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朝有六类人。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周天子是第一类人。周天子分封诸侯，形成第二类人——诸侯国君。这两类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导致周天子日益肾虚。周天子管不了下面的诸侯国君了，他们之间就互相掐架，就是我们的列国兼并争霸战。

当然，第三类人即各卿大夫家族之间，也常爆发内讧，比如这次“栾盈之乱”，就是“范氏”与“栾氏”间的争斗，并且掀起了六卿内讧的序幕。

上面说的这三类人（周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全算是贵族，白吃饭的家伙，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如果贵族的定义就是拥有世袭的地盘和权力的话，那么这三类人都是贵族。但是，人们通常又把国君（国王）和贵族对称，那么，就只是管国君下面的卿大夫叫贵族了。这样也可以，我们就单把这第三类人——卿大夫叫贵族，这种“贵族”和上面的“国君”对称。这些贵族（卿大夫）都拥有封邑，派自己的家臣去管理，而不是国君派流动的县官去治理之，当时政坛和朝廷空缺也都被这些贵族垄断世袭了，布衣士人没有进身机会，是一种所谓贵族政治。

这三类人（君子）之间，都是分封的关系，即周天子分封地盘给诸侯国君，诸侯国君颁赐封邑给卿和大夫。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Feudalism），跟西方中世纪的情况一样，当时应该叫封建社会，或者分封社会。

第三类贵族卿大夫经常上侵第二类诸侯国君的权力，就像第二类诸侯国君经常上侵第一类周天子的权力一样，这是分封制的特色，西方中世纪的封建时代也是如此。比如法国国王下边就是五十多个公国与伯爵国，如诺曼底公国、香槟伯国、安茹伯国，它们彼此割据，各行其是，不听法国国王的。西班牙的领主也是上侵国王的权力，领主们在南美洲扩张，抢的金子都不交给他们那即将破产的国王。英国也是封建制的，英国国君也是受气包。有势力的贵族们干脆联手搞起了一个议会，逼得国君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成了窗边族，直到了今天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贵族议会的席位慢慢被平民占去罢了。

但我们从秦朝以后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所以秦以后是皇权社会，不宜叫做封建社会。而商周合适叫封建社会。

金字塔的第四类人，是“国人”，即城市平民。打仗是他们的权力，遇上战事就响应征发而参军，保卫自己的城邑或者出去打别的城邑。平时在城里各司本业，跟现代的城里人状态也差不多，都是打工族。但他们参军的候，卿大夫家族的子弟担当战车兵——所谓卿大夫家族子弟就是其不重要的儿子再生出的更不重要的儿子，没有得到世袭地盘或者封邑继承权的——美其名曰“士人”，如曹刿、督戎、孔子什么的，他们都当战车兵，国人做徒兵。

第五类人是“野人”，也叫“民”，就是乡下的农民，他们一大宗族合在一起，天职就是种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层。他们人口数量最大，种地的事都是这些人身体力行，养活了各个封邑的主人以及国君一族，但是他们不去打仗，是社会的主体工作力量，从而使我们有理由确定大周朝绝不是奴隶社会。

第六类人才是少量奴隶，比如“斐豹”。斐豹想出战，还需要经过范宣子特批，这是因为奴隶没有打仗的资格。奴隶在军队中，只能当炊事员，干杂役，负责搬运道具，发盒饭等等。

那奴隶平时都干什么工作呢？奴隶不种地，种地是宗族农民的职业，虽然有少量很有钱的农户也可以买来奴隶种地，但人数很少——花钱买奴隶种地，不经济，还不如自己养活孩子呢。一定要奴隶数量极其充裕，价格极其便宜，奴隶才会涌入农业——因为农业是个低成本低获利的行业。用奴隶在制造业也许更划算些。怎样才能使得奴隶充裕、价格低廉呢？那就要像同期的希腊人那样，通过战争去捕捉，或者像美国那样——贩奴。希腊的雅典人口四十万，奴隶占了二十万。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中国，无论商周，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奴隶比率，根本谈不上是奴隶社会。一定是基于奴隶的经济，才算是奴隶社会，而不是少量使用了奴隶，就算奴隶社会。商周的农业，都不是奴隶从事的，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

史书中提到的大周朝的奴隶，主要是在城里工作，给主子家里干活（相当于小保姆），出门也负责抬轿子，睡觉也当性奴，出征的时候在军队中伺候主人，这从他们的称谓中可以看得出（舆隶、仆妾、僮）。手工作坊里也会使用少量奴隶，负责其中简单粗糙的工种，但主体还是一种叫“百工”的职业工人。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