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恢复了一系列职务，引起了国内外的瞩目。

邓小平

不久，叶剑英找到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傅崇碧，对他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要找他谈谈，要他把卫戍区的工作重新兼起来……

为什么是“重新”呢？原来，在11年前，傅崇碧就曾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十一年间，他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如今，听了叶帅的话后，傅崇碧不禁百感交集……

时间回到1961年6月23日。这一天，北京军区转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命令，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这一年的傅崇碧45岁，曾担任第63军军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这次任命前，他因罹患肾癌入院进行了手术，后来又休养了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后，组织上将这一重担交给了这位上将。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傅崇碧勤勉工作，努力不辜负党的重托。到了1966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让他参加一个会议。

这场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他宣布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的安全。这一领导小组的组长由叶剑英担任，成员包括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等。

此时的傅崇碧有些搞不清状况，他问叶剑英：“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为什么还要我参加？”

叶剑英

“卫戍区要扩编，准备让你兼卫戍区司令”，叶帅告诉他。果然，周恩来之后又宣布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且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

北京卫戍区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兼平津卫戍区，于1948年12月13日组建。面对这一任命，傅崇碧内心十分忐忑。

会后，他找到叶剑英，这样说道：“卫戍区工作我没有干过，恐怕干不了……”可叶帅勉励傅崇碧道：“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就能干好”。傅崇碧便又去找管干部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对方告诉他：“你不干是不行了。你看，毛主席批准了，林副主席也批准了，周总理同意，再提干不了不妥当。”

于是，推脱不掉的傅崇碧只好服从命令。不久后的6月3日，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干部会议，再次由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大家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也指出，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下，担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总理和首都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于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第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70师、第63军189师被调了过来。就这样，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个师6个团，再加上一个独立团，一个军乐团以及一个干部大队。

扩编工作完成后，北京卫戍区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开始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他们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首都工作领导小组也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而卫戍区办公的场所，则选在了庆王府。

庆王府

彼时，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市和中央在北京的企业都要实行军管，从各大军区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可即使这样，由于单位太多，也实在管不过来。

于是，傅崇碧向周恩来建议，请粟裕、王树声来管中央在北京的单位，因为这两位大将德高望重，干部和群众都尊敬他们，会比自己管得更好。

周总理听了后表示同意，并让傅崇碧和自己一起去毛主席那里，向他进行了报告。周恩来说现在北京市全瘫痪了，卫戍区工作任务太重。最终，毛主席同意了这一建议。就这样，卫戍区之后就只管北京市的企业、学校等单位。

虽然负担小了一些，但卫戍区的担子依然很重，从保证北京人民有饭吃、有煤烧，到保障各国大使馆的安全问题、吃饭问题，可谓事无巨细。

当时的北京饭店里住了很多外国人，一次中央有人去了那里一趟，饭店方面就突然不给外国人开饭了。傅崇碧得知后，马上派人从前门饭店订饭送到那里去，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周总理。

周恩来一听很生气，让傅崇碧和自己一起去北京饭店和那里的人谈。一去到那里，周总理就在宴会厅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半天也没离开的意思。

饭店职工看到这不同寻常的一幕后，连忙上前劝说总理走，说他坐在这里影响不好。此时的周恩来生气地说：“我坐在这里影响不好，你们不给外宾开饭，到处贴大字报，难道影响好吗？”

随着职工越来越多，傅崇碧要他们到宴会厅集合，并请总理进屋里休息。不一会儿，饭店一个组织的头头被找来，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要他们保证外宾的吃住和安全，并表示：“出了问题要找你们！”

周恩来

那时，卫戍区开展工作很不容易。他们派飞机去沈阳运东西，被人把飞机打了个窟窿。调火车运粮的时候，也到处遭到拦车和抢枪。当时的沈阳车站很乱，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他们决定让火车在小车站加水，这样到沈阳站就可以不停。而从东北拉回粮食后，北京面粉厂的工人又不生产了。周恩来得知后，让傅崇碧和自己一起去找工人谈话，并让部队派出人员帮助那里恢复生产。

有一次，内蒙古一个组织来到北京，他们大约有1000多人，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周总理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对方却不知什么原因开了枪……

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周恩来依然不肯离开。此时傅崇碧赶紧将他拉走，说今天听我的。后来，在上级组织的批示下，卫戍区把这伙人押送到38军112师进行管教。

