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遣魏王李继岌与郭崇韬率领六万大军征讨前蜀。大军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所到之处，各地州县纷纷投降，很快便兵临成都城下。
面对如此局势，前蜀的末代皇帝王衍无力抵抗，只得选择投降，使得立国18年的前蜀就此覆灭。
在出征之前，当时的枢密使郭崇韬曾在李存勖面前极力推荐太原尹孟知祥，称其为最适合镇守两川的人选：“此次伐蜀若能成功，能够为陛下守护两川之地者，非您的姐夫孟知祥莫属。”因此，在平定蜀地之后，李存勖任命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并代理节度使之职，同时兼任成都尹。
在五代十国时期，河北邢台地区可谓“皇帝摇篮”，除了著名的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外，还有这位后来成为成都尹的孟知祥。
尽管孟知祥在未登基时并不广为人知，但他的背景深厚。孟知祥家族世代在河东为官，其叔伯皆担任过重要节度使职位，且他还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侄女婿，与李存勖有着亲戚关系。正因为此，对于这样重要的两川之地，由自家亲戚来治理自然是更加放心的选择。
孟知祥受李存勖之命前往洛阳，李存勖设宴为其送行，并嘱咐道：“蜀地富庶繁华，远胜中原。今日派遣你赴任，是因为你亲近且贤能，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实际上，李存勖是想让孟知祥到成都后，能够为他搜集一些珍贵的财宝。当时，孟知祥还没有产生异心，恭敬地接受了任务。
同光四年（公元927年）春天，孟知祥抵达成都赴任时，驻扎在蜀地的唐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郭崇韬被李存勖下令处死，魏王李继岌则率军北返。
刚一到达成都，西南行营马步军先锋康延孝就在汉州发动了叛乱。孟知祥见多识广，对于康延孝这样一个小角色竟敢在他面前闹事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他立即调动自己的部队，并联合行军司马任圜和剑南东川节度副使董璋共同出兵平定了康延孝的叛乱。
不久之后，洛阳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大唐皇帝李存勖被叛军郭从谦杀害，魏王李继岌自杀身亡，大总管李嗣源进入洛阳并登基为帝。
随着中原政权的更迭，孟知祥并不属于李嗣源的核心势力，内心感到不安，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四川地区山峦环绕，地形复杂，在动荡时期非常适合进行割据统治，孟知祥也有这样的打算。
然而，东川节度使董璋也怀有同样的野心，并且他以勇猛善战著称，成为孟知祥的一大劲敌。为了防备可能的冲突，孟知祥在成都大规模制造武器装备，组建了“义胜”、“骁锐”、“义宁”、“飞棹”、“定远”等多支军队，总计七万精锐部队，构建了一个内外兼备的防御体系，由李仁罕、赵廷隐等将领率领，做好了全面的战斗准备。尽管如此，孟知祥暂时没有公开与李嗣源决裂，以免给人留下把柄。
朝廷中的枢密使安重诲对孟知祥颇有微词，却与董璋关系密切，常常在李嗣源面前贬低孟知祥。因此，李嗣源对孟知祥也持有疑虑。
为了讨好皇帝，任圜建议道：“以前魏王率军回朝时，孟知祥从成都富户那里征收了六百万贯，其中四百万贯用于犒赏军队，自己还保留了二百万贯。陛下何不让孟知祥将这二百万贯上缴国库，增加财政收入呢？”
李嗣源一听有额外的资金可以充实国库，自然十分心动，于是派遣太仆卿赵季良前往四川，催促孟知祥将那二百万贯缴纳给国家财政。
孟知祥并不愚钝，他深知经济对军事建设的重要性，因此绝不会吝啬到一毛不拔的地步。于是，他向李嗣源上书道：“臣如今困窘不堪，连日常开销都成了难题，恐怕难以支撑下去了，请陛下自行解决吧。”
尽管如此，孟知祥依然认识到赵季良的才干，决定留他在身边担任军师，并另派人去传递信息。
李嗣源收到信后，不禁怒火中烧：“什么？你也敢在我面前哭穷！你要是没钱，那天下还有谁是有钱的？”
同时，孟知祥还大打感情牌，反而进一步写信请求李嗣源大发慈悲，允许将留在晋阳的家人接回蜀地。
面对这位亲戚，李嗣源感到无可奈何，最终还是同意了放行。
李嗣源派遣孟知祥的心腹武漳前往晋阳，迎接琼华长公主、妾室李氏以及她所生的儿子孟仁赞（即后来改名为孟昶）。琼华长公主自然渴望与丈夫团聚，而成都的繁华并不逊色于晋阳，只要一家人能够共享天伦之乐，在哪里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李嗣源越思考越觉得孟知祥可能心存异志，不能让他在成都过得太过顺遂。
在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李嗣源派遣客省使李严担任西川兵马都监。孟知祥得知此事后，心中十分不满。他手下的谋士劝他不要让李严进入成都，以免惹出麻烦。然而，孟知祥却自信满满地回应道：“我孟某人自出道以来，从未惧怕过任何人，李严又何足为惧？”
李严刚抵达成都，孟知祥便设宴款待他。李严自恃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功夫（实际上不过是夸夸其谈，并无真才实学），欣然赴约。
然而，当他刚刚踏入宴会厅还未坐定，孟知祥高居主位，手持宝剑厉声质问：“当年庄宗攻占蜀地，你李公是主要策划者。如今蜀中百姓一听你要来，无不惶恐不安，如同待宰的羔羊。况且现今各地都已经取消了监军制度，你为何还要前来？”
李严见四周侍从均佩剑而立，心中顿时感到恐惧，跪倒在地乞求饶命。
孟知祥冷笑三声：“众人之怒不可轻犯，既然你自投罗网，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
随后一声令下，亲信将领王彦铢上前一步，一脚将李严踢翻在地，拔剑刺去，李严当场毙命。
事后，孟知祥伪造了一份奏折，指控李严图谋不轨，声称李严假传圣旨，自称受诏任职西川节度使，并且他还以犒赏将士为名私吞公款，激起了蜀地民众的愤怒，因此自己不得不将其处决。
远在洛阳的李嗣源收到这份奏折后，气得破口大骂：“孟知祥简直胡说八道！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但鉴于路途遥远，他无法立即采取行动。为了避免将孟知祥逼入绝境，最终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并派遣李仁矩作为新的客省使前往成都安抚孟知祥。李仁矩怀着忐忑的心情传达了李嗣源的意思，幸运的是，孟知祥并未对他做出任何不利举动。
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四月，孟知祥的家眷长途跋涉来到凤翔，准备进入蜀地。
此时，已向后唐称臣的凤翔军阀李从俨（李茂贞之子）听闻李严被杀的消息后，立即扣押了孟知祥的家人，并上报给李嗣源，请求将孟家作为人质，以防孟知祥反叛。
然而，李嗣源却苦笑摇头：“即使扣下他们，也不能保证孟知祥不会反叛。”于是下令放行。
李嗣源深知，即便扣留孟知祥的家人，也无法改变他的心意。
失去妻子可以再娶，失去儿子可以再生，但失去了地盘，孟知祥又能去哪里呢？他当然不会去找李嗣源要回地盘。尽管李嗣源不识字，但在谋略上却相当高明。
西川距离李嗣源的势力范围太过遥远，一时难以触及。而占据东西两川的孟知祥和董璋彼此虎视眈眈，都想吞并对方的地盘，时不时暗中交手，削弱对方的力量。
到了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二月，董璋想出了一个计策：怂恿东川的盐贩子们将盐运到孟知祥的地盘贩卖，意图通过经济手段打击对手。没想到孟知祥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在汉州（今四川广汉）设立了三个盐税局，对前来贩盐的商人征收重税。
