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前坪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2年12月，18岁的我积极响应号召，应征入伍，走进了让我魂牵梦绕了十几年的部队。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2年12月19日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3年的兵。

七十年代在部队，每年都会分发两次军装，一次在五一前后，主要发放春秋装；一次在十一前后，主要发放冬装。听老兵们说，部队军服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军费增加，而逐步改良提高的。在五十年代，只有夏装和冬装，棉衣还没外罩，脱下棉衣就只能穿单衣，几乎没有过度衣服。

到了六十年代，有所提高，增发了绒衣绒裤，不必再“大汗淋漓时还穿棉服、寒气逼人时仍着夏装”了。而到我们七十年代初时，军服又有改进，四季服装已经比较齐全了。北方部队皮大衣、大头鞋、毡褥垫随人走，只是退伍时要上交（每种军服一般每人发放两套，以备换洗）。

到了73年初（我完成为期七十天的新兵训练后，刚下到连队），从后勤部门传出消息，说今年要改变春秋装的面料，由棉布改为【的确良】。当时【的确良】在地方虽已流行，但在部队还是比较少见。我们只知道【的确良】平展、耐磨、结实，要比棉布好很多，于是大家都翘首以盼。

果然，在五一后，【的确良】春秋装如期下发。本来，我领取了一套“一号”的，但回宿舍试穿后，感觉紧了点，于是我又换成“特号”，这下终于宽松多了，而单帽一号，则正好。

说实在的，老军装不禁穿，容易破，战士们训练、劳动，强度大，很多时候肘部、膝部都需要打补丁，换发时很少能有完整的。我刚来到二连一排三班时，班里的老兵们身上穿着的【人字尼】棉衣外罩，不仅掉色，袖口处还都打着补丁。

慢慢到了八十年代，军服棉衣外罩才改为【的卡】。而随着国家逐步富裕，八五年也为副团职以上的军官，换发了毛料军装和大沿军帽，战士服装面料，则没有发生改动。

到现在，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战士们作训服、军常服、礼服、战靴一应俱全，我们这些早已退役的老兵，只有羡慕的份了。

记得1973年五一换发【的确良】后，大多数战士都舍不得穿（当时我也舍不得穿），只是仔细保存着，直到老服装上交，才穿上身。

但也有战友先穿为快，马上上身。当时，我们一排长就是（姓李），新军装一发立马就穿。而这，也让恰好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团领导）都羡慕不已，还再三询问他穿上是否舒适。而那些七三年初刚退伍的老兵们，在听说部队换装后，都连连叹气，说真是可惜。

就这样，在73年换发【的确良】春秋装的浪潮中，拉开了我军旅生涯的序幕。得益于我高中毕业，字写得比较好，再加上积极勤奋、乐观踏实（班里的什么事，虽然不会抢着去做，但也总是有我的影子），在此后的四年里，我历任战士（一年）、文书（两年半）、班长（一班）。由文书岗位下到一班担任班长半年后，1977年7月底，我提干的命令，终于下来了。记得那是一天晚饭后点名，营教导员骑着马来到了我们连队，然后当着全连一百多名战士的面，宣布了我被任命为一排排长，23级。

提干后，我的心里有激动、有开心，但更多的是感慨。毕竟，我一个农村孩子，在当兵第五年，在二十三岁时，能如愿提干留在部队。这其中，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外，我，无疑是幸运的。

而我的幸运，还远不止此。1978年3月，在一连当了七个月排长的我，被破格提升为五连副连长。那天，我正在篮球场和战友们打篮球，连队文书（姓吴），忽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到了跟前，小吴喘着气说，“一排长，指导员有急事找你，让你马上到连部。”

看着小吴一脸焦急的样子，我知道肯定有要紧事，于是我穿好衣服后，就立马跑步到了连部。刚进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指导员就笑着说：”小前，刚才团干部股来电话了，说政治处陈主任要找你谈话，是关于你提升副连长的事，你赶快去洗漱洗漱，换好军装，主任马上就到。”

说实话，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震惊。原来，我是打算当两年排长就转业回家的（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是家里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上学，压力实在太大）。但现在，如果提了副连长，最起码又要推迟三年才能转业，而且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更是未知数（当时的我太年轻，对自己前途的认知，不够明确）。因此，我就在心里盘算着，一会儿该怎么向主任说明我的想法，和家庭的具体情况。

陈主任到了后，还没等我开口，就开门见山地说，“小前，经过团部研究讨论，决定破格提升你为二营五连副连长（1978年中旬，因为一些原因，不少部队都开始扩编。当时，我们团也开始扩编，一扩编，连队基层干部就大量缺失。因此，在一连当了七个月排长的我，才能有机会被破格提拔为五连副连长）”。

