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美“洋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非常迅速深入，使洋人传教士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不小。
在大多数中国底层士大夫、官绅和普通老百姓眼中，洋教是妥妥的“异类”，传教士嘴里叨叨的那些“仁慈平等”的鬼话与中国人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传统简直不共戴天。
清末传教士
正因为思想观念上的矛盾非常激烈，民间有关洋教的各种“邪乎”传闻一直不断。其中老百姓最为“津津乐道”的是有关传教士使用迷药诱拐良民，然后用人体器官做邪药的传说。
这类传说影响之大，以至于启蒙大师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也说：洋教会挖人的眼睛来做药。
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民间教会的形象越发邪恶，加上有人在教会医院偶尔见过福尔马林浸泡的死胎标本（医学研究所用），以至于洋教被讹传为“剖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的“恐怖邪教”。而教会为临死儿童施洗礼的行为，也被视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的“邪教仪式”。
没有办法，毕竟那时候底层老百姓教育水平有限，对这些外来的过于“激进”的新事物实在难以接受。久而久之，因误解和仇视导致的矛盾早晚会爆发。
“天津教案”的爆发
1870年，终于出事了。
那年春夏之交，天津地区爆发瘟疫，人死了不少。
当时，法国天主教下辖的育婴堂（收养孤儿弃婴为主）里的很多婴儿染上瘟疫，大量死亡。牧师修女们就把这些无人认领的婴儿尸体草草地掩埋到教堂墓地里。
因为尸体埋得浅，腐烂以后，引来很多野狗刨土啃食，景象十分吓人。
无论这些神父修女们是不是有意为之，反正这个事被当地的老百姓们看得真真切切。
结果就有人声称：这是洋鬼子用婴儿器官做了药之后，把尸体喂野狗了，简直丧尽天良！
于是，老百姓们也认为他们发现了洋人残害儿童的证据，因此群情激愤，甚至有不少人直接去告了官，希望官府去“整治”那些洋鬼子。
天津府衙里的有些官员知道洋人教堂里的那些事，也清楚所谓“用人体器官做药”的传言并不符实。但是，这些官员也很清楚：民意成势的情况下，讲道理很难解决问题。
可地方官府并不敢招惹洋人的教堂，那是列强的国中之国，惹不起。所以，他们只能想法子转移民众的矛盾。
地方官很清楚，拐卖虐待儿童的事情在当时的民间很普遍。于是，替洋人背锅的“替罪羊”很快就被找到了。
不久，天津知府张光藻亲自提审了两名儿童诱拐犯，一个叫张拴，一个叫郭拐。根据审讯供述，两人确实干过不少拐卖儿童的勾当。
张知府本着“一切邪恶终将绳之以法”的态度，将两人处死。然后张贴告示，说：这两个人就是最近一直在拐卖残害儿童的罪犯，是他们把儿童的器官卖出去的。
很显然，告示丝毫没有解释清楚洋人的教堂到底跟这事有没有关系，并且还留下了“儿童器官到底卖往何处”的社会热点敏感问题，引得老百姓再次联想到洋人的教堂。
所以说，天津府把这事往“搞砸”的方向推了过去。
就在传言更加猛烈的时候，老百姓这边又逮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扭送官府。天津府审讯的时候，这个武兰珍声称自己拐卖人口所用的迷药就是从洋人的仁慈堂那里得来的。
这个仁慈堂是天津当地的一所法国天主教教堂。
武兰珍的供词并无佐证，但却很快传到了民间。结果官绅和老百姓们一致认为这就是洋人教堂暗中拐骗残害良民的证据，众怒瞬间被点燃。
不久之后，当地乡绅领着一帮文人秀才在孔庙集会，开始痛骂洋教作恶多端、害人不浅，并吸引了上万名老百姓来到现场声援。
人一多，激动的情绪就难以控制。于是，其中一些好斗人就公然跑到法国教堂外面，与信教的当地人产生冲突。
这事很快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法国总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Pontanier)很不爽，他向来看不起中国人，一直都很跋扈。