想要在我的地盘上发财？没那么容易！面对如此沉重的税收，盐贩子们感到极为不满，最终决定不再前往西川经商。董璋的这一招经济战也因此宣告失败。
在天成四年（公元929年），李嗣源打算从孟知祥那里再捞一笔，于是派遣李仁矩去见孟知祥，说：“朕准备在南郊举行祭祖仪式，手头有些紧张。看在咱们的情分上，希望你不要推辞，只需一百万就好，我知道你有的是钱！”
孟知祥依旧装穷道：“陛下啊，我哪有这么多钱给您呢？我连彩票都没买过，等中了五百万再说吧。”最终只给了五十万。
另一边，董璋更是耍起了手段。当李嗣源向他索要五十万时，董璋又是哭又是闹，最后只交了十万，这让李嗣源气得直摇头：“朕怎么碰上了这两只铁公鸡！”
到了天成四年十二月，后唐的枢密使安重诲意识到从董璋那里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便决定除掉董璋。
安重诲建议李嗣源任命李仁矩为阆州刺史，并与李嗣源的心腹、绵州刺史武虔裕一起，共同防范董璋。
安重诲还暗中指使李仁矩在李嗣源面前编造董璋的罪行，使得李嗣源心生不满，随即下诏给武信军节度使夏鲁奇，让他加强遂州（今四川遂宁）的城防建设，并增派兵力到川中地区。
董璋得知李嗣源有意对付他后，为了自保，派人前往成都向孟知祥求救，并提出愿意让自己的小儿子娶孟知祥的女儿。
孟知祥因为之前董璋唆使盐贩子在他的地盘上捣乱一事，心中仍有怨恨，不愿理会董璋。
然而，他的谋士赵季良劝说道：“朝廷此举并非针对董璋一人，而是意在主公您。若董璋被灭，唇亡齿寒，您将如何自处？”
孟知祥这才醒悟过来，决定联合董璋共同对抗朝廷，并派遣赵季良前往梓州与董璋商议结盟的具体事宜。
在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的二月，赵季良返回成都复命。孟知祥询问他关于董璋的情况，赵季良回答说：“董璋性格贪婪且行事残暴，志向远大但才能不足，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最为危险，主公不可不防备。然而，当前我们还需要利用他，将来再找机会除掉他。”
孟知祥笑着回应道：“季良辛苦了，董璋那家伙，我并不惧怕！”
随后，董璋与孟知祥共同上书朝廷：“陛下在两川地区增兵，引起了蜀地民众的恐慌，请陛下考虑两川的利益，撤出军队。”
尽管李嗣源并不想让局势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但他并未批准撤军的要求，而是派遣使者前去安抚董璋和孟知祥。
李嗣源希望暂时忍耐，然而董璋早已对李嗣源心怀不满，持续的摩擦何时能结束？到了九月，董璋终于发兵攻打遂州、阆中等地。
按照预先制定的战略，孟知祥派遣都指挥使李仁罕、汉州刺史赵廷隐、简州刺史张业等人与东川军队联合进攻遂州，并派都指挥使侯弘实等人攻击阆州。
这一举动使得李嗣源感到非常愤怒，他对指责自己软弱的大臣安重诲说道：“我为人正直，从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但如果有人背叛我，我必定严惩不贷！”
朝廷方面派出的是李仁矩。虽然李仁矩有雄心壮志却没有相应的才能，内心深处看不起董璋。
当东川军队抵达阆州城下时，李仁矩的一位部将给出了明智的建议：“董璋刚刚到达这里，士气高涨，根据兵法，在敌人疲惫时发动攻击才是上策，请大人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士气消退，同时朝廷援军也已到达，那时再出击，定能取得胜利。”
然而，李仁矩却轻视地说：“董璋这个混蛋也能带兵？川军也会打仗？谁告诉你们这些话的？！”由于之前奉命向东川索要钱财时差点被董璋陷害，因此他急于报复董璋。
于是李仁矩亲自率领部队出城迎战，结果发现后唐朝廷的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如东川军，还没正式交锋，后唐朝廷的军队就已经溃败退回城内。董璋抓住机会乘势攻城，最终成功破城，李仁矩成为了董璋的俘虏。
董璋自然不会放过李仁矩，连同他的家人一起处决了。
战报传至洛阳，激怒了李嗣源。他下令首先剿灭董璋全家，然后派遣自己的女婿石敬瑭担任东川行营招讨使，遂州刺史夏鲁奇为副将，全力追剿董璋。
此时，西川军队的李仁罕部已经开始进攻遂州。夏鲁奇派遣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与李仁罕交战。
然而，康文通非常识时务。当他得知董璋已经攻占阆州后，意识到遂州迟早也会失守，不愿为朝廷白白送命，于是在阵前投降了李仁罕。夏鲁奇见状，只能紧闭城门坚守。
另一方面，董璋率领部队北上准备攻打利州（今四川广元），但因天降大雨，粮草运输受阻，不得不返回阆州另寻对策。
孟知祥听闻董璋撤退的消息后，愤怒地骂道：“董璋真是愚蠢！利州是北川的重要粮草基地，且地理位置险要，若能占领利州，便可以抵御石敬瑭的入侵。董璋不懂用兵之道，早晚会有麻烦。”
于是，孟知祥听急忙派人告知董璋，表示愿意出兵协助其防守剑门（即剑阁关），以防范石敬瑭。
然而，董璋一直对孟知祥心存戒备，担心他在混乱中趁机插手，因此以已有准备为由拒绝了孟知祥的好意。
董璋破坏联盟的行为不仅激怒了孟知祥，还相当于为孟知祥卖命。董璋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后唐朝廷的军队抗衡。由此可见，最终掌控两川的不是董璋而是孟知祥的原因：孟知祥比董璋更有远见，行事更为谨慎。
在乱世中想要有所作为，既需要勇气也需要细心，而孟知祥兼具这两点。然而，董璋虽然勇敢，但做事粗心大意，这样的人难以成大事。
孟知祥看透了董璋的本质，意识到与其合作并不靠谱。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将来能够击败董璋，他派遣水军沿江而下，攻取战略要地夔州（今四川奉节）。孟知祥此举意在董璋背后插上一刀。此时，董璋正春风得意，接连攻占果州（今四川南充）、巴州（今四川巴中）等地。
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十一月，朝廷的大将军石敬瑭也率军进入川中，后唐朝廷的军队迅速给董璋以沉重打击。驻扎在川中的后唐朝廷的军队冯晖部、王弘贽部联合西征军王思同部、赵在礼部越过人头山（今四川广元云台山），奇袭剑门关，东川军毫无防备，被斩杀三千余人，剑门关重新落入后唐朝廷的军队手中。这时，董璋才感到恐惧，急忙向孟知祥求援。
孟知祥得知剑门失守后，情绪异常紧张，怒斥董璋：“你这个饭桶，毁了我的大计！”剑门的丢失意味着川中腹地最重要的防御据点只剩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孟知祥深知剑州的战略重要性，立即派遣大将李肇火速赶往剑州进行防守。
临行前，孟知祥叮嘱李肇：“只要能守住剑州这道天险，成都就能安然无恙。”李肇领命出发。
然而，孟知祥仍担心李肇难以胜任，于是又命令驻扎在遂州的赵廷隐部队迅速前往剑州协同防守，并调派部将李筠（与后周的李筠并非同一人）前往龙州（今四川江油），以防后唐朝廷的军队从涪江南下偷袭成都。
赵廷隐抵达剑州后，与李肇共同坚守这一战略要地。正值寒冬时节，士兵们士气低落，心生畏惧。
赵廷隐含泪劝说将士们：“如果兄弟们不能击退后唐朝廷的军队，一旦成都沦陷，我们的妻子将成为他人的妾室，子女也将沦为奴仆，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啊！”士兵们被赵廷隐的话深深触动，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齐心协力，坚决保卫剑州。
不久之后，后唐朝廷的军队果然发起了进攻，但西川军坚守不出，顽强抵抗。