不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出任主任，吴德、郑维山和傅崇碧任副主任。谢富治在红军时期做过师政委，同傅崇碧在一个部队工作过，两人比较熟悉。进入60年代后，随着谢富治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和傅的来往就少了。

如今，这两位老相识的交往又多了起来。相处中，傅崇碧感到对方变了，变得喜欢“看风”、“顺杆爬”，一有事情就“往外推”。傅崇碧曾对他说：“你不能把有些事情往上推给总理，往下推给我们。听说有人叫你‘谢推子’了。”不仅如此，傅崇碧还劝道：“有些事情你不听总理和叶帅的，光听戚本禹和他推荐给你的那些人的，将来要吃苦头的。”可这些话谢富治根本听不进去。

傅崇碧

事实上，当时谢富治之所以受到器重，是因为他批邓小平有功，批对方批得很凶。对此，傅崇碧对他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一听这话，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摆出一副老上级的架子回应道：“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于是，傅崇碧和谢富治在工作上经常发生分歧。1968年3月，有人批示谢富治，要他去抓叶剑英的儿子、女儿和邓小平的孩子，谢便让傅崇碧去执行。

“这得先给叶帅打个电话，报告他老人家”，傅崇碧这样说。谢富治则不同意：“一打电话不都跑球了，还抓什么？”可傅崇碧坚持道：“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谢富治只好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

最后，是谢富治派人去抓，但人没有抓到。当他问傅崇碧人都到哪里去了时，傅表示因为他们经常回家，可能回家去了。

彼时，谢富治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和卫戍区保卫部进行合并，把市公安局改为卫戍区政治部的一个部。对此，傅崇碧表示不同意，对他说：“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怎么能搞到一起？”

然而，谢富治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由于他在中央分管政法工作，傅崇碧便向周总理进行请示。周恩来听了，表示同意傅崇碧的意见，但也不好直接照他说的意见办。于是，周恩来对傅崇碧说：“我也有事向主席报告，咱们一起去主席那里，有关组织变动的事请主席定。”

就这样，周恩来、傅崇碧和谢富治三人一起去找毛主席。当周总理将谢富治的意见讲了之后，毛主席说不要合并，谢富治这才作罢。

毛泽东和傅崇碧

那段日子里，卫戍区有一项特殊任务——对被抓的干部实施“监护”。事实上，这是周总理保护老干部的一种方法。

一开始的时候，傅崇碧不知道这个“监护”具体是什么意思，便向周恩来进行请示。周总理说，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同时也是保护起来。这样，傅崇碧就理解了：所谓“监护”，名为监视，实为看护。

于是，对这些被监护的人员，傅崇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交代部队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标准按他们之前的标准保持不变。这些人里便有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当傅崇碧发现监护他的一个副连长态度不好后，立即将其进行调换。不仅如此，在生活小事上，傅崇碧也尽量给罗瑞卿一些照顾。

就在傅崇碧为工作禅精竭虑之时，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他突然被上级宣布担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并被连夜送到了那里。

一头雾水的傅崇碧到达沈阳后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就这样，他和家人在东北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直到1974年9月，58岁的傅崇碧突然接到通知，说自己可以回北京了。当他重新踏上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后，一时之间感慨万千……

很快，周恩来找傅崇碧谈了话，告诉他现在的一些情况，并表示要他继续在北京军区工作。当傅崇碧得知总理已经罹患癌症后，心里十分难受，含着热泪与其道别。

就这样，傅崇碧在第二年被重新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恢复了一系列职务。出来工作后不久，邓小平找傅崇碧进行谈话，要他回去用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整顿卫戍区，“你百分之四十力量搞卫戍区整顿，百分之六十力量放在军区。”

这年9月12日，傅崇碧正式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重回卫戍区后，那里有些人十分紧张，因为之前傅崇碧遇到事情时，他们曾进行过揭发，如今怕被追究。

傅崇碧夫妇

然而，傅崇碧对这些人不仅一个没批一个没整，还对过去他们揭发自己的材料一律不看全部封存。

彼时，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几次找傅崇碧谈话，表示卫戍区的干部需要调换。可最终，对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傅崇碧等人只调走了一个人，其余都没有动。

罗瑞卿对此很有意见，他对傅崇碧生气地说道：“你总是心慈手软。”傅崇碧解释，有些人当时说些错话做些错事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让他们自觉认识和改正错误。最终，罗瑞卿同意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