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在秦朝以前，都城通常集聚了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经济以及政治、军事资源，所以，都城被敌对势力攻破，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是故，都城的选择也往往是新兴王朝的头等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遭遇重大变故，否则绝无随意迁都之理。但商朝对于都城的迁移，却有近乎“随性”般的频繁。

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从第三位君主太康到末代君主夏桀，都城都在斟鄩。而商朝都城的地望，却有“前八而后五”的说法。

所谓“前八”，指的是商朝建立之前，自始祖契到商汤灭夏之前的8次迁徙，“后五”指的是商汤建国后到第19位君主盘庚之前，有5次迁都。

当然，这5次恐怕还存在漏记的可能，因为殷墟考古近100年来，只发现了上至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以及相关遗存，并无盘庚、小辛、小乙三帝时期的出土物。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上商朝对于都城迁徙的频次，很可能要比文献记载的还要多。

商部族起源于我国的东北辽西一带，直到定都安阳（殷墟）之时，殷商贵族的墓葬依然保持着头向东北的葬俗，而在商朝建立之前，中原地区并无虎型青铜器，殷墟发现的东北虎造型，也佐证了商人的发祥地正是东北。

所以，从契到汤的8次迁都，可以视作商部族南下中原的战略性移动，目的是发展壮大。这也符合新石器时代以来民族迁徙的基本规律。

目前考古已经证实，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中原的统治核心在伊洛平原，这里发现了夏文化的中心区域—二里头遗址。

而商文化的考古学遗存，则由河北漳河流域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郑州和偃师的二里岗文化（早商）、安阳殷墟文化（晚商）组成，从东北到河北再到中原腹地，清晰地描绘出一条商从方国到王国的蜕变脉络。

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1560—前1520年）时，二里头遗址已经从都城降格为普通聚落，而近在咫尺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则顺势崛起，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和青铜礼器，见证了新兴势力的初生光芒。

二里头文化和郑州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两种不同族群创造的文化遗存，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印证的正是史书所载的夏商鼎革事件。

换言之，此时以商汤为代表的商部族，已经攻占了中原核心区域，建立了以商为核心的全新统治秩序。

据考古发掘报告称，郑州商城城垣周长近七公里，挖土量为一百七十万立方米，夯土量为八十七万立方米，按照每天1万人筑城计算，如此规模的城垣也至少需要八年时间。

郑州商城是不是商汤最初的亳都，目前还有争议。但郑州商城庞大的规模至少说明了一点，即商朝在早期之时的确是有意在中原腹地长期立都的。

但奇怪的是，自第十任君主商王仲丁开始，商朝又开始了如游牧般的迁徙之路。

据《史记》记载：“仲丁即位，自亳迁于嚣，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祖乙胜即位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嚣、相、奄的地望，都没有超出鲁、豫两省范畴，但总体方位却是由南向北，从中原腹地迁徙到了豫北的安阳，直到周武王伐纣，殷商灭亡。

对此，著名先秦史专家郭静云曾提出疑问：“从地理位置来看，郑偃到殷墟的路线，并不符合文明变迁及发展的趋势。郑偃的地理位置、土质、气候等环境条件，都比殷墟更适合农耕”。

仲丁生存的年代距商汤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此时的夏朝早已灭亡，不存在复辟的可能，那么作为农耕政权的商朝，为什么要放弃广袤的伊洛平原，转而迁往土地相对贫瘠的安阳一带呢？

关于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目前最直接的记载源自《尚书·盘庚》：“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东晋的梅颐在《孔传古文尚书》中解释说,“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定之极”，此后，“洪水说”成了影响力最大的说法。

不过，这个说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既然商朝都城遭遇严重水患，为什么盘庚提议迁都时，还会遭遇贵族的抵制呢？如果是因为洪水迁都，为什么会多达5次，难道洪水在追着商朝都城跑吗？

考古显示，在二里头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伊洛平原并没有发现任何洪灾迹象。在盘庚之前，唯一遭遇洪水的君主是祖乙，史载“祖乙圮于耿（河水所毁曰圮）”，但这次洪水却并没有导致商朝迁都，直到祖乙之孙南庚时才迁奄，这期间相隔了三代五王。

同样有过水患的还有武丁在位时。殷墟出土的武丁时期卜辞“洹其乍兹邑祸”，明确提到洹水泛滥为祸于殷都。但众所周知，武丁时期的商朝都城始终在安阳殷墟，并未发生迁徙。

这恰恰表明，商朝迁都并不是在躲洪水。

那么商朝为什么在不停迁徙？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我们先来看《史记》给出的线索：“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太戊使殷复兴，诸侯归之……河亶甲时，殷复衰……祖乙时殷复兴……帝阳甲之时，殷衰……”。

可见，自商汤以后的商王朝，并非如后世多数王朝那样经历一个初生到强盛再到衰落的抛物线发展脉络，而是一条反复在盛衰之间变换的曲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司马迁总结是“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谓“九世之乱”，即商朝的王位继承混乱导致了它的兴衰反复。

但这恐怕是后世把“父死子继”的模式硬套在商朝身上所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商朝王位继承原本就是“兄终弟及”和“父子相传”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显示，仲丁死后传位弟弟外壬，外壬死后传位弟弟河亶甲，河亶甲死后王位传回仲丁之子祖乙（《史记》记载祖乙是河亶甲的儿子，被甲骨文纠正），祖乙死后传位儿子祖辛，祖辛死后传位弟弟沃甲，沃甲死后王位传回祖辛之子祖丁，祖丁死后王位传给了沃甲之子南庚。

可见，在所谓的“九世之乱”期间，商朝的王位都是很有秩序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并没有发现“乱”的状况，始终是有弟传弟，无弟则传子。

显然，因乱而迁也不是事实。那么商朝频繁迁都必然有有其它原因。

根据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显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比例为15%，礼器为80%，而殷墟兵器占出土青铜器总数的比例却正好相反，是郑偃遗址的数倍。

此外，早商遗址发现的人殉数量通常为个位数，而晚商殷墟遗址发现的人殉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人种还囊括了蒙古人种、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

这说明，每次迁都的商朝，伴随而来的都是军事战争的强盛和内服区域的扩大。换言之，商朝的迁都，带有军事目的，即拓展疆域。

考古的这一发现，也得到了《竹书纪年》记载的印证。

仲丁迁嚣（今河南郑州），伴随而来的战争是“征于蓝夷”（今晋东南一带），河亶甲迁相（今河南内黄）“征班方”（今山东曹县一带），迁奄（今山东曲阜）后“征丹阳戎”（今山东曲阜西），到迁殷后，卜辞中出现的商朝征伐对象变成了人方、鬼方，以及安阳以东的东夷。

商朝是在积聚人力、物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即向外发展扩张，而这种扩张并非是派军队远征，而是直接迁都至要征伐的临近地区，颇有点像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五伐漠北的用意。

而商朝在迁殷后，并未再次迁都，是因为东夷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直到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依然是东夷、淮夷。

所以，迁都，恰恰是商朝军事帝国的独特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