夜间时分，庞福诚与谢锽率领的西川军从北山秘密出击，绕至后唐朝廷的军队后方，鼓声震天、呐喊四起。后唐朝廷的军队对后方敌军的数量毫无所知，唯恐陷入重围，仓皇撤回剑门。
胜利的消息传至成都，孟知祥听闻后大为高兴，对部下说道：“若非我早先部署守卫剑州，一旦剑州被后唐朝廷的军队攻占，他们将无后顾之忧，进而威胁东川。董璋能力有限，必定弃城而逃，那时我们谁都难逃一死！如今后唐朝廷的军队无法攻克剑州，必然会转攻龙州，幸好我已经提前布防。”
众将士纷纷称赞：“主公高瞻远瞩！”
果然不出孟知祥所料，后唐朝廷的军队的下一个目标正是龙州。孟知祥早已做好准备，当后唐朝廷的军队到达龙州时，便遭遇了潘福超部队的猛烈反击，最终溃败退回剑门。
然而，孟知祥还未来得及喘息，前线传来水师主将张武病逝的消息。为了避免影响士气，他迅速派遣袁彦超接替张武的位置。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十二月，朝廷派遣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前来督战剑门，指挥攻打剑州。赵廷隐得知石敬瑭的到来，决定测试他的实力，在山路设下五百名神箭手埋伏。
石敬瑭带领大军进攻，西川军奋勇抵抗，起初后唐朝廷的军队未能抵挡住攻势，开始撤退。此时，埋伏的西川弓箭手发起攻击，令后唐朝廷的军队措手不及，伤亡惨重。随后，赵廷隐率军从后方杀出，后唐朝廷的军队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石敬瑭狼狈地逃回剑门，紧急向岳父李嗣源求援：“岳父大人，请速派援军！”李嗣源随即派遣安重诲入川平叛，但安重诲的表现远不如石敬瑭，一路上扰民严重，不久便被召回并赐死。
在长兴二年（公元931年）的正月，李仁罕攻克了遂州城，夏鲁奇无奈之下选择了自刎。到了二月，石敬瑭意识到安重诲无法解决问题，也见识过孟知祥的强大实力，加上粮食即将耗尽，便决定撤军返回北方。
两川的军队热情好客，见石敬瑭要离开，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一直护送他到利州。石敬瑭这才掸去身上的尘土，振作精神，返回洛阳待命。
赵廷隐与东川的军队一同抵达利州，双方会师时，自然少不了互相寒暄一番。赵廷隐秘密地向孟知祥进言：“董璋是西川的心腹大患，若不趁现在解决他，将来必定成为我们的麻烦。不妨利用董璋前来慰劳部队的机会，除掉他，进而吞并东川，称霸一方。”
然而，孟知祥此时并不打算与董璋彻底决裂，毕竟后唐朝廷的军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他没有采纳赵廷隐的建议。果然，董璋如约而至，在赵廷隐处逗留了几日后便返回了东川。
由于孟知祥早有命令，赵廷隐不敢擅自行动，只能感叹惋惜道：“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了，今后我们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在确定后唐朝廷的军队不再进攻蜀中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对付董璋。虽然消灭董璋并非难事，但孟知祥吞并董璋后需要时间在东川建立威信。如果后唐朝廷的军队再次来袭，东川的军队未必会听从孟知祥的指挥，甚至可能倒戈投降，这将使孟知祥陷入绝境。
孟知祥不愧是一位战略高手，深知“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孟知祥面临的最大威胁——后唐朝廷的军队，终于停止了行动。他清楚地意识到，接下来必须与董璋正面交锋。为了争取主动权，孟知祥派遣李仁罕率领西川水师东进，意图从战略上包围董璋。李仁罕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攻占了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和夔州（今四川奉节），长江沿线的多个重要据点均落入孟知祥的掌控之中，为围剿董璋奠定了基础。
尽管后唐朝廷的军队已经撤离蜀中，但孟知祥深知李嗣源随时可能再度发难。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董璋，他决定先与朝廷达成暂时的和平协议，避免腹背受敌的局面。趁着朝中重臣安重诲被处决的机会，孟知祥向李嗣源示弱认错，以求得一时之安。
幕僚李昊建议孟知祥，在正式与董璋决裂之前，最好能拉拢董璋一同上表请罪，以免给对方留下单方面毁约的口实。
孟知祥觉得有道理，便写信给董璋，提议共同向李嗣源谢罪。然而，董璋收到信后悲愤交加，认为自己家族已遭灭门，而孟知祥却可以全身而退，遂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对孟知祥进行了激烈的指责。
面对董璋的愤怒，李昊再次劝说：“我们无法单独对抗李嗣源的强大势力，若真激怒了他，我们都将陷入绝境。希望董公能够以大局为重。”但董璋完全听不进去，继续对孟知祥进行猛烈的攻击。
李昊迅速向孟知祥汇报：“东西两川难以共存，必有一方胜出，另一方则会灭亡。董璋已经开始怀疑主公，不久之后必定会对我们发动进攻，请主公早做准备。”
孟知祥却显得十分从容，笑着回答道：“穹佐不必担忧，董璋的智谋远不及我。”
果然，在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四月，董璋率领大军进攻西川，东川军队挺进汉州（今四川广汉）的白杨林地区，并大败西川军队。
孟知祥急忙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对策。赵季良不愧是智谋出众，对董璋的性格和战术了如指掌，他建议道：“董璋只是个有勇无谋的人，难以服众。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主公应该亲自迎战。东川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出动，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他们的前锋部队。当敌军士气低落之时，便是董璋覆灭之日！”
赵廷隐也持相同意见，于是孟知祥决定先派遣赵廷隐前去应对董璋，自己随后率军支援。董璋的用兵实在过于幼稚，连“知己知彼”的基本策略都无法做到。他还写信给孟知祥，声称赵季良和趙廷隐等人已经暗中投降于他。孟知祥看到这封信后不禁大笑：“董璋竟敢对我使用反间计？真是可笑！”
赵廷隐也同样嘲笑董璋的愚蠢。
不久之后，前线传来不利消息：董璋攻占了汉州。孟知祥意识到必须迅速行动，不能拖延，便留下赵季良镇守成都，自己亲率精锐部队前往汉州，准备彻底击败董璋。
在长兴三年（公元932年）的五月，两军在鸡踪桥（现今位于四川广汉县北三十五里处）相遇，准备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
然而，董璋看到孟知祥军队整齐有序，心中生出几分畏惧，悄悄地将阵势后撤。东川的士兵见状，对董璋的表现感到极为不满，怒斥道：“我们站在这儿晒太阳有什么意义？若真有胆量，何不与西川的军队决一死战？”迫于压力，董璋才率军向前冲锋。
双方刚一交锋，东川军内部便发生了叛乱，一部分士兵向孟知祥投降。孟知祥随即命令全军攻击剩余的东川军，尽管东川军奋力抵抗，赵廷隐所率领的部队却未能迅速取胜，局势一度变得紧张起来。
关键时刻，孟知祥意识到成败在此一举，他手持宝剑高声喊道：“给我全力进攻董璋的后方！”兵马使张公铎听令后立即率领部队猛攻，导致东川军阵脚大乱，西川军士气高涨，乘胜追击。
董璋无法控制局面，只得带着少数亲信逃回梓州（今四川三台）。孟知祥则派遣赵廷隐继续追剿董璋，并自己返回成都等待胜利的消息。
