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立场观望，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在国民党军中，孙立人有“东方隆美尔”之誉，但在黄埔系名将杜聿明眼中，他却是个“卖主求荣”、令人愤怒的小人。晚年，当回忆起远征军那一段夹杂着热血与苦难的抗战历史时，杜聿明曾痛骂孙立人没有英雄之实，只有小人之举。

有人说，杜聿明的痛骂，有些狭隘了，个人恩怨的色彩太重；但也有人说，杜聿明的看法其实是当年黄埔系的共识，依照中国人的传统道德看，他有所抱怨也是无可厚非的。

要说清孙立人与杜聿明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恩怨，还要从孙立人的背景谈起——

孙立人出生于安徽庐江一户书香门第，父亲孙熙泽在晚清时做过登州知府，北洋时期干过国会议员，后来辞官闲居青岛，又后全家迁往北京。

晚清北洋时期的上层人物，在观念上并不封闭守旧，相反许多人很开明，也有眼界。孙立人的父亲也是这样，对待儿子的成长，他是现代精英的教育理念，1913年冬北京清华学校招生，他鼓励儿子报考，孙立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当时的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各科四年，高等科读完后要远赴美国继续求学完成学业。孙立人从中等科读起，在清华学校苦读了8年。此间，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爱好体育，尤其以擅长当时在中国并不普及的篮球而著称，一度成为国家队队员，参加了1921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与队友一起为中国队第一次摘取了远东篮球桂冠。

1923年6月，孙立人从清华学校毕业，与同届毕业的60多人一起赴美留学。当年的清华赴美留学生是官派，孙立人读的是印第安纳州普顿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这是他父亲为他选择的人生之路，希望他未来做一名精英工程师。

然而，孙立人却有从军报国的个人理想。于是，当1924年夏天取得普顿大学工程学士学位后，他果断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考入了后来扬名世界的巴顿、马歇尔的母校——美国弗吉尼亚军校。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中，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然还有为数不多却影响极大的将领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就决定了毕业于美国军校的孙立人是众人眼中的异类，在国民党军中很难立足发展。

孙立人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回国后，因为方方面面的格格不入，经历了好几年的蹉跎，直到遇到人生的贵人宋子文。

当时，宋子文正在组建财政部税警总团，清一色的美军装备，排以上军官大多由留美学生担任。孙立人因为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被“半个美国人”宋子文选中，并委以税警总团特务团上校团长。

1932年初，税警特务团改称为第四团，孙立人也由特务团团长改任第四团团长，并在宋子文的支持下扩充整编，驻防江苏海州练兵。

美国名牌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在练兵上很有一套，他编出的一套“孙氏操典”，很现代，很美国，也很有效。1935年，国民党军队举行射击比赛，孙立人的税警第四团荣获团体和个人第一名，在48个参赛单位中，税警总团得总分第一，个人成绩前十名中有7名是第四团射手。

时势造英雄，这话用在孙立人身上，正合适。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税警总团奉命参战，配属中央军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孙立人率税警第四团随总团赴上海参加阵地守备战。

10月中旬，孙立人的税警四团在刘家宅一线阵地与日军对峙，中间仅隔一道约10米宽的小河，双方阵地相距20至30米。由于距离太近，日军炮火异常猛烈，阵地多处被摧毁。守在一线的士兵来不及修筑工事，只有将阵亡战友的尸体搬来作为掩蔽物。这样惨烈的对阵，有的防守部队三两天就垮了，而税警四团的阵地却始终没有被突破。

由于坚守有功，孙立人获得战场升迁，由第四团团长升任税警第二支队司令，指挥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作战。

月底，孙立人率部撤到苏州河南岸阻击渡河日军，在周家桥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为了夺回友军失去的桥头堡，孙立人率队冲锋，身负重伤，昏迷三天三夜。宋子文闻讯，一再嘱托其弟宋子安在大撤退前将孙立人接到香港治疗。

淞沪会战，是孙立人第一次率部参战，虽然税警总团不算正规部队，但孙立人却以一流的军事素养与悍勇作风，一战成名。

此后几年，税警总团作为一些人的眼中钉，另一些人垂涎的肥肉，被整编来整编去，孙立人被裹挟在其中，既苦闷，又无奈。

这种现实，真切地映照了他在国民党军中的现状，作为少数派异类，他很难获得公正的待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海军以闪击战快速攻占英国远东殖民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中旬，日军由印度侵占泰国，进逼缅甸南部地区，企图截断美英对中国补给军事物资的滇缅公路交通线。