看到暴民公然“欺负”皈依上帝的信徒（主要是胆敢在法国教堂外面撒野），丰大业气急败坏。他迅速带人闯进天津府衙，要求崇厚（三口通商大臣）、张光藻调兵镇压“暴民”。
两位地方官虽然忌惮洋人，但在生死关头，他们可不傻。现在要去带兵镇压正在气头上的老百姓，等于是在激起民变。所以，在他们看来，此时最好的办法是让民众尽情地发泄不满（可能会打死几个教民，或者牧师修女），然后等“气消”了，自然就会散去。到那时，他们再找几个替罪羊来“偿命”，然后给法国人赔点钱，这事可能也就过了。
崇厚尽量心平气和地跟丰大业讲清这个道理，可丰大业此时牛得很，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眼见地方官不听他的话，丰大业气冲冲地走了，打算自己去教堂处理暴乱。回教堂的路上，崇厚害怕丰大业出事，专门派了几个兵丁保护这位洋人老爷（当地老百姓早就恨死他了）。
果然，一路上，老百姓看到丰大业那个牛哄哄的样子，就咒骂着围了上去，很多人手里都攥着刀。要不是崇厚派的这几个兵丁保护，丰大业估计当场就得被剁。
可丰大业丝毫不害怕，一路上跟老百姓怒目相对，脏话互怼。
后来经过一座桥的时候，遇到了天津当地的静海知县刘杰，此人正在这里处理乱局。
据说当时刘杰也好心规劝丰大业不要再去教堂，因为那里的老百姓正在围着教堂闹事，很危险。不过丰大业竟然把怒气发泄在了刘杰的身上，引发争吵，最后丰大业血气攻心，掏出手枪就射，打伤了刘杰身边的仆从。
这下子，现场老百姓爆发了：
你们这些洋鬼子，欺负我们平民百姓也就算了，现在竟然敢对当官的动手，还想当场杀人！
愤怒的群众势不可挡，丰大业身边的兵丁也不再保护这个洋鬼子（可能也被丰大业的行为激怒，转而投入群众一方），丰大业本人被气疯了的老百姓一拥而上，当场打死。
然后，愤怒的人群好似决堤洪水，转头冲入法国教堂，把里面的法国神父、修女、商人、职员和家眷等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全部打死。另外，还有数十名中国雇员也被打死。
很快，法国教堂、育婴堂和附近的领事馆，包括英国的几个教堂，都被愤怒的老百姓一把火点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清政府的处理方式
暴民杀洋人公使、烧洋人教堂的劲爆消息传到京城后，朝廷震动，慈禧甚是焦虑。
鉴于这事得罪了洋人，非同小可，慈禧便询问满朝文武的应对建议。大家最终给出了两类意见。
慈禧
当时的洋务派认为：虽然不能过分迁就洋人和洋教，但天津的事情确实有些过火了。如果不对闹事的人问罪，没准列强又得派兵打咱们，到时候还得割地赔款。
朝廷中势力更大的顽固派则认为：洋务派都是怂货！这次天津暴乱，明显是因为洋鬼子开枪杀人（击伤知县刘杰的随从），群众看不过去才动手的，充分说明群众是向着我们大清政府的（不敢伤害地方官，却对洋人恨之入骨），是痛恨洋人和洋教的。老佛爷何不趁此机会鼓动老百姓起来对付洋人？
此次争论，顽固派的意见影响力更大。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引用来自天津民间的说法——群众冲入教堂医院，确实发现了泡在瓶子里的人体器官（应该是医学标本）。因此，他们也相信“洋鬼子在用人体器官做邪药”。
而有最终决策权的慈禧，当时对这类说法也挺相信。
不过，顽固派这些人，说好听点是“理论派”，说难听一点就是“光说不练”。他们对待洋人洋教的态度虽然强横，但如果让他们去跟洋人交涉，没一个能上的了台面的。
所以，天津教案的“危机处理”只能交给洋务派。朝廷选来选去，最终任命当时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前去天津处理。
曾国藩
60岁的曾国藩到了天津之后，扎扎实实地做了调查，最后确认“拐骗儿童、挖眼剖心、制作邪药”的说法纯属谣言。
但是，曾国藩也很清楚，“天津教案”的爆发，根子上是因为老百姓跟洋教之间的矛盾太深，“拐人做药”只是表面的因素。所以，尽管曾国藩把真实调查结果公布于众，天津当地老百姓却不肯相信，仍然认为洋人在害人，甚至觉得官府这是在“包庇”洋人。
而此时，列强方面也非常不满。法、英、美、俄等七国纷纷要求清政府必须严惩“暴民”，给予赔偿。法国人最为气急败坏，要求清政府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当时派人协助群众跟洋人作对）、天津知府张光藻（拒不镇压群众，跟丰大业闹翻）和静海知县刘杰三个人来偿命，否则就派军舰过来开打。