在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的五月，董璋率领的军队在与西川军的激烈战斗中惨败。他狼狈地逃回了梓州，原本打算休整一番后再找孟知祥报仇，却没想到城中的大将王晖竟然冷嘲热讽：“太尉您带出了东川最精锐的部队去讨伐孟知祥，怎么只带回了这么几个人？您的用兵真是神妙啊！”
董璋此时已经心灰意冷，听到王晖的话后更是悲从中来，忍不住放声痛哭，无言以对。
王晖是个聪明人，看到董璋如此落魄，意识到董璋的日子不多了，便起了反叛之心，决定除掉董璋，投靠西川。
一天，当董璋正准备用餐时，王晖和他的侄子董延浩突然率兵前来刺杀董璋。董璋吓得魂飞魄散，带着妻子匆忙逃上城墙，急忙命令指挥使潘稠调集兵力抵抗王晖。
潘稠领命而去，不久后带着士兵登上了城墙。董璋以为王晖已经被消灭，便问：“王晖的人头在哪里？”
潘稠冷笑一声回答：“就在你的脖子上。”
还没等董璋反应过来，潘稠已经手起刀落，割下了他的首级。
王晖、潘稠等人选择开城投降赵廷隐，随后赵廷隐将董璋的首级献给了孟知祥。随着孟知祥最强大的对手董璋被消灭，原本属于王家的两川地盘，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变成了太原孟家的私有财产。为了展示自己的胜利成果，孟知祥计划访问梓州。
在这次战胜东川强敌的过程中，赵廷隐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驻守遂州的李仁罕却因嫉妒而公开侮辱赵廷隐。赵廷隐性格火爆，无法忍受这种挑衅，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在梓州完成军队的慰劳后，孟知祥打算返回成都，但考虑到东川的重要性，需要一位可靠的心腹留守。
尽管李仁罕和赵廷隐都对孟知祥忠心耿耿，但由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孟知祥难以决定由谁来担任东川的守备。于是他询问李昊的意见：“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适合守护东川？”
李昊意识到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得罪另一方，因此建议道：“两位将军都想得到东川的位置，如果只留下一个，必定会引起另一个的不满。不如主公亲自统领东川，并为两位将军另作安排。”
由于孟知祥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整个两川地区，不可能专注于东川事务，最终他选择了赵廷隐作为东川的守卫，并让李昊负责梓州的政务，同时命令李仁罕返回遂州。
然而，李昊不愿置身于两位将军之间的纷争中，坚持留在孟知祥身边一同回到成都。
这样的安排显然未能令李仁罕满意，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为此，他连续写了七封信给孟知祥，表达了他的不满：“东川乃重地，不应轻易交予他人，请主公亲自掌管，否则众人定会有所异议。”
赵廷隐也致信辩解：“我本无心争夺东川，只是李仁罕逼迫所致。”
面对这种情况，孟知祥感到十分头疼，为了避免双方发生冲突，他只好暂时安抚赵廷隐，在阆州设立了保宁军，并任命赵廷隐为节度使，自己则暂时代理东川的军事与政务。即便如此，赵廷隐仍对此安排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想要挑战李仁罕以证明自己的实力。经过李昊的劝说，赵廷隐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没有进一步制造麻烦。
尽管李仁罕和赵廷隐之间有些摩擦，但这只是他们个人的情绪问题，并未影响到他们对孟知祥的忠诚。蜀地的文武官员看到孟知祥已经成为实质上的“两川节度使”，便提议为他争取一个更为显赫的称号，纷纷劝说孟知祥自立为蜀王。
孟知祥自然欣然接受，毕竟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于是他上表请求册封，并同时向李嗣源通报了其发妻福庆长公主去世的消息。
李嗣源和孟知祥在血缘上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因此不得不表现出哀悼之情。然而，李嗣源对于孟知祥主动请求封王的行为感到十分不满，认为他的手段过于老辣，但又无力阻止。如果拒绝孟知祥称王的要求，恐怕他会直接称帝，所以只好妥协，在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二月正式册封孟知祥为蜀王，兼任东西两川节度使。
实际上，孟知祥和李嗣源之间的私人关系并不算恶劣，双方暗中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李嗣源仍在世，孟知祥就不会称帝。孟知祥心里清楚，李嗣源已经接近七十岁高龄，而自己才刚过六十，完全有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客观地说，李嗣源对待孟知祥确实相当宽容。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大家都是为了生存而奋斗，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道德差异。李嗣源从李存勖手中夺取政权，而孟知祥则占据了不属于自己的蜀地，这并未给李嗣源带来实际损失。
甚至当孟知祥提出将李嗣源在同光年间派遣入蜀的数万唐军调回时，李嗣源也没有同意，而是决定把这些兵力留给他的妹夫使用。毕竟李嗣源年事已高，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即将去见昔日的李存勖。
在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一月，六十七岁的李嗣源去世，宋王李从厚继承了王位。孟知祥听闻这个消息后，意识到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临，开始考虑提升自己的地位。
然而，他并未直接表达这一意图，而是含蓄地评论道：“先帝一生英明神武，却让年轻的宋王接掌大权。宋王缺乏经验，身边又多是些不值得信任的小人，恐怕中原将再次陷入混乱。”
尽管孟知祥的评价基于事实——李从厚性格软弱，并非乱世中能够稳固政权的理想人选，且李从珂在河中地区虎视眈眈。但是，蜀中的官员们都能读懂孟知祥话语背后的深意。在江湖上混久了的人，谁不是心如明镜？于是纷纷上书劝进，请求蜀王顺应民心，登基称帝。
有趣的是，当轮到孟知祥准备登上帝位时，蜀地那些象征吉祥的瑞兽似乎都消失了：巨人们不再出现，凤凰也不再显现，黄龙隐匿无踪，就连乌龟、兔子和大麻雀也都销声匿迹。
孟知祥为人务实，不像王建那样热衷于搞一些花哨的形式，他更倾向于脚踏实地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没有必要通过那些仪式来博取名声，以免成为后人的笑柄。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正月，蜀王孟知祥在成都登基称帝，沿用了与王建相同的国号——大蜀。然而，历史学家为了区分这两个政权，将王建建立的称为前蜀，而孟知祥建立的则被称为后蜀。孟知祥宣布改元为明德，在成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孟知祥对前任君主王建的长寿颇为羡慕，毕竟王建活到了七十二岁，而孟知祥认为自己距离生命的终点还有不少年头。
然而，命运弄人，尽管孟知祥与王建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寿命却不及前者。就在六月间，原后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前来归降时，他在朝见孟知祥时跪地敬酒，祝愿皇帝陛下万寿无疆。这时，孟知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即返回宫中休养。