说完话，陈主任顿了顿，又继续说，“你是团里年轻干部的代表，你的表现好坏不单单代表自己，还会影响一批干部。我知道你有很多想法，特别是提干后，没有长期在部队干下去的打算。而且，对于当连队干部，思想准备还不充分，要是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跟我谈。但已经下达的命令不能改变，还是希望你能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干好一行。再接再厉，不负众望，把担子挑起来，认真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听到主任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我才明白自己想转业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况且，自从提干当了排长后，我每个月52元的工资，除去扣除13.5元的伙食费，和留下8.5元买一些生活用品外，剩下的30元，我两个月一凑，都寄回了家。要知道，在当时，这30元，可是一笔巨款（在当时，鸡蛋是0.05元一个，一碗面条也才0.25元）。可以说，自从我提干当了排长后，我家里的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善。想到此，我就坚定地对陈主任说：“主任，我明白了，我坚决服从命令。”

三天后，在全营大会上，政治处陈主任代表团部，宣读了我被任命为五连副连长的命令。那一年，是我当兵的第六年，刚好二十四岁。虽说在连队的同年兵中，我是第一个连级干部，但当时连队还有不少比我军龄长得多的老兵，我深知要论能力，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且当了连队干部后，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因此我不敢有一丁点想翘尾巴的念头，只想着要好好干，回报组织的信任。

而说起连队里四位主官工作的分配，当时一位团首长来我们连队视察时的发言，总结的就很精辟：连长需要带头冲；指导员是一通百通（做思想工作）；副连长是萝卜大葱（抓生活）；副指导员就是锣鼓咚咚（抓共青团）。

就这样，因为赶上扩编，刚当了七个月排长的我，就被破格提拔为五连副连长。并且，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坚定了自己要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和生活的决心。此后的几年里，我历任连长（1981年）、副营股长（1984年）。1985年（大裁军的浪潮中），在副营股长的职位上工作一年后，我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三年的部队，转业回到了地方。

说实话，我担任团宣传股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一年。但在这一年里，却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都难忘的事。

1984年11月，部队提倡干部学文化，我们团也开办了干部夜校。那时，我刚由五连长，调任团宣传股长（副营），五个月。

因为要学习，就离不开记录。而记录，则需要笔记本，可团部服务社的笔记本，早被大家买光了。最后，没了办法，记得在夜校开课的前一天下午（1984年11月23日），我回到五连，借了辆三轮摩托车（司机小廖），准备去县城商店看看。

本来一路顺利，可就在我们走到距离县城六公里的公社农科站附近，在超一辆拉树苗的卡车时，摩托车被汽车别了一下。见状，小廖连忙向左打方向，可没想到，这一打，让我们的摩托车直接撞到了路左边的树上。摩托车撞到树上后，随即反弹到公路中间。小廖，由于是驾驶位，受伤比较重（左腿骨折）。而我，则是随着挎斗，被甩到路中间，虽然摔的也不轻，但与小廖相比，还是轻的多了。

从路上爬起来后，我一看小廖摔得不轻，也没了去县城的想法，只想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于是，在把摩托车交给看热闹的老乡照看后，我就拦了一辆长途公交车拉上小廖，立马往县城方向赶去。在把小廖安全送到医院后，我随即打电话叫来一辆老解放卡车（司机小吴），准备原路返回，去拉那辆摩托车。等找到摩托车时，天已经黑了，因为时值十一月底，天气非常寒冷（可以说是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想着老乡帮忙照看了一下午摩托车，也不容易。因此，在装上摩托车后，我就去县城，请老乡吃了顿饭。

那顿饭，我点了一份红烧鱼、一份炒肉片、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和四大碗米饭（要粮票）。老乡一个人吃两碗，我跟司机小吴一人一碗。那顿饭（一共花了2.6元），吃得老乡是酣畅淋漓、撑肠拄腹。吃完饭，把老乡送回家后，我随即返回了团部。

回到团部的第二天上午，我立马找到团首长说明情况，并做了检讨。而团首长，考虑到事发突然，再加上我处理得当（小廖得到了及时救治，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就说不做批评了，让我以后注意。但当时的我想，不管怎么说，小廖受伤、一连的摩托车损坏，都是我的原因。因此，在短暂的思索后，我就诚恳跟团首长说，希望能在十天后的团机关干部会上，做一次检讨。

记得当时，政委（姓徐）在听了我的话后，笑着说，“做个检讨也行，防范于未然嘛。”于是，1984年12月3日那天，我就在团机关干部大会上，当着全体干部的面，做了一次深刻的检讨。做完检讨后，我也立即到部队医院，看望了小廖（当时的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不管怎么说，小廖都是为了陪我办事，才受的伤）。记得当时，见我来看他，小廖躺在病床上，故作轻松地说，“老连长，我没事，你放心。”

当时的我，在听小廖说完话后，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后来，我又去医院看了小廖一次。他出院后，我也去到五连，看望了他两次。可遗憾的是，第二年三月（1985年），小廖就退伍，离开了部队（不久后，我也转业回到了家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三十九年（在当时，通信条件十分不方便），没见到小廖了。这些年，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有些自责，不知道小廖当年退伍后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因为那次受伤，而受到影响。这件事，也成了我心底永远的遗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