民意沸腾，不可小觑；列强震怒，不可招惹。无奈的曾国藩只能忙于两头安慰。
对民众，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首先大力赞扬天津百姓的爱国忠义表现（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有结合调查的真实结果，苦口婆心地规劝大家“不能光讲义气而不讲道理”，更不能“因为一时之气就扰乱社会治安”（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愤事而致乱）。
对列强（主要是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三个朝廷命官的要求，并亲自嘱咐张光藻、刘杰赶紧请病假回老家（避风头）。陈国瑞因为后台比较硬（醇郡王奕譞的人），被专人护送前往京城。
列强对曾国藩的“和稀泥”非常不满，转而去吓唬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扛不住吓，又去批评曾国藩办事不利。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能把张光藻、刘杰从老家拽回来，交给刑部问罪（陈国瑞有醇郡王罩着，动不了）。可怜两位官员最后被判发配黑龙江，好歹是保住了性命。
对此，法国当然不肯罢休。于是曾国藩又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暴乱凶手”，并判决择日处死（给20名被打死的洋人偿命）。其实，这些所谓的“暴徒”，原本就是当地的一些死刑犯。
当然，这种处理方法仍然得不到洋人的认可。而民间也出现了有关曾国藩“害怕洋鬼子”的诽议。
就在曾国藩为此焦虑头疼的时候，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朝廷又将之前就担任过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调过去收拾乱局。然后让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到天津处理“教案”。
曾国藩在的时候，李鸿章对恩师的办事方法很不认可。可等到李鸿章亲自接手的时候，才知道这真是个“烂摊子”。
李鸿章
最终，经过艰苦的周旋，事情最终有了结果：
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国人，俄方最终只要求高价偿命费，不要求拿人偿命。所以李鸿章将原先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另外，其余再支付给法、俄等国抚恤费、赔偿款等共计白银49万两。最后，还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这事算是结了。
洋人总算骂骂咧咧地不再计较。但当地群众的愤慨并未完全消除。
士绅名流和普通百姓大都骂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朝廷内部的顽固派也趁机抹黑污蔑他。曾国藩此前一直保持的“中心名臣”光辉形象，如今一朝崩塌，成为过街老鼠。
而朝中的顽固派势力，看似侮辱了洋务派，又“顺应”了民心，但其实他们什么实际的事情都没做。反而是曾、李等洋务派大佬努力协调了各方关系，确保了局势转危为安。
那些顽固派真的是想借机对付洋人吗？至少不全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借此压制洋务派，给自己争取声望和影响力。
事实证明，这些顽固派跟洋务派相比，能办事的没几个。
“天津教案”的危机处理，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争取民意的机会。毕竟当时的群众和多数官员的立场是一致的。可惜，远在朝堂之上的那帮人，有心对付洋人的，却只能光说不练（顽固派）；真正有实力的，却害怕破坏了跟洋人的关系（洋务派）。而真正决策的那个人（慈禧），只想要息事宁人。
最终的结果就是，列强继续欺负大清，而老百姓对满清也越来越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