几天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意识到自己无法达到王建那样的高龄，于是立长子孟昶为皇太子，并任命宰相赵季良、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保宁军节度使赵廷隐以及枢密使王处回等人为辅政大臣。次日，孟知祥驾崩，享年六十一岁。随后，皇太子孟昶在父皇灵前即位为新君。
孟知祥能够建立后蜀，确实存在一定的机缘巧合。如果不是因为郭崇韬出于私交推荐了他，孟知祥可能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
然而，真正优秀的人才终究会崭露头角。五代时期的人物成千上万，但最终能称帝封王者寥寥无几。大浪淘沙，机会固然重要，但个人能力才是关键因素。
三国时期的曹操麾下有一位名叫赵戬的丞相掾，他曾评价四川的地势：“蜀地虽小，却四面环山、险要坚固，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孟知祥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再加上巴蜀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即便无法北伐中原实现统一，至少也能稳守数十年。有趣的是，孟知祥的经历与刘备颇为相似，奋斗了一生只当了短短两年的皇帝便去世；而他的儿子孟昶则像极了刘禅，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坐享皇位三十余年，最终都被完成统一的西晋和北宋俘虏（晋朝与宋朝在某些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自古以来便是不变的道理。
孟昶，原名孟仁赞，是后蜀高祖孟知祥的第三子。他的母亲原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一位低等嫔妃，后来被孟知祥娶为妻，并生下了孟昶。
五代时期著名的相面大师周元豹曾见过年幼的孟昶，他对孟知祥说：“这个孩子容貌非凡！”起初，孟知祥以为周元豹只是为了骗取钱财。然而，周元豹仔细观察了孟昶后，又对孟知祥预言道：“此儿将来可做四十年偏安之主，非同寻常！”
孟知祥得知儿子未来有望成为皇帝，心中大喜，从此对孟昶格外宠爱。孟知祥去世时，孟昶年仅十六岁（与汉怀帝刘禅即位时年龄相近），尚未成年的他面对治理国家的巨大挑战。
孟昶的母亲李太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对于处理国事并不精通。因此，蜀中的大事主要由赵季良、赵廷隐、李仁罕等资深重臣负责决策和管理。这些老臣们在当时的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犹如“老一辈的地主阶级革命家”。
在十国时期的那些“后主”中，若论名气和才华，除了南唐的李煜，便是这位孟昶了。
孟昶在执政初期还能励精图治，并且为人相当精明。然而，在他羽翼未丰之时，还不敢公然挑战朝中的那些“叔伯大爷”。如果惹怒了这些人，恐怕在他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蜀地就会改朝换代。因此，他深知此时不宜锋芒毕露，而应学会韬光养晦，该装傻时就装傻。毕竟，不招人忌的人往往是庸才，而真正的智者懂得如何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孟知祥的老战友中，赵季良功劳最大、地位最高，而且不像李仁罕那样骄横跋扈，所以孟昶对他并无太多反感。相反，李仁罕作为孟知祥手下的大将，为建立孟蜀立下了赫赫战功。
孟昶即位后，李仁罕常以老臣自居，尽管孟昶非常厌恶他，但由于暂时没有足够的势力，只能暂时忍耐。
李仁罕愈发得寸进尺，认为孟昶软弱可欺，甚至暗中指使亲信上书请求让其出任“国防部长”，意图掌控蜀国军权。孟昶原本不同意，但在李仁罕及其追随者的不断施压下，最终勉强同意了任命。为了防止李仁罕势力过大，孟昶巧妙地安排了与李仁罕有深刻矛盾的赵廷隐担任副职，以此来牵制李仁罕（这显示了孟昶的政治智慧）。
李仁罕势力渐盛，朝中自然有人心生不满。孟昶还是皇子时的挚友韩保正、韩继勋等人作为“新人”，自然期望能借助小主子之力步步高升，然而这些老臣却堵住了他们升官发财的道路，双方势同水火。这些人曾向孟昶进言：“李仁罕握有军权，迟早会取陛下而代之！”
比李仁罕资历更深的赵季良、赵廷隐同样不愿被其架空，两股势力为了扳倒李仁罕而联合起来。有了赵季良和赵廷隐的支持，孟昶底气大增，日夜密谋，寻找机会除掉李仁罕。
随着权力的增长，李仁罕愈发肆无忌惮，强占他人土地，甚至掘人祖坟，恶行累累。最令孟昶无法容忍的是，李仁罕在府中的布置已经逾越了君臣关系的界限，越发显示出他有不轨之心。孟昶决心铲除此人。
在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十月，孟昶在宫殿内设下伏兵。当李仁罕前来行礼时，孟昶一声令下，隐藏的武士迅速冲出，将李仁罕擒获并当场处决。李仁罕被杀后，他的家族无一幸免，全部被诛灭。
这一举动震慑了那些轻视孟昶的旧臣们。例如，昭武节度使李肇以前在朝见孟昶时常常拄着拐杖不跪拜，并借口说自己脚有病无法行礼。然而，在李仁罕被处死后，李肇的“病”奇迹般地痊愈了。当他再次朝见孟昶时，立刻扔掉拐杖，伏地请安。（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后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十二月，高祖孟知祥被安葬于和陵。
孟昶诛杀李仁罕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汉桓帝刘志铲除大将军梁冀的历史事件。
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范晔曾言，“天下犹企其休息”，然而刘志却未能善用这一机会，反而导致“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诸葛亮也曾感叹：“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孟昶同样未能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在成功铲除了李仁罕之后，孟昶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即使中原再发生动乱也不会波及到他的领地，于是他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
孟昶有三大爱好：踢球、骑马和玩女人。正值壮年的孟昶精力充沛，对美貌女子有着强烈的兴趣，日夜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尽情享受着生活的乐趣。
尽管孟昶最终成为了亡国之君，但作为“蜀后主”，他在人品和能力方面都比前任王衍要优秀得多。如果得到赵季良等人的辅佐，虽然对外作战可能不足，但在守成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宫中，孟昶的行为有些放纵。新近升任枢密副使的韩保正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孟昶不久后可能会变成另一个王衍。一旦孟昶垮台，大家都会陷入困境。于是，韩保正立即上书，劝告孟昶要重视国家事务，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孟昶了解王衍的故事以及他的结局，因此迅速改正了错误，遣散了宫中的女子，并重赏了韩保正。
