这句“剧实编写”是一种相当模糊的表述，它不能成为崔浩的“免死金牌”。
在太武帝的授意下，崔浩带领一群汉人世家子弟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史工程，或许此时的崔浩正信心满满，准备用这次修史将自己的名望、权势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殊不知这次修史工程将成为他的催命符。
当然了，尽管此时的崔浩虽然已经“飘”了，但从“国史之狱”发生后各方的表述来看，崔浩编写的那部国史，虽然有“曝扬国恶”的部分，但言辞应该不是太激烈，因为崔浩编写的国史，在编撰完毕后是先拿给太子检阅的，在得到太子的认可后才定的稿。
真正断送崔浩全族性命的是崔浩接下来的举动，在所编撰的国史得到太子的首肯后，崔浩找来大量工匠，将这部刚刚成书的国史刻于巨型石碑上，市井之人皆可阅读这部崔浩引以为傲的的国史。
要命的来了，崔浩编写这部国史，是在太武帝“直书”的要求下进行的，既然是“直书”，期间就必然会涉及一些北魏建国时不光彩的历史。
而传播学中有一条铁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崔浩可能会认为，他的史书中，九成都是颂扬北魏历代君王神文圣武的，只有不到一成稍微提到了北魏开国时不那么光彩的经历，但是不好意思，根据传播学原理，会被百姓之间口口相传的就是那一点点不那么光彩的内容，而且这种传播还不是简单的复述，是添油加醋的传播，要不了多久，北魏开国时的那点不光彩历史就会被不断升级，并传的满城风雨。
崔浩当初打压鲜卑贵族时喜欢把事情做绝，如今他给人留下把柄，鲜卑贵族又岂会放过这个机会，几乎所有鲜卑贵族都因此事向太武帝告状。
太武帝听后大怒，立刻下令将崔浩等所有人参与编写国史的人全部抓起来。
太武帝之所以会暴怒至此，是因为在他眼中，第一，你崔浩欺骗我，利用我的信任，搞你自己的小动作；第二，在你崔浩等一众世家子弟眼中，我们鲜卑人依旧是上不了台面的蛮夷，你们之前对我们的恭敬都是装的，你们打心底里压根就没瞧得起我们。
其实，在修史事件爆发前，有一件事已经给崔浩敲响了警钟，崔浩之弟的女儿嫁给了太原王氏的王慧龙，太原王氏以鼻子大著称，崔浩见到有太原王氏标志性大鼻子的王慧龙后不断夸奖他的鼻子，言外之意就是太原王氏的鼻子是高贵的象征。
鲜卑贵族们听闻此事后向太武帝汇报：说太原王氏是从南边归降的，崔浩不断赞美太原王氏，这不是变相贬低本朝吗？
听了鲜卑贵族们的汇报，一向宠幸崔浩的太武帝拓跋焘罕见大怒，将崔浩叫了过来痛骂一顿，是崔浩免冠叩首认错才平息了太武帝的怒火。
如果崔浩的头脑清醒，他就应该能猜到逆鳞在哪里，可惜，他太想证明些什么了，这种执念直接导致其撞在了枪口上。
崔浩夸另一个人高贵，这本身不是什么大事，为何太武帝会因此事暴怒呢？这就要从此时鲜卑贵族们的民族心态开始说起了。
原本以游牧为生的拓跋鲜卑，是以征服者身份入主中原的，文化方面是他们的短板，他们缺乏的是文化，而越是没有文化，他们就怕别人说他们没有文化，是蛮夷。
这种文化上的强烈不自信，导致拓跋鲜卑贵族对于文化上的问题十分敏感，太武帝拓跋焘本人也是鲜卑贵族中的一员，这种情绪同样存在于他自己的心中。
崔浩将北魏建国时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刻于石碑上供百姓阅读，在拓跋焘眼中就是崔浩等汉人世族子弟公开羞辱他们鲜卑人。
当触动太武帝内心中最敏感的神经后，昔日太武帝对于崔浩的信任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反噬，以往太武帝有多信任崔浩，此时的他就有多痛恨崔浩。
太武帝亲自审问崔浩的时候，崔浩吓得口不能言，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崔浩聪明的智商应该是重新占领高地了，此刻的他应该已经意识到，多次羞辱鲜卑贵族，甚至打脸太子，如今更是拿着太武帝命令的鸡毛当令箭在修史问题上夹带私货是多么愚蠢，他也应该想到了太武帝为何暴怒至此，可惜的是，因为太想证明自己，因为太想补偿自己在权力上的缺失，他已经把事情做绝了，如今，没有人可以救他了。
有人说，太武帝对崔浩所在的清河崔氏，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诛族的处罚，体现的是鲜卑贵族对汉人世族的系统性绞杀，应该说有一定这方面的原因，但如果说这是一个早有预谋的计划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因为在崔、郭、卢、柳等汉人世家子弟被杀后，来自渤海高氏的高允、赵郡李氏的李孝伯等汉人世族子弟依旧被重用。
另外，即便同样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模、崔赜二人，也因为时常受到崔浩侮辱打压而未被牵连。
国史之狱的背后是胡汉矛盾这一困扰北魏王朝的总问题这当然没错，但其以如此剧烈的形式爆发，主要还是因为崔浩平日的肆意妄为和鲜卑贵族们的推波助澜。
在杀死崔浩一年后，太武帝拓跋焘也表示崔浩这样被杀有些可惜，他为何发出如此感慨？因为借国史之狱对汉人世族进行大肆株连，这件事对鲜卑贵族有利，但对太武帝拓跋焘本人本身就不利，它打破了北魏三代皇帝辛苦建立的鲜卑军事贵族与汉人文化贵族之间的平衡，如今汉人世族噤如寒蝉，鲜卑武人贵族一家独大，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越是位高权重者，越是不能被情绪左右，太武帝拓跋焘很快就要为他的激情杀人付出代价了，一代雄主，即将死于太监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