由此，国民政府组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成为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税警总团主力被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三十八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成缅甸远征军。

1942年3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从贵州兴义出发，于4月上旬抵达缅甸腊戍，接着开进缅甸古都曼德勒，孙立人兼任曼德勒卫戍司令，率部在曼德勒周围布防。

就在这个时候，西线英缅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援军路线同时被切断。陷入弹尽粮绝，水源断绝的绝境后，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紧急向中国远征军求援，结果遭到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的拒绝。

杜聿明拒绝救援英军，是有原因的。

在缅甸战场，英军一向视国军为炮灰部队，极其不讲道义。危急时刻，国军曾多次救援英军，但换来的却是英军极不负责任、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的狼狈撤退。因为英军的可耻、无能，毫不知情的国军曾多次被英军甩在战场上，成为他们逃离险境的垫背者。

这次英军7000人被围，杜聿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远征军去救援，必遭英军背后摆刀。远征军此来，肩负着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赋予的战略任务，岂能再遭英国人戏耍，沦为他们保命的炮灰。

作为国军将领，黄埔嫡系，杜聿明当时的想法不失为“为国而战”的一种责任感与骨气。

但孙立人却持不同看法，力主救援。

孙立人的理由有二：一、此次远征本就是联合作战，友军遇险，见死不救，有失大局观念；二、新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团和一一三团距离英军最近，仅论军人的道德，他亦有救援的义务。

抛开这两点原因，孙立人力主救援，其实就是背景决定立场。

他的美国军校背景，决定了他天然地亲近美英，甚至有视他们为强援，从他们身上获取认同感的想法。

因为持有这样的立场，孙立人自告奋勇，请求率军救援。

杜聿明没有反驳阻止，但内心肯定不爽。

1942年3月18日拂晓，孙立人率率领麾下一一三团向扼守滨河北岸的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正午12时，滨河北岸的日军被全部肃清。

尚未喘息，英缅第一军军长斯利姆便向孙立人紧急求援，要求孙立人立刻渡河攻击南岸日军，以解英缅第一师之围。

此时的一一三团兵力只有1000余人，而南岸日军却有整整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且南岸地形处于仰攻位置，很容易被日军窥破实力。

这种情况下，如果冒然强攻，一一三团沦为炮灰的可能性极大。

然而，孙立人却没有退缩，他提出先弄清南岸敌情及地形，然后趁黑夜部署渡河攻击行动，第二天拂晓进攻南岸。

斯利姆本来同意孙立人的作战方案，但当他一次次接到被围困第一师师长斯高特的告急后，他便不顾现实，强行要求孙立人立即渡河进攻南岸。

孙立人请斯利姆转告斯高特：“贵师已经坚持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再坚持最后一天，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以前将贵师解救出围。”

当无线电里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时，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次日拂晓，孙立人指挥一一三团对滨河南岸日军主力发动突然猛攻，由于具备誓死的精神，和一流的战场指挥，当天下午3时，日军主力被击溃，5时，孙立人攻克仁安羌，解救出被俘的英军、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500余人，将被日军掳去的100多辆英军辎重汽车交还英方；接着，一一三团又掩护英缅第一师、装甲第七旅共计7000余人和1000多匹马，向滨河北岸撤去。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的第一个胜仗，也是当时盟军在亚洲战场唯一的胜仗。孙立人以1000余人的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近7倍于己的英军以及一大批传教士、新闻记者。

一时间，孙立人成了英美眼中的英雄。

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授予孙立人“丰功”勋章，英国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帝国司令勋章”是英国级别很高的荣誉，受勋者一般都加封爵位。后来，孙立人率领三十八军到达印度后，英国政府特委派比哈尔省督代表英皇，对其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

微妙是，重庆以及远征军高级将领对孙立人的这一辉煌战绩，却反应平淡。老蒋只象征性地给孙立人颁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杜聿明等远征军高级将领，送上的不是掌声，而是冷眼旁观。

仁安羌之后，虽然中国远征军在同古、叶带等战役中屡次挫败日军，但由于中美英三国作战动机各不相同，互不信任，各行其是，加上战术指挥上存在失误，自4月以来，战局急转而下，盟军只好分头撤退。

4月下旬，英军撤出曼德勒后向西撤往印度。这时候，孙立人再次挺身而出，接下英军防线，掩护已经丧失战斗力的英军后撤，然后为远征军主力第五军殿后，以一师之兵力阻击日军三个师团。