老臣赵季良是蜀国最有权势的大臣，被尊称为“相父”。以他的才能，在李嗣源手下最多只能担任半个宰相，但在成都，他可以像诸葛亮那样施展才华。
赵季良对孟知祥心存感激，因此对孟昶尽忠辅佐，以此报答先主的知遇之恩。
赵季良看到年轻的君主能够接纳谏言，感到十分欣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感到力不从心。在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四月，他请求孟昶分担一些职责。
孟昶正希望削弱赵季良的权力，便顺水推舟，任命赵季良管理户部，毋昭裔为门下侍郎负责盐铁事务，张业为中书侍郎掌管度支。
户部、盐铁和度支合称三司，负责国家财政。大臣权力过大可能带来不稳定因素，尽管孟昶认为赵季良较为可靠，但人心难测。因此，掌握权力在自己手中最为安全。
此时的孟昶仍能虚心接受谏言。有一次，有人向孟昶提出建议，侍从觉得此人说话过于直接，建议孟昶责骂他。
然而，孟昶却表示：“唐初大理寺少卿孙伏伽曾向高祖进谏三事，并劝太宗停止狩猎，高祖和太宗都非常高兴。现在有人向朕进谏，说明他们希望朕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你们不应该劝朕责骂他们。”
孟昶确实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守成者的素质，但后来却偏离了正轨。在他四十七岁那年，不幸成为了赵匡胤的俘虏，最终被贴上了亡国昏君的标签，就像李煜一样。两人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都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拥有卓越的文学才能，因此后世对他们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认为他们本应是文学家，却误入了帝王之路。
尽管如此，他们在位期间也做出了一定的文化贡献：在五代十国这个相对文学贫瘠的时代，孟昶和李煜分别在后蜀和南唐培育出了两片文化绿洲。唐朝文学因战乱而遭受重创，但在五代十国时期，唯有南唐和后蜀保留了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在词的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国词史上有一个重要流派——花间词派，它的名字来源于后蜀词人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这部集子收录了从晚唐到五代前期十八位文人的词作，共计十卷，并于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由欧阳炯撰写序言。
这一作品不仅展示了当时的文化繁荣，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花间集》的卷首收录了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他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千古名句闻名。这首词写道：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在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词人群体是唯一能与南唐李璟和李煜领导的词人集团相抗衡的文学团体。后蜀词人中，欧阳炯、鹿虔扆、阎选、毛文锡和韩悰被誉为“五鬼”（类似于南唐的“乱政五鬼”），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才俊。
后蜀时期的文学氛围极为浓厚，这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孟昶密不可分。孟昶不仅具备卓越的文学素养，还留下了一首著名的《玉楼春》：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攲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这首词描绘的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花蕊夫人。
尽管孟昶擅长填词，但其作品数量不多。然而，一首名为《相见欢》的词作却使他与南唐后主李煜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长久的争议。这首现代人耳熟能详的词是：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这是李煜的作品，但清代学者沈雄在其著作《古今词话》中提出此词应归功于孟昶。而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则坚信该词出自李煜之手。
无论真相如何，经过千年的变迁，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然而，这首词的经典地位始终未被撼动。
在五代时期，孟昶曾留下了一副中国最早的春联：“新春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赵匡胤征服蜀地后，任命了亲信兵部侍郎吕余庆管理成都府，而赵匡胤的诞辰被称为长春节，因此民间将这副春联视为预示蜀国覆灭的预言。
当人们谈论五代的文化时，往往会首先想到李煜。然而，在个人文学成就方面，孟昶不及李煜，但在推动地方文化发展上，孟知祥之子孟昶统治下的后蜀却超越了南唐。
公元941年，即广政四年，孟昶命令编纂了一部名为《古今韵会》的巨著，全书共五百卷。遗憾的是，到了清朝，这部著作已经失传。
随着孟昶逐渐成熟，那些与他父亲孟知祥共同打天下的老臣们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公元946年，也就是广政九年，辅佐孟昶的“相父”赵季良去世。此后，孟昶逐步集中了最高权力。
然而，宰相张业却常常与孟昶作对。他是一个贪婪的人，在民间搜刮了大量财富，并且还私自设立监狱，使用酷刑，导致蜀地百姓对他深恶痛绝。由于张业在朝廷中树敌众多，翰林承旨李昊、右匡圣都指挥使孙汉韶以及控鹤马步军都指挥使安思谦等人纷纷向孟昶抱怨，称张业之子张继昭暗中召集江湖亡命之徒图谋叛乱。
孟昶意识到张业并未将其放在眼里，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如同当年对付李仁罕那样，彻底解决张业的问题。
广政十一年（公元948年）七月，当张业前往朝会之际，孟昶下令安思谦带领士兵将其当场逮捕并处决，从而消除了潜在威胁，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其他资深大臣如赵廷隐、王处回等人看到皇帝已经成年，意识到自己应当退位让贤，于是纷纷告老还乡，从此各自安好，不再过问朝政，孟昶也因此得以真正亲理国事。
与后唐庄宗李存勖相似，孟昶也曾依赖于“辅政大臣”的指导。然而，一旦失去这种约束，他便如同脱缰之马。但不同于李存勖的是，孟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使他更像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在稳固了政权之后，孟昶将注意力转向了文化领域的发展。
早在明德二年（公元935年），即他登基之初，孟昶就在成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皇家艺术机构——翰林图画院，并任命著名画家黄筌为院长。黄筌是五代时期最杰出的画家之一，《写生珍禽图》便是其代表作之一。由于地处偏远的蜀地，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未波及这里，孟昶得以安心地扮演起“太平天子”的角色。除了几次科举考试外，他还致力于四川地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然而，尽管他在文化艺术方面颇有建树，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政治管理混乱不堪。
在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大周皇帝柴荣发动了一场针对后蜀的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战役的规模不及他之前攻打淮南的战斗，但孟昶还是接连失利。
后蜀名将高彦俦无法抵挡柴荣部将王景崇和向训的攻势，导致秦州（今甘肃秦安）、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以及凤州（今陕西凤县）相继落入周军之手，后蜀北方的防线几乎全线崩溃。
面对这一局势，孟昶试图与柴荣议和，并自称为“大蜀皇帝”。然而，柴荣坚决反对这种并列称帝的做法，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对于孟昶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不屑一顾。
孟昶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愤怒地向北喊道：“你算什么东西？我登基之时，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苟且偷生！”（实际上，孟昶能成为皇帝多亏了他父亲的功绩，否则恐怕连节度使都难以获得，如此言论显得有些可笑）。
不过，由于柴荣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南唐，暂时没有对两川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使得孟昶得以继续统治一段时间。
说来也颇为奇特，在历史上，许多亡国之君身边总有一位“红颜”被指责为国家覆灭的罪魁祸首。比如齐后主高纬身边的冯小怜，陈后主陈叔宝身旁的张丽华，南唐后主李煜的小周后，以及孟昶身边的花蕊夫人费氏。
在这些女子中，花蕊夫人的名气尤为显著，堪称五代十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人物。她不仅容貌出众，还才华横溢，创作了《宫词》四十一首。尽管这些作品大多风格绮丽奢华，但其中也不乏讽刺时政之作，展现了她的才情与见识。例如，她在一首诗中巧妙地借用了唐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的故事，暗喻宫廷丑闻：
“东宫降诞挺佳辰，少海星边拥瑞云。中尉传闻三日宴，翰林当撰洗儿文。”
孟昶得到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对她宠爱有加，视若珍宝。关于讽喻诗，不得不提当时一位名叫蒋贻恭的县令所作的一首《咏蛤蟆》诗：
“坐卧兼行总一般，向人努眼太无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试就蹄涔照影看。”
这首诗通过描绘蛤蟆的形象，犀利地讽刺了那些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官员，令人拍案叫绝。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成都被称为“蓉城”，这一别名正是源于花蕊夫人。她特别喜爱芙蓉花，于是孟昶下令在成都全城种植芙蓉，使得四十里长街遍开芙蓉花，从此成都便有了“蓉城”的美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孟昶早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奢靡的生活。他挥霍无度，甚至用金银珠宝装饰自己的夜壶。这种行为在朝廷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仿，导致百姓深受其害。
一旦皇帝开始昏庸，奸佞之人便蜂拥而至。孟昶身边聚集了不少阿谀奉承的小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自比诸葛亮的王昭远。说王昭远是小人可能有些苛刻，将他比作赵括或许更为贴切——他熟读兵书，却自负过头。王昭远幼年丧父失母，被僧人智諲收养为童子。
后来，孟知祥发现了他的才能，让他陪伴孟昶读书，并最终成为孟昶的私人秘书。孟昶登基后，王昭远也随之平步青云，从卷帘大将做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终升到了枢密使的位置。
不仅王昭远自认为是诸葛亮再世，就连孟昶也对他寄予厚望，给予了重用。然而，孟昶的母亲李太后却对王昭远并不看好，曾多次劝告孟昶不要轻信这个“空心萝卜”，认为他迟早会误大事。可惜，孟昶并未听从母亲的建议。
有了王昭远这位“假诸葛亮”的支持，孟昶信心倍增，甚至萌生了北伐中原的念头。此时，中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代十国的局面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赵匡胤志在统一全国，在平定了荆南和湖南的割据势力后，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孟昶所在的蜀地。
尽管蜀地幅员辽阔，但终究难以与强大的中原抗衡。然而，王昭远却不以为然，常常对着诸葛亮的塑像自言自语：“先生，虽然您北伐中原未能成功，但请放心，有我在，定能活捉赵匡胤，为您报仇雪恨。”
孔明先生仿佛在空中愤怒地挥动着鹅毛扇，斥责道：“呸！赵匡胤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曹叡！以后别打着我的旗号做事，商标使用费你交了吗？”
王昭远自视甚高，身边也有不少所谓的“高人”。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为他献上一计：“大人出身寒微，如今身居高位，却未立下大功，因此众人不服。我建议大人可以派人联络河东的刘承钧，请他出兵攻打汴梁，迫使赵匡胤全力应对。届时关右必然空虚，大人可率军出子午谷，一举拿下关西之地，如此便能立下不世之功，蜀中谁还敢轻视大人？”
王昭远听后大喜，立即劝说孟昶与北汉结盟，出兵收复关右。
孟昶对赵匡胤并不了解，只知道他通过欺负寡妇孤儿才登上了皇位，认为有机会可以利用这一点获利，于是派遣部将赵彦韬、孙遇和杨蠲前往北汉寻找刘承钧。
然而，赵彦韬等人觉得孟昶的势力太弱，不足以提供庇护，便转而投靠了赵匡胤，在汴梁向他自首，并交出了藏在蜡丸中的密信。他们还绘制了蜀地的地理形势图和军队分布图，献给了赵匡胤。
此时，赵匡胤正计划攻打后蜀，但对川中地形不熟悉，突然得到这些宝贵的情报，让他非常高兴。宋乾德二年（即后蜀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十一月，赵匡胤任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和枢密副使王仁赡为副手，率军从子午谷进军。