5月上旬，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胁迫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发布联合命令，要求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史迪威与老蒋不和，这是公开的秘密，此次他命令中国远征军撤往印度，即有控制该军，挖老蒋墙角的意图。

老蒋识破史迪威的意图后，也给中国远征军下了一道命令，北上撤回云南。

两道命令摆在面前，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丝毫没有犹豫，当即拒绝了史迪威的命令，并且表示中国远征军将忠诚执行蒋校长命令。

服从本国统帅，这本没什么说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孙立人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经野人山返回云南，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渺无人烟，给养困难，明显是死路一条，远征军不能盲目执行命令，史迪威的命令，应当认真考虑。

听到这话，作为黄埔嫡系的杜聿明彻底愤怒了。

他认为孙立人就是卖主求荣的小人，因此严令新三十八军继续为第五军殿后，掩护第五军进入野人山后尾随跟进。

孙立人也够绝的，面对杜聿明这道有针对意味的命令，他索性抛出个性，抗命不从，率领新三十八军调转方向，向西撤往印度去了。

此后的历史显得异常沉重。

由于野人山确如死地，不仅粮食供应困难，遍地蚂蟥、蚊蝇，疟疾等传染病肆虐，而且在撤退途中遭到了日军凶猛袭击，以致整个第五军4.2万人，仅撤退死伤人数便达到14700人，是作战伤亡人数7300人的一倍，可以说杜聿明这次撤退是在惨痛中完成的。反观孙立人，新三十八军几乎没有伤亡，很顺利地就撤回了印度。

是无限的忠诚重要？还是一时的得失重要？

不同的立场，答案依旧不同。

孙立人觉得他无可厚非，但杜聿明却觉得他可耻至极。

转眼到了1946年，老蒋蓄意发动内战，东北很快成为第一个主战场。这一年2月，由孙立人第三十八军扩编而成的新一军，被老蒋投送到东北战场。进攻四平受阻后，老蒋接连四次电催在英国伦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会议的孙立人，要他立即回国。

5月13日，孙立人从美国返回南京，进谒老蒋。

老蒋对他说，你马上回部队指挥，务必早日攻占四平，迅速进取长春，不得延误。

客观地讲，孙立人并不愿意打内战，此前他到欧美考察军事，就是巧妙的回避，现在老蒋亲自点了他的将，他再没有回旋的余地。

回到部队后，孙立人调整兵力部署和战术，在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的配合下，在四平正面实施重点突破。此间，东北民主联军考虑到防线过长、伤亡过重，形势于己不利，主动撤出了四平。

19日清晨，孙立人亲自驾驶坦克率先冲进四平城区。

眼见孙立人又开始高调抖威风，时任东北安保司令的杜聿明，再咽不下胸中恶气，开始挟隙报复。他命令孙立人率新一军沿中长路以西经怀德、长春、德惠、农安等方面向松花江北岸追击前进。但新一军由于进攻四平的作战时间过长、伤亡较重，孙立人坚决要求停止前进实行整补，同时对杜聿明偏袒新六军心怀不满，以致与杜聿明发生了公开冲突。

官大一级压死人。

5月下旬，杜聿明不同孙立人打招呼，直接命令新一军第五十师归新六军指挥，继续北进；与此同时，又命令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南下去海城解第六十军之围。

在孙立人率部抵达海城前，海城守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及五五二团共2700余人举行反内战起义，加入民主联军。杜聿明以此为把柄，将第一八四师起义指责为“因孙立人的自私自利见危不救而逼起的。”

“自私自利见危不救”，这可是无耻小人的显著标签。

1947年1月，林彪率领12个师越过松花江，发动“一下江南”攻势。在其塔木战斗中，孙立人被林彪围点打援一口气吃掉两个团，气得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

2月，在林彪“二下江南”的攻势中，孙立人又丢掉一个团。

昔日，孙立人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创造了辉煌战绩。

现在，孙立人受制于老蒋的黄埔嫡系，非但再没有创造传奇，反而处处受到排挤，遭到非议。

与杜聿明的纷争，因为老蒋偏袒嫡系，孙立人最终落败，并被架空。1948年10月，孙立人苦心经营数年的新一军在辽西会战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

如果孙立人足够明智的话，此后他应该选择归隐，遗憾的是，他并不甘于寂寞，还想借助美英的赏识以及自己的抱负，东山再起。

可他忘了黄埔嫡系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小人，老蒋视其为挟洋自重的野心家，所以他后来的悲剧是注定的。

被老蒋幽禁了近四十年，其实有一本厚厚的账在那里。