同时，他还任命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从三峡出发，总共调动了六万大军进攻西川。
为了激励将士们全力以赴，赵匡胤在出征前告诉王全斌：“此次伐蜀，朕只要土地与百姓。攻入蜀地后，每占领一座城池，留下兵甲粮草，钱帛全部分给有功的将士。”士兵们听后士气大振。这次西征，赵匡胤志在必得，甚至提前为孟昶准备好了府邸，只等他成为阶下囚。
王全斌和刘曹部的前锋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孟昶得知赵匡胤派兵的消息后，并未感到惊慌，他派遣了自称为“诸葛亮”的王昭远以及韩保正等人去迎战宋军。王昭远认为宋军从未见过真正的诸葛亮，这次一定要让他们见识一下厉害。
临行前，王昭远对前来送别的宰相李昊信誓旦旦地说：“别说是赵匡胤这几路乌合之众，就算是整个中原，我也能轻而易举地拿下。这次我率领三万精锐部队北上，先击败王全斌，再直取汴梁城，活捉赵匡胤。你准备好庆功宴吧，等我的好消息！”
李昊深知王昭远是个爱吹牛的人，心中暗笑不已。
战场上，王昭远手持铁如意，指挥若定：“目标汴梁城，擒拿赵匡胤！”
宋军王全斌部入蜀的路线与四十年前郭崇韬的进军路线相似，而且这些宋军大多是在周世宗柴荣手下锻炼出来的精英，根本不怕蜀军。
果然，在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一战中，宋军大败蜀军，生擒了蜀国山南西道节度使韩保正，随后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与此同时，从三峡一线进攻的刘光义、曹彬部也进展顺利，攻克了后蜀东川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宁江军节度使高彦俦见大势已去，选择自焚殉国。
宋乾德二年（公元965年）十二月，宋军抵达利州（今四川广元），终于与这位被誉为当代诸葛亮的人物相见。
宋军首先发起攻势，一举攻克金山寨。随后，宋军在嘉陵江畔再次击败蜀军，王昭远率领残部仓皇撤退至大漫天寨。
次日，宋军崔彦进部、康万泽部和张万友部分三路夹击大漫天寨。
面对宋军的强大攻势，王昭远倾尽蜀军精锐力量，两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之战。
“兵弱则将更弱”，王昭远本无能之辈，他所率领的士兵自然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初战即溃败后，王昭远仍不甘心，与武定军节度使赵崇韬联手，召集残余兵力，连续三次挑战宋军，却屡战屡败。最终，王昭远只能狼狈逃窜至剑门（今四川剑阁北）。
与此同时，孟昶派遣皇太子孟玄喆前往增援王昭远。然而，孟玄喆不仅毫无军事才能，反而把行军视为一次轻松的旅行。宋军主将王全斌对此不屑一顾，一心只想尽快消灭王昭远的部队。
乾德三年（公元966年）春，宋军史延德部从苏（今四川剑阁东南）出发，直指青强岭这一战略要地。当时正在剑门休整的王昭远得知宋军逼近青强岭的消息，不敢正面交锋，选择撤退至汉原坡。王全斌紧追不舍，率大军一路追击至汉原坡，并对蜀军发起猛烈攻击。蜀军士气低落，被宋军打得大败，死伤无数，赵崇韬也在战场上被俘。
起初，王昭远还颇有信心，在胡床上指挥作战。但当看到宋军直接向自己冲来时，他惊慌失措，丢盔弃甲骑马逃跑，一直逃到了东川才摆脱了追兵。
王昭远躲进了一间民宅，悲痛欲绝，放声大哭，双眼红肿。他一边哭泣，一边吟诵罗隐的诗句：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就在他背完最后一句诗时，宋军骑兵找到了他。尽管看到王昭远如此哀伤，宋军士兵还是心情沉重地将他捆绑起来，带回了军营。
而此时，蜀国太子孟玄喆才慢悠悠地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听闻剑门已被攻破、王昭远也被俘虏的消息，吓得立刻抛弃军队，带着几个亲信仓皇逃回成都。
在成都等待胜利消息的后蜀皇帝孟昶，一听到战败的消息，脸色变得煞绿。他常常嘲笑前朝王衍无能亡国，没想到自己竟也面临相似的命运，仿佛成了王衍的“转世”。孟昶急忙询问大臣们还有什么良策。
将军石頖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我们可以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只守不攻。宋军远道而来，加上蜀地地形险峻，粮草供应必然困难。等他们粮尽之时，我们再发动反击，或许还能击退宋军。”
然而，孟昶对这个计划并不看好，叹息道：“这招太冒险了。我们孟家统治两川已有四十余年，对将士也算仁至义尽，但他们显然不是宋军的对手。即使坚守不出，谁能保证不会有人贪图富贵而投降呢？”
石頖的建议与三国时期广汉从事郑度向刘璋提出的策略如出一辙，而刘璋同样没有采纳，其回答几乎与孟昶一致。
实际上，虽然这种策略可能暂时延缓蜀中政权的覆灭，却无法改变其最终的命运。赵匡胤与刘备不同：刘备北有曹操、东有孙权，一旦攻不下蜀地，孙权可能会趁机夺取荆州；而赵匡胤则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对他而言，最多不过是多花几年时间征服孟昶，但无论如何，结局都是灭亡。当赵匡胤失去耐心时，即使孟昶投降，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在宋军两路大军逼近成都之际，孟昶苦思对策却毫无头绪。“德高望重”的李昊建议他投降，这样还能保住荣华富贵。无奈之下，孟昶只好让李昊起草降书，并带领文武百官向宋军投降。后蜀广政二十九年（即宋乾德三年，公元966年）春，后蜀宣告灭亡。
有趣的是，四十年前王衍向后唐投降时的降表也是出自李昊之手，没想到四十年后他又重操旧业。四川人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在李昊家大门上偷偷写下“世修降表李家”六个大字，成为一时笑谈。
随后，孟昶带着全家迁往汴梁，被赵匡胤封为秦国公，并尊称他的母亲李太后为国母。起初，孟昶认为自己可以在新环境中过上好日子，毕竟有万户食邑供其享用。
然而，赵匡胤对孟昶宠爱的花蕊夫人垂涎三尺，碍于孟昶的存在难以得逞。最终，孟昶被莫名地“想”死了：乾德三年六月，中书令、秦国公孟昶去世。
赵匡胤身着素服哀悼五日，并追封孟昶为楚王。从孟昶受封秦国公到离世仅隔七天，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知情者心中都有数。
孟昶的母亲李氏清楚地知道儿子的死因，因此在灵堂前并未流泪，而是洒酒祭奠：“你未能为国捐躯，贪生怕死，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此时，她已心灰意冷，绝食数日后离世。昔日王建风光无限时，未曾料到家族竟会被不相关的李存勖所灭。
孟知祥的命运稍好一些，尽管他的政权也被毫不相干的赵匡胤推翻，但孟家成员仍得以保全性命。
孟昶的长子孟玄喆深受宋朝信任，先后镇守贝州和定州，并随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契丹，立下战功，最终在滁州安详辞世。孟玄喆的几位叔父和兄弟也都得以善终，享受荣华富贵，唯独孟昶因一个女人而丧命。
孟家母子相继去世后，赵匡胤便将花蕊夫人纳入宫中，对她格外宠爱。然而，花蕊夫人对孟昶之死深感悲痛，虽然她在赵匡胤面前强颜欢笑，但内心却始终抑郁寡欢。
有一次，赵匡胤听说花蕊夫人文采出众，便请她作诗一首。
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写下了一首诗：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赵匡胤听后大加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